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家经济》是『砺石商业评论』的一个核心文章专栏，试图从经济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全球各个核心国家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不同国家经济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国家是埃及。

王剑 | 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埃及，这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如今却在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中迷失了方向。

从法老的辉煌到阿拉伯世界的佼佼者，埃及历经无数兴衰，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现代埃及的发展却未能延续古埃及的辉煌，反而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

不禁令人好奇：埃及，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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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被征服的古埃及历史

从地图上看，埃及虽然有101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实在不算小，但实际95%的国土都被沙漠所覆盖，可耕种面积不足4%。且境内除了纵贯南北的尼罗河之外，几乎没有常年性的河流。

尼罗河对于埃及的重要性，可以从当地一句谚语看出，“尼罗河上午干涸，埃及下午就会灭亡”。

这是因为埃及是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蒸发旺盛，雨水稀少，生活和农业灌溉水源完全依赖尼罗河。

尼罗河的源头位于遥远的东非高原，每年夏季，季风带来的降雨为河流注入了充沛的水源，使得河流定期泛滥，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使得河谷区和三角洲的土地极其肥沃，庄稼可以一年三熟。

历史上游历过埃及的希腊人曾经羡慕地写道：“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以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

因此，埃及历史上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生产国之一。

依靠如此优渥的自然条件，埃及才孕育出历史悠久的古埃及文明。

古埃及文明起源于7000年前，一支撒哈拉族群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历尽千辛万苦跨越无尽的沙丘，终于发现了这片水草丰美的河谷。

定期暴涨的尼罗河不仅没有摧毁新的文明，反而被古埃及居民逐渐掌握其泛滥规律，演绎出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农业系统。

他们不仅学会了利用河水的泛滥来灌溉农田，更通过种植小麦和亚麻等作物，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史前文明。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各地部落逐渐形成，并且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还出现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逐渐成型。

定居于此的人们将太阳神视为最重要的神明，因为可以主宰尼罗河水位的上涨。在这种崇拜心理下，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王视为太阳神的化身，并根据尼罗河上涨和泛滥的周期，将一年分为泛滥季、生长季、收割季（类似我们的农历），保留至今。

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逐渐出现数十座史前城镇，互相既有贸易往来，也有战争中的吞并与融合，开始有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之分。

其中，南方河谷被称作“上埃及”，大致经历了塔斯亚巴达里文化，涅伽达一期阿姆拉特文化，涅伽达二期格尔塞文化，涅伽达三期塞梅尼文化（也称前王朝时期）；北方三角洲则是“下埃及”，分别经历了法尤姆文化、迈瑞姆达文化、奥玛瑞文化以及马阿迪文化。

这些文化彼此交融，也互有争斗，持续了千年。

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下埃及”被法老美尼斯统一，强盛的古埃及王国（早王朝时期）就此诞生。

公元前2700年至约公元前2180年，古埃及进入了古王朝时期，分为第三、四、五、六王朝。

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埃及金字塔出现于第三王朝时期，而在第四王朝时期，埃及开始兴起建造金字塔的热潮，著名的胡夫金字塔便形成于这个时期。

每座金字塔平均由230万块巨石组成，每块巨石重约2.5吨。仅胡夫金字塔修建就耗时三十多年，有10万人参与了修建。因此，第四王朝也被视为古埃及的“荣誉时代”。

然而，古埃及文明并非一直处于辉煌之中，伴随时间的推移，这个文明也经历了分裂和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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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的前生

公元前1085-前752年，埃及又历经了四个王朝时期，即第二十一到二十四王朝，依然战争不断，彼此间打得不亦乐乎。

直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人之后，又率军征服埃及，正式加冕为法老，并在此建设了亚历山大港，就此开创了古埃及的巅峰时期。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手下托勒密一世定都亚历山大城，建设了当时最为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让埃及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

托勒密家族治理的300年间，希腊人成为古埃及社会的主要群体，古埃及开始全面希腊化，融合不同文化的埃及文明越发璀璨。

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明，最终却是在地中海的风云变幻中悄然消亡。

公元前31年，被称为“埃及艳后”的克娄巴特拉七世，虽在几位罗马强权人物之间竭力周旋，却还是无法避免埃及被罗马帝国吞并。

随着古埃及被纳入罗马的版图，成为帝国的埃及省，古埃及文明就此终结，流传数千年的神王崇拜也逐渐被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取代。接踵而来的外来族群入侵和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古埃及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

公元4-7世纪，埃及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又被波斯萨珊王朝占据。

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发动战争，埃及又被阿拉伯帝国占领，期间先后出现了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

12世纪中叶，埃及又被阿拉伯人建立的马木鲁克王朝统治，度过了二百多年的和平时光。

15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埃及再次被攻占，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

16世纪，拿破仑入侵埃及，纳为法国殖民地，并将这里的艺术品和知识带回法国，激发了全欧洲对埃及文明的兴趣，推动这个古老国家开始缓缓步入现代化之路。

随后，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攻入埃及，将此地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

19世纪初，埃及人在自立为王的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来，可随即又被英国占领……

毫不客气地说，千年以来的埃及文明就像一部文化更替史，面对外族入侵，始终是不断被征服和同化的过程。

关键性原因还是埃及地理位置实在太特殊了，地处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文明交界处，串联着亚非的陆地交通。不仅如此，埃及还濒临地中海、红海两大海域，通过地中海可以通往大西洋，通过红海可以通往印度洋。

可以说，正因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特殊地理位置，才让埃及“怀璧其罪”，不断被各种势力觊觎和侵略。

提到埃及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苏伊士运河。

可以说，埃及文明的富庶和衰败，都与这条命运多舛的运河有着密切关系。

用我们习惯的话语来说，可谓是“一部苏伊士运河史，半部埃及伤心史”。

苏伊士运河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

当时的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为进行海外贸易，下令挖掘一条贯通“东西方向”的运河，连接红海与尼罗河，这便是最早的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一词，就是根据“辛努塞尔特”之名转化而来。

随着时间流逝，古埃及走向没落，古运河年久失修，导致河道淤塞，最终被荒废，无法再使用。

这一荒废就是数千年，直到公元前600年的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时期，法老尼克二世下令重新清理运河，可工程尚未结束，他就去世了，运河再度荒废。

运河再次清理已是百年之后，公元前500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率领波斯占领埃及，为了开展贸易，下令清理并恢复了运河。

大流士之后，埃及先后属于不同的王朝——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

埃及时而战乱，时而稳定，时而独立，时而被占，运河也如同埃及的命运一般，时而荒废，时而重建，时而繁荣……

直到公元8世纪左右，统治埃及的阿拉伯帝国宣布彻底废弃这条苟延残喘千余年的古运河。

这条运河再次被人们所想起，已是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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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的今世

1854年，法国蚕食北美的殖民地后，开始关注已拥有的非洲殖民地，希望将其变成本国扩张全球的后勤补给基地。

这样，法国就急需一条可以连通欧洲和非洲的海路通道，盯上了荒废已久的埃及古运河。

彼时，埃及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法国在得到其允许后，组建了苏伊士运河公司，重新挖掘运河。

奥斯曼殖民当局强征埃及当地贫民穿越沙漠挖掘运河，工程耗时近11年，最终以牺牲12万民工、消耗1860万镑的代价，于1869年11月17日通航，这一天也成为苏伊士运河的纪念日。

苏伊士运河落成后，全长195千米、宽280-365米、深16.16米、复线68千米，两端分别连接北部地中海畔的塞得港和南部红海边的苏伊士城。

自此，苏伊士运河经红海至地中海到欧洲，比从非洲南部的好望角绕行，至少节省了上万公里的航程，可见其巨大的经济价值。时至今日，苏伊士运河已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通航率占到世界航运贸易的14%。

按照合约，最初主持修建运河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99年的运营权。

这意味着，运河开通后的利润属于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下属的埃及总督，跟埃及没有什么关系。

如此巨大的财富价值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怎么会少得了嗅觉灵敏的英国。

1874年，英国政府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收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部分股份，从而加入了分蛋糕的队伍。

随着英法等资本不断渗透，列强环伺的埃及经济陷入崩溃。

1876年，英法两国趁火打劫，以提供贷款为诱饵，与埃及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埃及被英法两国所控制，苏伊士运河也自此成为英法共管的“私有财产”。

不甘被英法控制的埃及人随后爆发多次起义，甚至成立了新的政府，但很快就被英国殖民者扑灭，全面把控埃及政治、经济的大权。

1919年，一战结束后，英国将埃及纳入“托管”，数万埃及人开始爆发抗议，却遭到英国统治者和埃及当局的血腥镇压。

此时，殖民政府官员萨阿德·扎格鲁尔率领埃及人代表团，前往英国本土，期望通过三寸不烂之舌讨来独立。

代表团在埃语中谐音“华夫脱”，该谈判之旅因此也被称为“华夫脱运动”，并催生出至今活跃在埃及政坛的一支政党——华夫脱党。

虽然这次发出的埃及独立呼声，不出意外地被英国掐灭，却使得埃及国内反英浪潮迭起，令英国殖民者胆战心惊。

1922年，迫于压力的英国人形式上承认埃及独立。

1923年，埃及制定宪法，宣布埃及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设立议会，华夫脱党获90%议席，扎格鲁尔做了首相。

不过，英国人虽然同意埃及独立，却坚持要保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权益，并强行保留了驻军权。

两年后，由于驻埃英军总司令遇刺而亡，英国借此强行解散埃及议会，废除1923年宪法，重掌埃及大权。

英国人始终希望控制苏伊士运河，不仅仅是其地理位置重要，关键这是一棵实实在在的“摇钱树”。

一组来自法国公布的数据可以证明其利润之大：1870年到1930年的60年间，苏伊士运河纯利高达35亿法郎，几乎与当时法国每年的总收入相当。

与之相对的是作为运河所在地的埃及，却获利甚微，得到的利润不足10%。

不难想象，守着如此令人垂涎的“聚宝盆”，英国人怎么舍得拱手相让。

面对凶狠的殖民者，埃及人也越来越明白：对付豺狼，唯有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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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走出的“非洲雄狮”——纳赛尔

1927年，扎格鲁尔含恨谢世，无数悲痛的埃及人，涌上开罗街头参加葬礼。

当时的人群中，有个9岁的男孩，亲眼目睹了像潮水一般的人流，脑海中开始有了强烈的反英意识。

他叫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一个来自埃及贫民家庭的孩子。

因为深受反英情绪的影响，青年时期的纳赛尔不仅积极参与反英游行，还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组建了秘密的反英团体。

1948年，因其在中东战乱期间表现出色，他获得了“法卢贾之虎”的称号，军衔一路荣升为上校。

可惜由于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惨败，纳赛尔从中看出只会迎合英国人的法鲁克王朝政府腐朽无能，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决定要用武力推翻法鲁克王朝，改变埃及现状。

1952年，纳赛尔精心策划的军事政变成功，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结束了埃及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虽然埃及的政治变化再次遭到英国人的抵制，可纳赛尔背后却有苏联的支持，大国博弈下的埃及最终获得了独立。

从此，古老的埃及才从两千余年的战火和支配中站起来，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

纳赛尔随后开展的土地改革、驱逐英国军队、废除宪法和解散政党等一系列行动，也得到了埃及民众的强烈支持。

不过，此时的纳赛尔还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由临时总统纳布吉带领的穆斯林兄弟会势力庞大，与其在政治上有着较大的分歧。

为了支持纳布吉当选，穆斯林兄弟会选择刺杀纳赛尔。幸好纳赛尔早有防备，并抓准这个时机，一举清扫了穆斯林兄弟会势力，顺利当选埃及总统。

为了巩固政权，纳赛尔将曾经分散的权力收回中央政府，并实行企业国有化，继续推行土地改革等政策，使得埃及焕然一新。

大权在握的纳赛尔也意识到，想要彻底解决埃及的各项危机，强化自己的地位，首先要收复苏伊士运河。

1956年，经过与英国的艰苦谈判，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不过，英国很快就反悔，联合法国和以色列，浩浩荡荡直扑埃及而来。

面对三国联军的压力，埃及军队坚守苏伊士运河死战不退，但局势越来越不利。

紧急关头，埃及得到了美苏的支持。

没办法，苏伊士运河太重要了，美苏两国一直不满英国独霸，联手警告英法，如果不停止对埃及的进攻，将会对埃及进行“必要”的军事援助。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英法两国最终妥协，将苏伊士运河归还给了埃及。

虽然纳赛尔带领的埃及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却奇迹般地拿回了运河的掌控权，这足以让他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爱，使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传奇。

这场牵动全世界的争夺苏伊士运河事件，也激发了纳赛尔联合阿拉伯世界联盟，成为其霸主的野心。

不久，在叙利亚提议下，埃及与叙利亚组建了一个新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纳赛尔怀着满腔热情，希望通过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整合内部各派势力加速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

可惜他的很多想法并未考虑到许多国家的国情，尤其是最早加盟的叙利亚，过于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导致叙利亚民众严重不满，最终与其分道扬镳，宣布独立。

在干涉也门内战时，纳赛尔支持推翻影响阿拉伯主义的封建势力，但由于未能平衡好各派关系，使得也门内战升级，纳赛尔又无法收场，从而给埃及声誉带来了巨大损害。

纳赛尔一连串的政治鼓动，更招致约旦和沙特王室的警惕，害怕这股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在随后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按兵不动，最终导致了阿拉伯联军的彻底失败。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启，以色列在短短的“六日战争”中，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军队溃不成军。

此事不仅让纳赛尔的阿拉伯联盟破灭，也标志着他向往的阿拉伯主义彻底失败。

为了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纳赛尔不得不辞去总统的职位，黯然下台。尽管后来他又在人民的请愿下恢复了职位，但政治生涯也自此开始走下坡路。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去世。在其葬礼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代表团和500万群众为他哀悼。

纳赛尔的一生，虽然参与的多数战争没有胜利，但他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的政策和改革，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深刻地影响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和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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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经济困境与国际影响

纳赛尔的离去不仅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终结，也使得中东局势在列强操纵下变得越来越糟糕。

埃及政治和经济同样遭受重创，开始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独立之后，纳赛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经济发展，如通过实施土地改革，旨在减少大地主的权利，提高农民待遇，修建阿斯旺大坝等水利设施，有效提升了埃及的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纳赛尔政府还不断推动工业国有化，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以促进工业化和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埃及也因收回苏伊士运河，带来每年上百亿美元的稳定收入，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经济振兴的“优异生”。

但是随着纳赛尔离世，埃及影响力的削弱，国内经济面临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困境，其中既有结构性的，也有周期性的，影响了埃及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首先是埃及经济过度依赖农业和运河收入，使得国内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然而，农业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灌溉水源和土壤肥力等自然因素影响，同时棉花、小麦等价格也很容易受到国际价格影响，造成农民收入和国家出口受损。

同时，苏伊士运河作为全球航运的重要通道，虽然为埃及带来了巨额收入，但随着全球贸易波动、航运技术进步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等影响，也对其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次是埃及经济在纳赛尔时期开始的国有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可这些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依赖政府补贴，逐渐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埃及长期的国有化政策也抑制了私营部门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对埃及经济更为不利的是，纳赛尔去世后埃及出现的政治动荡，尤其是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把控下，始终未能从中东地区混乱的泥淖中跳出，反而越陷越深，严重影响了投资者信心，使得大量外资始终不敢涉足埃及。

对于埃及来说，与以色列关系紧张也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大败后，为弥补战争中受害的阿拉伯国家，沙特主动提出每年捐助5000万英镑，同时提议科威特捐6000万英镑，利比亚捐3000万英镑……

从这之后，埃及每年都能收到约1亿英镑捐助（算起来，这比埃及在战争中的损失还多出10%）。

虽然纳赛尔政府当时并未同意接受援助，但这笔钱还是“硬塞”进了埃及政府怀里。

随着这样的经济援助逐渐成为惯例，“拿人手软”的埃及自此成为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对抗的“马前卒”，背后永远是摇旗呐喊的中东石油国。

对于埃及来说，这也意味着世界对埃及的关注，不再聚焦于苏伊士运河，直接化身为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角色。

幸好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上台，实施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和改革，让埃及的政治和经济有了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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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经济的发展困境

萨达特最初是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因为参与推翻法鲁克王朝，从一名普通军官一跃成了执政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并得到纳赛尔的信任。

萨达特接任埃及总统后，通过第四次中东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打破了以色列自吹自擂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声誉，逐渐站稳脚跟。

但也是因为看到战争始终不能解决中东问题，逐渐转向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政策。

为了缓解与以色列多年来的战争局面，萨达特先是与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紧接着又通过签署《以埃和平条约》，结束了两国长期的敌对状态，不仅为埃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也为埃及带来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投资。

为了增加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萨达特推动经济自由化政策，开放了市场，鼓励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允许私营部门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埃及的增长和多元化，更令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了质的飞跃。

面对埃及迟滞不前的基础设施，萨达特政府还在教育、卫生和住房等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以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并在政治上，推动了文化和宗教自由，让更多年轻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萨达特的这些政策和改革虽然并不彻底，甚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权威主义，但客观上还是对埃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经济增长，改善了与邻国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为埃及的现代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可无论是纳赛尔，还是萨达特以及随后的穆巴拉克等埃及政府，始终没能解决埃及最要命的资源短缺与人口暴增问题。

独立之后的埃及，为了发展经济，选择了工业建国，建设了阿斯旺大坝等一系列水利设施。

这些水利设施确实有着较高的工业价值，但扰乱了自然环境，妨碍了尼罗河的泛滥，导致土壤肥力迅速下降。

埃及的农业生产能力急转直下，有数据显示，埃及目前耕地数量只有6000万亩，粮食年产量不足300万吨。

可埃及每年的粮食需求，是1500万吨……

埃及立即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明明是产粮大国，可粮食不够吃，得源源不断地拿外汇购买。

既然重点发展工业，那埃及的工业水平如何呢？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贯穿整个埃及历史的财阀集团。

埃及财阀集团其实来自早期的权贵家族和政治势力，他们控制着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和资源，如工业、农业、金融和媒体等。

纳赛尔在世时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五年计划时期”，依靠自身威望，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将一些关键行业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削弱了财阀的权力，才使得埃及工业以10%的惊人速度高速增长。

可纳赛尔离世后，即便同为强人的萨达特也无力控制国内各类财阀势力，到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财阀势力反而借助经济自由化政策为私营经济提供发展空间，再次从中攫取了大量财富。

客观上说，埃及的财阀集团也不全是坏人。

一方面，他们通过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限制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更带来无法避免的政治腐败。

虽然各个时期的埃及政府，都对财阀集团进行过限制和打击，但想彻底根除却无能为力。

正是在无孔不入的财阀势力影响下，埃及从经济到政治，几乎方方面面都被其控制，工业化进程极为缓慢，成熟的工业体系始终没能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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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口问题“锁死”的埃及经济

工业和农业的困局只是埃及发展阶段的不同体现，可埃及真正的问题是无解的人口数量。

其中不乏宗教信仰背景，埃及的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多生孩子是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不过，早年的埃及因为人多地少，加上战火不断，人口增长并不显著。

可独立后的埃及迎来久违的和平，人口直接飙升。

为了缓解人口猛增给开罗带来的发展压力，早在1976年，萨达特就开始以美国的“卫星城”为模板，推出沙漠新城计划，陆续搞了如斋月十日城、萨达特城等十几个“卫星城”，然而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成果。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任期间（曾在位30年，1981年到2011年）也同样严控人口增长，但收效甚微。

随后接任的穆斯林兄弟会彻底放弃人口控制，埃及人口在这个阶段再次暴增。

2014年就任的总统塞西（连任至今）上台后，曾发起了一项名为“两个就够”的运动，呼吁埃及民众少生孩子，从实际结果来看，也不是很乐观。

要知道上世纪的埃及总人口才不过三千万，可眼下的埃及总人口已达1.1亿，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尤其是近十年，埃及人口增加了3000万，暴增了40%，至今依然保持近2%的人口增长率。

其中大部分都生活在仅占全国面积4%的尼罗河沿岸，大开罗市区目前的人口超过2200万，已经严重超过了适宜居住的警戒线800万人口。

这使得埃及有些无奈，自己明明是与尼日利亚、南非的“经济三强”之一，可实际人均GDP却受人口拖累为世界倒数。

2023年，埃及GDP总量达到495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41名。但被上亿人口平均后，人均GDP只有4100美元，位列全球第121名，已经是倒数行列。

尴尬的是，埃及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根据2022年人口数据，51.2%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只有4.3%的人口年龄大于65岁，这意味着未来的出生率只会高不会低。

拥有这么多人口，埃及却并没有享受到丝毫的“人口红利”。

简单说，由于埃及的农业耕地面积不足，工业化又没有成规模，国家根本无法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5%-18%。

同时，因为埃及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中高端就业机会很少，学历越高的群体失业率反而越高，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远大于小学毕业生。

底层的埃及人就更别提了，许多人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一辈子只能住在肮脏拥挤的城中村或农村，毫无出头之日。

生育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农业生产跟不上，最可怕的结果就是粮食供应不足。

幸好，为了不让饥饿蔓延，埃及政府有一项著名的“大饼计划”（也就是馕，埃及主食），每天为普通老百姓提供廉价大饼。

这是自穆巴拉克上台后，埃及政府推出并执行至今的福利政策。

政策规定，只要是埃及人，每人每天可以购买补贴后的5个大饼。每张补贴大饼的价格也不贵，只有0.05埃及镑，折合人民币2分钱……

根据埃及政府公布的信息，大饼成本为1.6375埃及镑（约为0.25元人民币），但补贴的部分超过了90%。

算算可能不多，但考虑人口基数和每日补贴，埃及政府40年来，确实在此补贴上花费了不少钱。

还有钱能买到粮食，已是埃及政府的幸运。

问题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和经济动荡，埃及既买不到粮食，也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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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逐渐被蚕食的埃及

埃及早年进口粮食主要为小麦，对外依赖度超过60%，其中50%的小麦需求依赖于俄罗斯，30%依赖于乌克兰。

但随着疫情和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首先取消出口小麦，转为国内储备，俄罗斯也随即由于为应对欧盟的反制裁措施，限制了粮食出口，这对埃及来说无疑是灾难性打击。

更令埃及“心塞”的是，2023年9月，埃及迫于政治形势，被迫取消了与俄罗斯的小麦进口合同，使得国内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

消息传出后，埃及国内立即陷入粮食危机，恶性通货膨胀飙升，食品通胀一度高达73.6%。

与此同时，埃及的邻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的冲突，以及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行动，导致红海通向亚丁湾的出入口被封锁，这对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航运的埃及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红海危机的影响，通过运河的船只数量大幅减少，通行费收入下降了40%，使得一直仰仗苏伊士运河作为其经济命脉的埃及再度收入锐减。

更令埃及政府头疼的，还有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问题。

工业化失败是埃及政府一切灾难的源头，因为长期补贴越来越多的民众，埃及政府一直入不敷出，至今还背负着高达1897亿美元的外债，可财政收入却早已捉襟见肘。

2024-2026年，埃及政府必须偿还的额度为756亿美元，仅今年即将到期偿付的外债便达到422.6亿美元。而2023年，埃及政府的总收入是2.1万亿埃及镑，折合不到400亿美元。

显然，这样的财政状况下，埃及政府维持基本运转，支付公务员工资以及继续补贴平民都成为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2023年10月，评级机构穆迪已将埃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埃及政府还碰到一件“倒霉事”，去年开始的美元加息，吸引大量美元回流。本来政府外汇储备就有限，结果又碰到美元不断外流，直接导致外汇枯竭。

眼见经济局势恶化，埃及政府也豁出去了，也选择疯狂加息，直接将利率调整到28%。

也就是说，把100块钱存在银行里，就有28块钱的利息……

懂点经济的人知道，埃及政府眼下的举动，是试图通过提高存款利息来吸引资金流入，可这不仅对商业活动产生毁灭性打击，更会招致国内严重的经济混乱。

恰好此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动找上门，同意借给埃及政府30亿美元，条件是埃及必须允许汇率自由波动。

埃及很清楚，IMF背后的资本正蠢蠢欲动，准备进场收割埃及的国有资产，重演当年他们在韩国上演的那幕。

1997年末，走投无路的韩国被迫向IMF低头服软，拿到了解困的550亿美元。但相应的，韩国也被迫接受了IMF提出的7条不平等条约。

其中最令韩国政府不满的便是“开放韩国市场，允许外资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并购韩国企业”。

这意味着，韩国政府失去了对本国企业的管控权，可又能怎么办呢？

随着条约的签订，大量外来资本如潮水般涌入韩国，逐渐控制了韩国大量核心企业的经济命脉。包括韩国最引以为豪的三星集团，大部分股份也被华尔街巨头掌控。

道理都懂，可绝望中的埃及实在熬不住了，最终还是同意了IMF的条件，以46个月内获得IMF 30亿美元的低价，把自己打包卖了。

很快，国际市场不出意料地作出了反应，埃及汇率突然暴跌40%，相当于每100埃镑从人民币23元断崖跌至15元，创下历史新低。

这意味着埃镑汇率每贬值10%，被海外资本觊觎的埃及境内的资产就便宜10%，购买后的收益就多10%。

为了民生，埃及政府还不得不去控制国内的高通胀，国内的通胀每降低10%，国内的资产也就便宜10%，对应美元资本收购后的收益又增加了10%……一来一回，后续入场的美元资本收益就高达20%。

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及的优质国有资产，包括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可能会再次落入外国投资者手中。

粮食危机、收入锐减、外债压力和政治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眼下的埃及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

可怕的是，这场噩梦还只是刚刚开始……

或许，正如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所说：

不同国家早就被分成三六九等，很多贫穷都是结构性贫穷，弱国无外交，穷国无市场，在全球市场里，弱者没有正义，穷国根本没有议价权。

这一切，令人既熟悉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