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不装了，今天沪指收盘2837点，刺破李大嘴的“2839历史大底”，主要是盘中，A50突然来了一波小幅跳水，继而连带A股也翻倒在“阴沟里”，此类跳水颇有点莫名其妙，我认为，盘中跳水原因并非什么具体的利空，而是投资人的情绪扰动，如今消息面上不管是利好还是利空，似乎市场都是向下而非向上。

2005年我们就经历过这种阴跌状态，当时也有句话很流行：“多头不死，空头不止”。从趋势角度来讲，投资人内心无论是恐惧还是贪婪，最后都需要完全释放才能令市场发生彻底转折。当然，我相信转折不会太远。

国外一名对冲基金经理Stephen Jen，给出了一个观点，说美联储降息后人民币会升值10%，因为有1万亿美元要回流我国。2019年之前，中国企业在全球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产品出口，还是跨境电商和内容平台，所以，事实上中国企业在全球赚了很多钱，可能不会少于2万亿美元。而之所以这些美元没有结算成人民币回国，是因为中国企业比较保守，主要还是因为美元加息造成美元升值预期，中国政策又允许离岸账户暂时存储这些美元，所以这些美元就留在国外没有调回。而随着美元和人民币利率、汇率趋势逆转，很显然这部分美元是要回家的。如果回流1万亿，大约能够对汇率造成10%的影响。

这位对冲基金经理的预判和我们过去的预判是一致的，我们没有具体量化，因为的确是不知道中国企业有多少美元在海外离岸账户，我知道这个数字不会少。而我不认同的是，我认为10%的升值过于保守了，一旦美元呈现回流态势，那么人民币就会有升值惯性，流入一定会超过纸面数据，何况，这个纸面数据也未必是正确的，卢某元说外面的人民币有21万亿，如果看日本GNP/GDP的情况，可能不止。

9月美联储降息后，美元回流是必然，但A股是否会转好，其实需要政策继续发力。因为回流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可能去买国债，可能去买楼，可能去买股票。我们将股票作为风险资产，将国债作为无风险资产，要让回来的美元买股票，就要提高投资人的风险偏好。而提高风险偏好的办法，一个是政策，比如货币宽松政策，不过事实证明，货币宽松在过去2年效果并不好，主要是我们融资太依赖于银行体系，300万亿的M2在银行-国企-地方政府系统内空转。另一个是改变预期，也就是收入预期，居民和企业有信心，敢借钱，敢投资，敢消费，有冲劲，经济发展就有动力，而这方面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努力的方向。

说到底，还是需要增强信心。而从漂亮国历史看，扭转信心成功案例就两个：罗斯福新政（需求改革，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供给侧改革）。前者政府花钱，后者政府放权。从中国历史看，实际上19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浪是采用后者，而2008年之后，我国则是采用前者。这里我有个主观的观点：下一步要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

两种解决方案是交替的，因为新的问题很可能是上一次经济救助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在过去十年，我国曾有一轮供给侧改革，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当时“三去一降一补”没有完美的达成目标，而2015年一轮棚户区改造和之后货币化分房，又推高了楼市产能。当然供给侧改革也有效果，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强劲，事实上是供给侧改革的功劳。也正是那轮供给侧改革中，创新医药股迎来了一轮超级繁荣。

供给侧改革利于产业升级，而需求侧改革利于养大规模。事实上，科技创新很多时候不是养出来的，而是“内卷”竞争逼出来的，是穷途末路下的“思变”造就了创新。

好吧，事实上我们距离决策层有点遥远，所以我并不确定未来政策的重点是拉动需求还是改善供给。对于投资人来说，拉动需求政策发力，则利好消费股，实际上以旧换新已经对造车业和家电业造成影响，且光伏组件价格近期也有反弹的态势。而如果供给优化政策发力，则利好科技股，尤其是初创科技企业，政策将积极的放权来促进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的爆发。

那么能否鱼和熊掌，两方面是否可以兼得？其实很难。打个比方说，需求刺激一定会提高产能，会导致未来产能更加过剩。而供给改善一旦产生新的产品，那么旧产品就会被全部淘汰，就好像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一样。就拿自动驾驶来说，你鼓励A公司自动驾驶车辆的销售，结果A公司扩产，可结果是B公司的产品成为技术发展方向，此时A公司产能很高，转型成本很高，所以就会努力阻止B公司创新产品的普及。

所以，选凯恩斯主义，还是里根经济学，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题！

吕长顺（凯恩斯） 证书编号：A0150619070003。【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买卖依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