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存在太多传奇和匪夷所思。历经十六帝,享国276年，更是被戏称为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不过明朝前中期的文治武功相比汉唐盛世也并不逊色多少，如果说洪武帝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那么永乐帝则复原了元帝国的气势，但就是这样一个强盛的王朝，却在中后期接连犯错并在小冰期的“天罚”下覆亡，那么明朝到底是怎么了？

颇具汉唐气象的大明帝国

在1405年，6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力量，可与大明帝国争雄。作为武将出身的朱棣，在“靖难”后登基作了永乐皇帝后，明帝国无论在政治野心、经济实力还是军事技术、造船工艺上，都占有绝对的世界优势。此时明朝开国已有约半个世纪，随着国力恢复，农业经济繁荣，专制政体强大，扩张的时代又开始了。

向北，永乐皇帝5次御驾亲征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将中国的北疆扩展到克鲁伦河与黑龙江；向南，帝国的20万军队征服了越南的阮氏王朝，安南交趾被纳入附庸，向西永乐元年，侯显出访西番（西藏、尼泊尔、印度），然后1413年陈诚出使西域（中亚）。如果说洪武皇帝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那么永乐皇帝则复原了元帝国的气势，颇有汉武唐宗的气象。

此时的明帝国的疆域囊括了汉地和东北，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北达阴山；西至哈密卫和嘉峪关；西南到达缅甸和暹罗北境；并在青藏地区设立了羁縻卫所，延续了元朝时对青藏高原的管辖。同时派遣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海上远征。

当时的中国，在经过秦汉和唐宋两个发展高峰之后，中国的造船技术和工艺终于在明朝达到顶峰，多项造船技术堪称世界第一。就拿郑和船队的船舶类型来说，按功能分有大宗宝船、分宗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水船等；按船型特征分，有福船、沙船、广船等；按载重量分，有2000料、1500料、400料、100料等；按推进方式分，有9桅12帆到3桅3帆或大八橹、二八橹、六橹等。

这在数百年前的世界南方海域，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丽的景象。大明在收获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最优秀的成果同时，在海洋文明中结出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硕果，不过短短几十年，郑和下西洋便成为了传奇般不可思议的“明初盛事”。

而此时，当郑和使团从明帝国的都城出发第一次下西洋时，首至占城，自旧港取西北针路过满剌加向西到苏门答剌，入印度洋，经翠兰屿、锡兰山，继向西北，到小葛兰、柯枝、古里返航，其航行的距离几乎跨越地球的三分之一，而前往西方世界的后一段则留给了半个多世纪后的葡萄牙人：1498年达伽玛的舰队停靠在印度的卡利卡特港，便是当年郑和一再访问的古里。

相比以武力为依托，以商业开发和殖民扩张为目的西方大航海，郑和下西洋更多是以贸易为手段，追求官方的朝贡贸易，以维持东南亚诸国与明帝国的藩属关系，此时的郑和船队更像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即所谓的“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但这种缺乏民间贸易支撑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的航海活动在永乐帝逝世后戛然而止。

财政危机，帝国灭亡的腹心之患

所以15世纪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欧亚大陆得两端，东方是一个庞大陆地帝国正在收缩，西方则是一个偏远小王国正在扩张。永乐帝后，明帝国的扩张政策达到顶峰，之后随即转向收敛的本土主义：即向南结束了郑和远航，向北则重修长城。世界历史开始走到东西消长、大国兴衰的关键一步。

而长城的修建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因为坚固雄伟的明长城，是明朝举全国之力，花费大量真金白银“堆”出来的，特别是东部险要地段的长城，由于担负着拱卫京师的任务，都是用条石和青砖砌成，十分坚固。当然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建造完成。

据历史学家黄仁宇估算，明朝修建1公里长城，一般需花费7700两白银，高则31500两白银。而明长城的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公里，壕堑长359.7公里，天险长2232.4公里。单算边墙的话，明朝修建长城就至少要花费4850多万两白银。除了修长城花钱，打仗更需要花钱，要维持北方十几个军镇的运转，每年就要超过800万两白银。

要知道，明朝就算是财政比较富裕的“张居正时代”（1572—1582年）时期，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400万两白银。而在1582年张居正逝世后，明朝财政更是不断恶化，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朝国库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30万两白银。因此，修筑长城对明朝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只能靠不断征集赋税甚至通过卖官鬻爵来解决。于是在明朝中后期，官场几乎成了菜市场，官位成了明码标价果蔬，可以自由买卖。

面对如此尴尬的境地，明朝难道不能停止修筑长城吗？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元顺帝虽然北逃漠北，但其军事实力尚存，蒙古部族时刻都想重主中原。明朝初期，对蒙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政策，徐达、常遇春等曾多次率兵深入漠北，而永乐帝也曾5次规模巨大的亲征，打击蒙古，但始终因为游牧势力的机动性难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边患。

蒙古帝国灭掉宋朝的汉人政权，几乎成了明帝国统治者挥之不去的亡国记忆。而在当时除了修筑坚固的长城，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为此永乐帝甚至还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迁到了北京，开启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历史，而修筑长城便是为了实现用较少的兵力抗击较多敌人进攻的目的。

事实上，明长城用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作用还是显著的，高达的城墙不但有效地阻挡了攻城之敌的进攻，而且还使敌人产生了望而却步的感觉。因此有人认为，当年如果没有吴三桂“反水”打开山海关城门，满清要想攻破长城，绝非易事。

当然除了修筑长城给明朝财政构成的巨大压力外，抗倭战争和藩王政策也给了财政相当大的压力。比如按照明朝惯例，各地藩王的俸禄全部由地方财政供给，与清朝对宗室的底薪“放养”政策相比，明朝的各地范围几乎都是高薪“圈养”，以至于到明后期，各地藩王子孙繁衍，财政支出节节攀升。

相较之下，清王朝便吸取了这一教训，对待宗室的王公子嗣不仅会“降等袭封”，考试不合格还要被褫夺爵位，成为“闲散宗室”。这种操作对“天潢贵胄”看似刻薄寡恩，但却最大限度发挥了拱卫帝室的效能，也极大限度地限制了“尾大不掉”。

雪上加霜，小冰期降下“天罚”

对明帝国而言，这种种的巨大花销都需要从农民身上收税来填补，于是当包括陕北在内的北方出现大规模蝗灾和严重干旱时，颗粒无收之下甚至要卖儿鬻女也要承担税负时，农民起义席卷而来，于是明帝国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实际上，不光是明朝，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都跟气候变化和粮食产量密切相关。

粮食丰收、社会稳定和国力强盛的秦汉隋唐，都处于相对的“暖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几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均对应着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段且温暖时间持续较长。而南北朝、五代十国、北宋末年及明末清初，大部分都处于相对的“严寒降温期”，不仅伴随着气候变化、干旱频繁和粮食歉收，还往往会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侵。

这是因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往往存在着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碰撞的外因。一个大一统的强盛王朝灭亡，再由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华戎杂居”局面，或割据分裂，或南北对峙。然后经过战争过程，天下重新归一，华夏再度振兴为一个强大王朝，继而又一场北方铁骑南下，中原又面临一场战乱…一种周期性的震荡，魏晋南北朝是这样，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也是这样，明末清初更是如此。

这种震荡周期是与气候的冷热干湿变化周期对应的。当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转向寒冷干燥时，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便会受到重大冲击，社会动荡进而战乱纷起；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因为气候严寒，面临牲畜冻死，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的威胁，不得不南下寻找宜牧土地，或南下劫掠以渡过时艰，于是本就因“内忧”摇摇欲坠的中原王朝，在外来冲击下便崩溃了。

之后当气候再度回暖猴，随着雨水增加，农耕生产复苏，百姓吃饱穿暖，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中原王朝便会进入繁荣强盛期；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因为草原恢复，游牧文化也蓬勃发展，不必再为牲畜过冬的生计发难，于是游牧部族与中原王朝的矛盾便会小很多，而且由于农耕相比游牧的产值更大，这个物阜民丰时期的中原王朝的实力也远较游牧部族强劲。

而且通过比对中国古代的气候记录便会发现，从公元8世纪中期开始，气候环境开始变的干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农业歉收，华北地区的小麦普遍出现减产，水稻的种植区域也南退，粮食总产随之降低。特别是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北方藩镇林立，大量人口南迁，而且长江流域至岭南也一改往昔的水量过度变得气候适宜，于是中华文明的经济重心进一步难移，江南地区遂成为鱼米之乡，富庶之地。

此后尽管还有短暂的温暖期出现，但中国气候的整体温度始终未能恢复到公元前和汉唐时的水平，甚至在明朝末年再度迎来历代王朝都未曾出现过的世纪降温-小冰期，最终明帝国也淹没在寒冷之中。所以遍阅人类文明史，会发现这也是一步自然灾害抗争史，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往往会带来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刻影响到文明进程和历史朝代的更迭。

当然，明朝的灭亡，肯定还有别的缘由，比如皇帝怠政、东林党争、阉党专权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财政崩溃和气候变化无疑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让明朝这个颇具汉唐气象的王朝强盛一时。而如今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对我们是好是坏呢？

上期回顾：气候的冷暖变迁，承载着中国疆域的变迁，更是王朝兴衰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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