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某拿着刀来到王某面前，手指着他继续叫骂，现场情况非常危险。这个时候，王某认怂，或者不要再激怒马某，也许他就不会动手，也不会把自己的性命给丢了。
但是，王某还是不服气，坚持不给马某让步，接下来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突然之间，马某拿着刀朝着王某的脖子砍去，他的动作很快很有力，王某的脖子当场被砍断了一半，鲜血狂喷，瞬间倒在了地上，围观的人四散奔跑作鸟兽散。
被砍的王某妻儿都在现场，哭天抢地也唤不回丈夫的生命。
网上很多传闻，说这个砍人的男子是个夜市算命的神棍，来自东北，与被砍男子的妻子有染，两男子因此发生纠纷，云云。
对这些小道消息，我一点不敢兴趣，我敢兴趣的是为何现在人们的戾气如此重？
为何他们总是对处在同样社会层级的同胞凶悍无比？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戾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叔本华的观点是：他们与世界反馈的模式出了问题。这个观点好像有点不好理解，但它跟古代的一个哲学观点不谋而合，这句话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它的意思是：只有衣食住行等基本方面满足了一个人的生活需求，人才能知道礼节和规范，才会对形而上的东西敏感。
否则，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人的第一诉求就是：争夺资源。
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的管仲说：“百姓缺吃少穿，还懂礼节，还能很好地治理，从古到今，就没听过这事。”
戾气和奴性是孪生兄弟。
传统社会其实根本不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因为，法家主张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君主是超越法律之上的，但其他人则应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无论尊长还是宗亲，都不能享有特殊优待。然而，传统的法律体系却对所有尊长依据儒家的观念给予了不同的待遇，亲疏等级不同，所适用的法律也有所不同。
皇帝自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皇族、功臣、贵族等群体，在触犯法律时，也有诸多豁免的条例。在一般老百姓的宗族内部，法律同样存在差异：儿子殴打父亲被视为逆天大罪；而父母、祖父母杀死儿子、孙子一辈，最初是毫无罪责的，即便后来有所处罚，也是从轻发落。
这种依据等级、亲疏、宗法关系来处理事务的方式，与法家的理念背道而驰，它更多地体现了儒家的思想。这种方式不仅渗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典之中，也深深植根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之中，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被彻底儒化的。
儒家的教化成为了思想统治的工具，旨在用儒学的教化来奴化老百姓的思想。在传统社会中，经典和圣人的言论是不容置疑的。敢于怀疑它们，就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诬法，这是要被判刑的。如果皇帝虚怀若谷，愿意听取意见，那么或许还能接受；但如果皇帝不高兴，就可能砍掉你的脑袋。
在西方，苏格拉底等人倡导怀疑精神。
当有人问及美德的定义时，苏格拉底坦诚地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进一步地，当被问及如何培养美德时，他更是直言，由于自己连美德的真正含义都尚未明了，因此更无法指导他人如何养成。然而，他并不会止步于此。相反，他会通过一步步的引导，激发人们的讨论与怀疑，逐渐让民众培养出一种怀疑与讨论的精神，以及平等交流的态度。
西方文明正是从这种怀疑精神中，发展出了完整的逻辑体系，其中包括了形式逻辑。但更为宝贵的是，从这种深入的讨论中，还孕育出了理性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们对老师、对各种观点、理论都进行深入的讨论，都仔细地考虑它们是否合乎逻辑。
事实上，现代的诸多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几何学等，都是在古希腊的思想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不平等和阶层差距是造成普遍戾气的原因之一。
当人们感觉自己辛勤付出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少数人却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大量资源时，他们会体验到强烈的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对他人或社会的不满与敌意。
追根溯源，这一切的根源往往与经济的拮据有关。拥有足够的财富意味着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而不必为了微薄的薪水去为他人服务，同时忍受各种不公。
以前几天发生的女法官被杀事件为例，这起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因为起诉索赔18800多元的住院费和误工费等，而最终的判决赔偿金额却仅为9300多元。这位法官可能至死都不明白，为何因为区区不到一万元的金额，竟会有人不惜以命相搏。
在她看来，这可能只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不值得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这恰恰反映了当下，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所可能采取的极端行为。
这是不同阶层的标准和认知要了她的命。
对于一个50岁社会底层单身汉来说，扣除水电吃饭钱，两三年都未必能存上一万元，何况这个费用可能对他来说是笔巨大的负债，有可能导致他几年都翻不过身来。
绝望使他放下法律拿起武器，导致惨案发生。
为什么现在维稳越来越难？
阶层收入的差距导致了上层认为合理，可是底层却死都不能容忍和接受。上层认为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因为他们只站在自己的位置去看待问题。
长此以往，割裂越大，惨案越多。
这个社会最不缺的就是这些奴才，他们生活中堆积了不满与愤怒，却不敢向更高的一层倾泻，但是面对同样的弱者，他们却勇猛无畏，勇敢的举起了屠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