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慕生忠修青藏公路,彭老总特批30万:这钱只能修5公里路

漫步史书 2024-01-12 09:00:26

1951年5月25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关于进军西藏的命令》,要求西南军区以及西北军区分别派遣部队进驻西藏。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刘邓首长就确定由二野十八军负责解放西藏事宜,时任军长的张国华率部克服重重困难,直至昌都战役后,进军西藏的大门被打开,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随着到了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署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派遣驻藏部队入藏,张国华、谭冠三率十八军开赴世界屋脊,并将五星红旗插在这里。

事实上,就在张国华率军入藏的同时,西北军区也同时派出了部队。

1951年8月,西北军区成立了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委的十八军独立支队1300余人入藏,其中还包括班禅行辕人员,为了克服困难,这支队伍出发时赶了两万多头牲畜驮运物资。

可即便如此,入藏的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想象。

时隔多年以后,慕生忠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不免感慨万千。

因为道路不通畅,独立支队走的非常困难,高原地区的寒冷、缺氧是主要的困难因素,进藏第一天,他们就损失了20多人,上百头的牲畜。而且还有上千头牲畜,因为误食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了近千匹。

1951年12月1日,独立支队经过四个多月16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抵达拉萨后,每个人的脸上并没有露出高兴的表情。

慕生忠后来回忆,他们独立支队每个人损失的不光是这四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时间,沿途还牺牲了不少人,驮运物资的牲畜沿途就倒毙了三分之二。

如果每次入藏都要损失如此之大,那还如何建设西藏。

即便是抵达拉萨后,部队物资补给问题又成为一个难题,特别是吃得东西,因为中央对进藏部队有要求“不吃地方”,因为人民军队只能吃自己带去的东西。可问题是,能在路上带去的物资也都很有限,进藏部队三万余人,即便是每人每天四两面都难以保证供应。

事实上,即便是西藏地方上,可供采购的物资也很有限,因为不少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对西藏施行经济封锁,意图困死饿死解放军。

最困难的时候,市面上一块银元只能购买八两牛粪供取暖,而粮食更是达到了一斤银子一斤面的程度。

好在以张国华、谭冠三、范明、慕生忠等领导人带领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使得这种情况有了根本好转。

至1952年,西藏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好转,市面上物资也开始逐渐丰富,出现了各种瓜果蔬菜。

西藏各族群众也从进藏部队的模范行动中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共产党,他们亲切地称呼解放军是“新汉人”,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

不过,西藏人口稀少,土地也很贫瘠,光凭自给自足也很难满足。

1953年,中央为了缓解西藏粮食困难的问题,决定在当地采取适当购买、打通内外贸易、从内地运输补给等措施,来缓解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困难。中央命西北局组建了西藏运输总队,并从全国征调骆驼、粮食,支援边疆建设。

可因为沿途道路不畅,环境恶劣,基本上每次运输,都会出现人畜死亡的情况,至于运输的劳力骆驼,倒毙三分之一以上几乎是常态,不少的粮食因为沿途骆驼死亡太多,没法运输,只好扔在路边。

慕生忠当年曾亲自负责驼队运输,后来他回忆,尽管运输队伍每次都尽量的选择那些地势平坦的地域,但也没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

慕生忠意识到,依靠这样原始的办法来改善西藏供应问题绝无可能。

除非能够修一条直通拉萨的公路。

毛主席在进军西藏之初,就提出过“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方针,奈何当时所有工作千头万绪,这件事情虽然也有所贯彻,但毕竟不是专门的计划。

在建国之初的头几年里,国家计划中的确是没有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

1954年2月,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西藏运输总队政治委员的慕生忠跑到北京,找到交通部公路局,提出在青藏高原修建公路的想法,并言辞恳切的提出:

“希望交通部多批点钱吧。”

尽管这个想法是好的,可有意思的是,慕生忠这个构想并没有通过西藏工作委员会,而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思,公路局没有组织上的程序,也没那么大的权限去批这笔钱。

就在这个时候,慕生忠听说了一个消息——彭老总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

彭老总当时虽然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也都还兼任着。

慕生忠考虑到这一点,决定登门拜访彭老总,将修路的计划和盘托出。

一听说是老部下来拜访,彭老总立即同意见面,还留慕生忠到家里吃饭。

也就是吃饭间隙,慕生忠向彭老总提出请求:

“靠骆驼向西藏运粮不是长久之计,马帮更不行,代价更大。要解决根本问题非加快公路建设不可。”

彭老总不大熟悉西藏的情况,但也知道修路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于是嘱咐了一句:

“你要开辟一条新的战场,这个想法很好。但这是件大事,我也做不了主,你赶紧写个报告给我,我向总理报告。”

慕生忠连夜写好了报告送到彭老总那里,两天后他收到回信,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他的报告。

不过,报告虽然获得了批准,但修路的计划实际上中央只同意了一半。

彭老总把慕生忠找来告诉他这个消息:

“总理亲自批准了修筑青藏公路的报告,指示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同时批了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

修一条路才批了30万元,尽管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放在修路这件事上,也只够修5公里,况且还是在海拔奇高的青藏高原上修路。

还没等慕生忠说话,彭老总就先开了口:

“你不要嫌这钱太少,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虽说总理给你批了30万,但这钱还得从军费里出。回头我告诉洪学智,你去找他要。”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在要求太多也不合适。

慕生忠没再提更多的要求,只是说了一句:

“请彭老总在给我10辆卡车和10个工兵?再拨一些工具。”

心知这件事情的困难,彭老总也没犹豫:

“行!都由西北军区给你解决。工具给你 1200把镐,1200把锹,3000公斤炸药。另外,再给你一辆吉普车,你总得跑路嘛!”

慕生忠是个实干家,见已经达到了目的,也就没有做更多停留,拉着一行人就踏上了茫茫高远路勘测地形。

即便如此,时隔多年后慕生忠回忆起修青藏公路,对彭老总仍然满怀感激:

“没有彭老总,就没有青藏公路!”

在青藏高原修公路,绝不仅仅只是缺钱那么简单而已。

青藏高原海拔很高,平均也在3000至5000米以上,有些地区河网密布,沼泽林立,然而有些地方确实冻土层,深度达120米,铁锹铲上去,也只是一个白点。

更为关键的是,整个地区气候严寒,平均气温都在零下5℃,而且氧气稀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能发挥的体力也很有限。

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修路,慕生忠身边连一个专业的勘测队、工程队也没有,只有一个工程师。

慕生忠很清楚他们将遭遇的困难,毕竟没有路,他也往来走了数次,普通人平白走过这一段,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更何况是在这里劳动、工作。

为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慕生忠战前就做动员: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修出一条路来,否则我们在西藏的同志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这是关系到西藏前途和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我们这次修路是不合常规,不合基建程序,但并非我们执意要那样做,而是形势所迫,时间不许可啊!如果我们按常规办,先踏勘后测设,然后经过审批再施工,这样一来,起码二、三年过去了,将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们不是想蛮干,也不是不相信科学,当按常规办事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只好打破常规,去创造新的科学。”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着19名干部、1200多民工和战士出发了。

从格尔木破土动工那天开始,七十九天的时间,慕生忠就带队打通了300多公里的通路。

慕生忠期间又跑了一趟北京,在青藏高原修路这件事,也获得了彭老总支持,通过各方不断努力,终于从中央又争取来200万经费,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

彭老总更是拍着胸脯打包票:

“你们尽管去修路,有困难就找我。”

那时所有参与修路的,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大家都有一股心气儿,要把这条生命之路打通。

慕生忠后来回忆,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干部民工的区别,每个人都抡大锤,每人每次轮八十下,不然就会缺氧,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是老茧和血泡。

以至于后来见面握手,谁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谁就不算是好干部。

慕生忠认为:

“人生都免不了一死,但人生的死大致有三种,无非是老死、病死、战死。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老死、病死,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

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下,修建这样一条公路,无疑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是我们今天旅游通过青藏公路,导游指南上也明确这些,要先乘坐飞机到拉萨,逐步适应高原环境后,再从青藏公路上下来。

更不用说当时修建的人。

慕生忠自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对筑路的唯一的工程师邓郁清说:

“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来接替;明日死了,明天就有人来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个了……”

慕生忠把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五个字“慕生忠之墓”,并告诉身边的人:

“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

1954年12月25日,青藏铁路,康藏铁路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这两条公路的修建,不仅缓解了西藏物资供应的难题,还极大的增强了内地与西藏的联系。

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慕生忠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解放军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

同年,慕生忠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慕生忠的名字也因青藏铁路而彪炳史册,后来他也被人们誉为是“青藏公路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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