在《远西旅人》一书中，美籍华人历史学者皇甫峥峥考察了六个不同身份（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旅西使臣遗留的文字，从传媒学角度对晚清与西方建立外交信息体系的过程作了深入的调查与建构。可以说，该书的写作目的，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问题——“晚清是如何书写‘西方’的？”

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20世纪，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就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型，在这一模式下，晚清中国受西方技术思想的冲击，展开了对西方的回应，最终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外交体系。这种模式将中西方放在了二元对立的位置，中方显得相当被动，而受其影响，晚清人对于西方的论述，常常被断章取义，很少有人注意其中内涵的丰富信息。

皇甫峥峥没有接受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她具备宏观的观察能力，同时采纳了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东西方的相互接触，通过个体的行为，重构历史的细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翻译了很多西方经济、哲学、新闻、国际等方面的著作，里面有大量在东方从来没有过的名词。比如，革命、民主、经济、艺术、社会、干部等词汇，就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留学东瀛时转译过来的西学新知，后来经历了大范围的使用和推广，这些“和制汉语”悄然汇入了现代汉语体系，我们常年浸润其中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外来的事物。

在皇甫峥峥看来，日本的确主导了20世纪初西方知识向中国的传播，但是，在1895年之前，来自日本的影响并不是清朝文人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主要渠道，晚清文人对西方文化的自觉能动反应，也远远超过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清代涉外人士如何“书写”西方、诠释西方？皇甫峥峥力图通过他们的活动揭示他们所经历的流动性、异质性和矛盾性。

这本书抓住了历史的重要节点。作者指出，晚清的总理衙门是获取信息的主动方，这一机构赋予了“开眼看世界”的人们以新的使命——将未知的、源自西方的概念，整合进已有的、属于自身的信息框架中。书中六位使臣对自身责任与西方世界的不同看法，反映了这一使命的不确定性，而其思想的转变与外交体系的日趋成熟，正是整合信息框架的成果。

以第四章所描述的对象——身为学者的郭嵩焘为例，他曾多次担任晚清英、法、俄等国的外交公使，对西方外交体系与语言框架有着深刻认识，但在其笔下，亦不乏现在看来不妥乃至荒谬的内容，比如，对殖民体系的道德赞扬与对国际法理解的局限性。郭嵩焘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使得改革者视他为旗帜，但郭嵩焘认知上的偏差，却鲜少有人去发掘原因。作者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郭嵩焘是王夫之的狂热崇拜者，深受王夫之反对专制思想的启发，因此，他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是理想化的“六经注我”，将西方的崛起与传统天命论下的道德使命混为了一谈。郭嵩焘的例子，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翻译给出的，总是自己所期望的意思。

随着“使西”这一制度的日趋成熟，使团成员的日记愈发表现出私人化、琐碎化的趋势。在作者看来，这可能是保守退行的表现——中国人不再热衷于了解西方的事物。作者以最后两章的内容，通过对曾纪泽、薛福成这两位重要人物的介绍，试图解释原因——恰恰出自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例如达尔文思想在社会学领域的扩张，严重刺激了薛福成所代表的中国战略家的心理矛盾，既对西方的战略扩张深恶痛绝，又主张利用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帝国，以“适者生存”解释殖民扩张的历史影响、必要性与急迫性。

该书突破了旧有史观的桎梏，作者将个体的故事放在了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对“文化相遇”这一事件作了“历史化”的处理，由此得出了多样性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诚如结语所言，这是对于“另一种叙事”的尝试，而这样的尝试，无疑为我们重新认识近代化的历程，重新理解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带来了相当重要的启示。

作者:赵昱华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