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周宁县博物馆馆长郑勇一行人前往泗桥乡做文物调研时，在一位村民家里看一只铜质“水瓢”。

郑勇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它，我就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它的外形呈圆腹，宽口沿，有长柄，通体素面无纹，斗身布满铜绿，还沾有一些闽东北常见的红壤，整体保存完好。凭我的经验，这是一古代用来熨衣服的熨斗，极具考古研究价值！”

经过询问，这位村民告诉周勇，这个东西是他在政和县一处工地务工时偶然挖到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是感觉它像个“水瓢”，而自己家又恰好缺个水瓢，因此把它带回了家，一用就是十年。

郑勇所在的周宁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从商代开始，就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留下了众多厚重而又丰富的文化遗产，尤以古建筑和古银矿而闻名于八闽大地。

一、

很多人了解周宁县，是从这里隐藏着的一处千年古银矿遗址——宝丰银矿开始的。

早在北宋初年，闽北、浙南、赣东的矿工，便沿浦城至宁德进入周宁的圣银峰脚下，在这片土地上开采银矿。北宋元祐年间，官府在此设宝瑞、宝丰两处银场，如今在宝丰银场古矿业遗址矿洞内，当年矿工火烧岩石取矿留下的痕迹及采矿后留下的银窝还清晰可见，与银共生的各类金属矿岩在手电筒的照耀下闪烁着不同色彩的光斑。

周宁在春秋时属于越国的一部分，秦属闽中郡，汉属会稽郡，因地方偏僻，加上交通闭塞，在隋唐之前与外界接触、交往并不多。虽然汉代中原的青铜器制造已经很发达，但周宁县所在的闽东北山区，极少发现汉代的青铜器。如果这个“水瓢”真的是汉朝的东西，则意味着中原文明在汉朝时已经进入闽东北山区，其意义不言而喻。

虽然第一眼便判断这个“水瓢”是汉代的熨斗，但郑勇还是喊来了博物馆的同事们，一起对这个东西进行了详细的鉴定。

熨斗在古代又称“火斗”、“铜斗”，传说是商纣王发明的，一开始是一种刑罚的工具。《淮南子》中便记载说：“纣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烧之然，使人举辄烂其手，不能胜。”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桐树村出土了一件汉代铜熨斗。与其一同出土的还有数件青铜刑具，包括铜钳、铜镣、铜锥等。熨斗与这些刑具同出于一处，说明了它在汉代的一些地区还延续了“刑具”的功能。

从目前出土的实物来看，熨斗在秦汉时期的主要功能，已经脱离了“刑具”的范畴，更多的是被王公贵族用来熨烫丝织物，是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使用的“奢侈品”。因为只有他们家里才会有大量的丝织物，普通老百姓都是粗布麻衣，根本用不上熨斗。

由于熨斗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它也成了秦汉时期一些贵族的随葬品。目前为止，我国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都曾出土过一些东汉时期的熨斗，但福建地区却很少见到出土。

目前最早的出土熨斗实物，是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出土的一件铜熨斗。这只铜熨斗直径14.9这毫米，厚0.4毫米，柄长10厘米，宽3.2厘米，柄端有一直径0.8厘米的小孔。通过碳十四测定，确定其铸造的时代应在公元前400年一前250年的战国时期。

这件战国时期的熨斗，造型比较简单，有较浅的盆型腹，外侧附有一长柄，盆底无足，无纹饰。这些特征也随着熨斗的不断发展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了古代熨斗最基础的形制特征。

二、

进入汉代之后，由于蚕丝业与青铜铸造技术逐渐兴起，贵族阶级也越来越开始注重衣食住行的生活品质，因此熨斗开始逐渐进入了贵族生活的视野。汉代熨斗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在熨斗的盆腹中加入炭火，一手执柄端，用导热过的盆底熨烫褶皱的衣物使其平整，从而达到穿着美观的需求。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虽然人工冶铁术也开始出现，但铜熨斗在数量上还是占据主流的。

1963年长沙汤家岭出土过一只西汉铜熨斗，其型制为敞口浅腹，口沿斜外折，柄部向上翘起。相较于熨斗诞生初的基本形制，增加了器底纹饰和铭文进行美化装饰，可见墓主人的地位颇高，至少也是高级贵族。

西汉末年，熨斗上开始出现铭文。陕西咸阳博物馆收藏了一只汉代新莽时期带尺铜熨斗，熨斗内底部中央便有一个一排铭文，为“长宜子孙”四字，篆书，阳刻。右侧为一羽人，双手上扬，作行走状，在方形戳记周围的四个角，分别铸有一个货泉图案。

“长宜子孙”是古代贵族阶层用于寄托对子孙后代美满生活祈愿的一种常用铭文，刻有这样铭文的熨斗一定是专用于名门望族。而“货泉”图案是两汉时期常出现在青铜器上的一类钱币纹饰，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于财富、富贵的渴望与追求，这种铭文和钱币纹饰是两汉时期典型的贵族用品特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人们更加注重自我的形体外貌与精神修养。这一时期，熨斗的普及范围也逐渐广泛，开始出现铁熨斗和陶熨斗。这些熨斗基本沿袭了两汉时期的特征，但很少有繁复的纹饰和铭文戳记，均以比较简洁素雅的形象出现，这一点应与魏晋时期崇尚的社会审美风尚息息相关。

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出土的一件铜熨，便没有任何纹饰或铭文戳记，特征比较古朴。刘宝在西晋官至侍中，身份十分尊贵，但其墓中出土的这个铜熨斗却十分古朴，这也反映了当时熨斗样式并不花哨的特征。

伴随着魏晋时期制陶技术的成熟，陶熨斗的数量逐渐增多。从实的角度来看，陶熨斗的导热功能远不如铜熨斗，熨烫比较精致的衣物很不方便，因此陶熨斗大多为平民阶层所使用，贵族还是以铜熨斗为主。

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熨斗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唐人修撰的《南史》记载的“常以胶清刷须，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或暑月背局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反映的就是当时的人已经非常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经常用熨斗将衣裳熨烫平整的事。

唐代诗人王建在《捣衣曲》中描写的“重烧熨斗帖两头，与郎裁作迎寒裘”，说的也是一位贫苦女子使用熨斗为心上人制作冬衣的场景。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熨斗的使用范围上至朝廷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不再是一件贵族阶级专享的“奢侈品”。

从唐朝开始，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熨斗”的数量逐渐增多。考古人员曾在唐代张昭训墓中出土一件铁熨斗，发现此时的铁熨斗做工已经比较精细，熨斗的形状也不再是浅盆样的斗身，而改为较深的斗状，斗柄也变成了更为方便的“斗把”。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焊接工艺。熨斗与斗柄的连接几乎天衣无缝，且还配上了一些图案，手柄的部分也变成了空心短柄。

从明朝开始，熨斗虽然仍延续了之前的形制，但却增加了护挡来防止火星，且浮雕纹饰更加精致。熨斗大多数以翻砂铸造工艺为主，装饰题材则多以人物故事、动植物为主。直到民国时期，西方熨斗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这种古代熨斗才渐渐被现代熨斗所取代。

从熨斗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熨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代开始，逐渐向民间普及，使直至隋唐时期成为各阶层都使用的常备生活用品，形制也开始向更实用、更贴近人们生活的方向转变。明代的人们又对熨斗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因此熨斗虽小，却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

三、

正是这些原因，郑勇馆长这才会对这只出现在闽东北地区的青铜熨斗格外重视，召集馆里的专家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郑勇发现这只青铜熨斗与1972年河北省邯郸张庄桥东汉大墓出土文物的那只支架刻度铜熨斗，在很多地方非常相似。

邯郸出土的那只熨斗为青铜材质，器高51.7厘米，横长44厘米，斗口径18.2厘米，支架底径27厘米，重8930克。熨斗呈直柄勺状，斗平沿，缓平底，柄面平，铸有12寸刻度。其支架柄细长，顶铸饰天禄，中部有孔可插置熨斗，下为覆钵式底座。

尤其难得的是，这只熨斗支架顶部雕饰的那只传说中的瑞兽“天禄”，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手法，构思精巧自然，造型生动形象，憨态可掬。支架底座边缘阴线刻细锯齿纹一周，壁面阴线刻细波浪纹。支架中部裹箍形饰，下用细线刻饰波浪纹，刻工简洁明快，洗练成熟，花纹舒展流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遗憾的是，福建发现的这只青铜熨斗，是一个平底式熨斗，而不像邯郸出土的那只一样，拥有一个圆形的底，这也令它的价值打了不少折扣。

目前在出土熨斗中，圆底类熨斗出现得最早，数量也最为稀有，大多是西汉时期的产物。圆底类熨斗的形制涵盖广泛，柄部形制多以几何形梁柄为主，其次为龙首柄，比后来出现的平底类熨斗要珍贵得多。

平底类熨斗兴起于东汉至魏晋初期，至隋唐时期时成为主流熨斗形制，在数量上占据了出土熨斗的绝大部分，其形制也涵盖了最广泛的柄部种类，这些标志性的柄部种类也代表了熨斗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主流形制。

柄上翘平底型熨斗与柄平直平底型熨斗在数量上分布较均匀，但柄上翘平底型熨斗主要集中在两汉至魏晋初期，从魏晋之后至隋唐时期，柄平直平底型熨斗开始逐渐增多并达到高峰期。

虽然不是圆底类熨斗，但令郑勇感到高兴的是，这只熨斗的口沿较窄，在国内非常罕见。

根据专家考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熨斗口沿的整体变化是由斜窄沿逐渐转向平宽沿。西汉时期熨斗的口沿倾斜且较窄，东汉时期的沿口逐渐加宽，转为平宽沿。因为平宽沿相较于窄沿能够更好的防止炭火、热水飞溅出来损坏衣物，因此平宽沿在东汉之后的熨斗中成为主流。

当然，窄沿熨斗也没有一下子被淘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平宽沿共同存在的，只不过不占据主流而已。直到隋唐时期，它才彻底消失。而这件熨斗口沿较窄，无疑更具有考古价值。

在鉴定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这件熨斗没有配套的工具，会影响它的价值。但郑勇却认为，这更加说明它是一只东汉时期的熨斗，价值比有配套工具的要高。

所谓熨斗的配套工具，主要是指斗盖、熨人等器具。江宁博物馆藏一件东汉末年的铜熨斗，配有一覆盘形盖，使用时盖在熨斗之上用来防止炭火或热水飞溅。盖上有博山形装饰，顶端有一只朱雀，盖与斗沿完全契合，在使用时可以随意开合，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虽然身上无有铭文，也无纹饰，但经过鉴定，周宁县发现的这只青铜熨斗是东汉末年的产物，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其价值至少达到上亿元。

在郑勇馆长眼里，这个青铜熨斗可以为研究东吴时期闽越历史提供参考，尤其是对研究闽东北山区的历史有很好的帮助，其价值根本无法用多钱衡量。因为“小小一个熨斗，可以还原出先民生活的一部分！”

四、

发现这个青铜熨斗后，郑勇也得到了上级的表彰。熟悉他的人都认为，这是对他长期以来致力收集、研究古八闽历史的回报。

这件事之后，郑勇丝毫没有停歇，又将全部精力放到收集、修复和研究闽东北地区民间文书上。在暨南大学历史系周正庆教授的指导下，周宁县博物馆和暨南大学历史系共同成立了“闽东文书”课题组，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课题研究。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民间原始档案，课题组扎根闽东，深入闽东地区九个县市，抢救性地搜集、保护和整理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契约文书。

与传统的官方典籍不同，民间文书的创造和使用主体是普通民众，记载的是传统社会的生活百态。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这些“原生态”的民间文书，无疑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化宝库。通过对这些民间文书，他们可以真切看到“人的历史”的鲜活样貌，还原当时基层社会运行的真实情况，走进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

有一次，郑勇在樟源村发现了一张契约，这个契约是一个小偷经常在村里面偷东西，后来被村里面给逮住了。村里面要求小偷以契约的方式写了一个悔过书，保证今后不偷东西，如果今后村里面有人的东西丢掉，也算是他偷的。郑勇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因为小偷今后不但自己不能偷东西，还要保证别人不能偷东西，无形中成为一个编外的“治安协管员”！

时至今日，郑勇他“闽东文书”课题组已收集到超过10万件民间文书，“闽东家族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也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改变了福建大型民间文书出版偏少的现状。

周勇认为，这一份份文书，一段段凝聚着闽东人民生活智慧的文字，超越了时空，将影响并启迪着闽东人民，在山海之间不断闪耀着“闽东之光”。

参考资料：

周宁县政府官网：《“原生态”遗产，记录了周宁“人的历史”》

《东南快报》：《福建出土1800年前的青铜熨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