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和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口同时举行。整个会场隆重、热闹、威严。

只见校场口门头扎了一个高耸云霄的彩色牌楼，牌楼上挂满了各色番旗、生花鲜叶，与党旗国旗交相辉映，极为壮丽夺目；牌楼两边是进出的大门，左门由各界人士进出，右门由军政界人士进出；大门的两旁悬挂着许多蓝白布标语，如“实行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万岁”、“北伐是全民革命的过程”、“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打倒军阀”等等，不一而足。

校场口的东北隅正中搭建了一座特大的彩色礼台，台前用生花鲜叶缀成一横匾额，上嵌“我武维扬”四个大字；台顶高悬着党旗国旗，四角彩旗飘扬，异常壮观；一幅孙中山的巨大遗像悬挂在礼台正中，遗像左边贴着孙中山的遗嘱，右边贴着总司令的誓词。

礼台四周贴满了诸如“中国国民党是能负担国民革命责任的政党”、“团结的精神、统一的意志、集中的组织，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惟一要求”、“北代不成功，是总理学生遗憾”、“爱护人民，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等各种标语。

广州的农工商学联合会为这次就职和誓师典礼赠送了一面大红绸质的四周镶有丝线须的大绣旗，绣旗上绣有“为民血战”四个大字。

整个绣旗竖立在东校场的中间，迎风招展，十分烘托气氛。

上午8时50分，蒋介石一身戎装率各路长官乘坐汽车莅临会场；各军全副武装，鱼贯而入。参加典礼的部队、党政军要员、各军师团长、各军民财政机关职员、各团体代表、各农工商学群众及人场观礼致贺者共达30余万人。

整个东校场旌旗翻滚，人呼马啸，煞是壮观。

上午10时，赤日凌空，热气熏人。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就职誓师典礼如期举行。

蒋介石身着军服，手戴洁白手套，腰配短剑，全副武装地站在礼台中央。他先对台上的国旗党旗行三鞠躬礼，然后与全体到场观礼群众一起对孙中山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礼毕，他接过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予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旗、印，在台下欢声雷动、掌声震天之后，向数万之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誓师大会还举行了阅兵式，由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任总指挥，张治中任司礼官。大会发表了宣言、通电、告将士书、告士兵书、告广东人民书、告海外侨胞书等，宣告了北伐战争的正式开始。

蒋介石离粤之前对留守广州的人员作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7月13日，他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治会议”，其成员有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枢、孙科、谭平山等21人。

这个“中央政治会议”已没有了原先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特殊职责和权力。

7月17日，蒋介石提出因自己要赴前线，故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代理，政治会议主席由谭延闿代理。

蒋介石作如此改革，主要是企图减少鲍罗廷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影响力，约束他的决策力。

另外，蒋介石还安排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国民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北伐军留守处主任名义，率第四军两个师和第五军留守广州。

从表面上看，广州的党、政、军由张静江、谭延闿、李济深3人负责，但实际上由于张静江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谭、李不得不让他三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意欲通过张静江掌控着自己离粤后的广州局势。

7月26日，在蒋介石出征的前一天夜里，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谈话，双方就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北伐的开支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军事问题方面，蒋介石表示：

为了对后方和前线有利，应当占领江西。

鲍罗廷说：

“我赞成占领江西，否则我们的战线狭窄，不能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但是北方来的同志坚持认为，我们在结束对吴佩孚的战役之前不应该进攻江西。如果我们决定进攻，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向江西发起攻势呢？”

蒋回答：

“大约在8月中旬。”

在政治问题上，蒋介石表示：

他已经同李济深谈过了，让他与鲍罗廷商量着办。在谈到北伐的开支时，蒋介石要鲍罗廷转告宋子文（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钱款问题上不要对前方抠得太紧。

随着北伐战争正式展开，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离开广州到前线督战，留守广州的鲍罗廷在这个国民革命的政治中心的影响力再度增强。

他本来是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准备削弱蒋介石的势力的。

但是，维经斯基率领远东局成员和中共中央的瞿秋白、张国焘来到了广州，他们是来贯彻莫斯科对华新政策的。而莫斯科对华新政策并没有改变“三二〇”事件后的联蒋方针。

在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成员的晤谈过程中，鲍罗廷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困惑。

他说：

我要向你们指出一个难题，并尽量说得更具体一些。当你们在这里发表讲话和谈论保卫革命时，在军人群众和非军人群众的意识中，“反革命”这个概念必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

从一定的时间起，即从3月20日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行的。因此，你们的言论将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言论。

鲍罗廷明确地向远东局委员们指出：反对反革命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运动。

但是，远东局的成员之一马克斯（即拉菲斯)对鲍罗廷说：

我以前向您提过一个问题，能否通过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来使他的政策向左转？您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

难道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某种策略，不是用于袒护蒋介石，而是尝试推动他向左转？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找一些这样的学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左派，他们还相信蒋介石但开始对他表示失望，让他们给蒋介石写一封大致如下内容的公开信。

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并历数蒋介石以往的各种革命功劳，相信他有最好的动机。

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爱戴的领袖蒋介石在犯错误，被内部反革命利用。

第三部分：我们希望蒋介石纠正所有这些错误，并考虑到前线的胜利，恢复国内的革命秩序。这个举动定会迫使蒋介石作出反应，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台阶来向群众阐述新的观点。

不管怎么说，这个举动对于从政治上教育黄埔军校广大学生和更广泛的人士是很有好处的。鲍罗廷会问：我们是否想反对蒋介石？

我们回答说：现在我们不想反对蒋介石，但我们认为，在一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形势，蒋介石变得更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反对蒋介石。

今天的任务是：利用各种方式从内部来向蒋介石施加影响，促使他向左转。

鲍罗廷只好向远东局成员们表态。

他说：

我要谈我作为苏联代表所面临的任务，对于地方党组织来说行为方式可能有些不同。

我认为，如果蒋介石在最近不向左转，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我要像当时请求伊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那样请求你们用书面形式，以最明确的指示信方式或像伊万诺夫斯基所采用的那种书信方式，告诉我你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如果是信，那么我从自己方面保证，我将在我采取的总的立场允许的范围内遵循它。

鲍罗廷在这里所说的“总的立场”是，在考虑到莫斯科的对华总方针、考虑到国共合作的需要的基础上，他现在对蒋介石要采取的策略是，既要“用”他又要“制”他，也就是说既“联蒋”又“抑蒋”。

因此，他向维经斯基等人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在进攻反动势力时，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以下任务：

（1）把蒋介石同所有纵容反动的人区别开来，把事情说得对蒋介石有利；

（2）把蒋介石同真正反革命的罪魁祸首区别开来；

（3）把蒋介石同他所保护的、真正想打倒蒋介石的集团（古应芬、胡汉民)区别开来。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袒护蒋介石的任务？总得有人来承担袒护蒋介石的这种责任。

最后，怎么保证将在基层进行这场运动的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能够巧妙地进行这场运动而不致去反对蒋介石。

由于鲍罗廷在广州执行了“联蒋”政策，结果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不得不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给他作出必要的指示。

他说：

鉴于在中国因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与中国党（指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而出现的形势，应如何对待学校(指联共（布)中夹在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他而在莫斯科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的大学，俄文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里的学生。

由于没有中央的指示，数月来我一直保持沉默。但是由于中国学校里的工作是由教学部分和政治部分组成的，阐明中国革命运动中发生的事件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的沉默阻碍了学校的整个工作。

接着，拉狄克向联共（布）中央列出了需要加以阐明和作出指示的若干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

“三二○”事件（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产生和我们对它的态度。

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蒋介石现在是受到鲍罗廷正式支持的国民党官方领袖。反对蒋介石的言行在这里将具有尖锐的政治意义引。

我们知道，鲍罗廷支持蒋介石，也就是莫斯科支持蒋介石。鲍罗廷心里清楚，如果蒋介石这个“穿军装的戴季陶”不向左转而是继续向右转，那么与蒋介石的斗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鲍罗廷一直确信：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蒋介石一定会走向政治上的灭亡。

在他看来，这一迹象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9月15日，鲍罗廷在广州给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发了一封电报，在告诉他们广州准备结束省港罢工的同时，还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他担心那里会出现政治上的麻烦。蒋介石在为自己寻求增援。他的弱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他在前线的两个师在3月20日被搞得一蹶不振，因为他从军队中赶走了一些优秀的政委、指挥官和共产党人左派。加伦对这些师的战斗力表示怀疑。

这些师开始分化瓦解，30%开了小差。蒋介石撤了三个团长的职务，其中一人是因为“三二O”事件。他派左派来接替他们的职务。第四、七、八军带着怀疑的目光瞧着蒋介石的部队。

蒋请我们到汉口去，为的是以国民政府和中央在当地的声望帮助他保持住政权。我们回答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

鲍罗廷开始抑制蒋介石了。

他从下列方面采取“抑蒋”措施。

一方面，改组国民政府，赶走右派分子，以左派分子来取代。

他告诉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说：

我们不应把广东置于不顾，因为这里在加强新政权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加之在10月1日前这里还要召开中央和省党部代表的全体会议（指国民党中夹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一些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于1926年10月16一26日在广州举行)。

至于我去汉口的事，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去，但不会早于三个星期。在这期间省政府将进行改组（特别是内政部要彻底更新，那里有3月20日开始拾头的主要反动分子)，省党部将准备承担对广东的责任。

就在鲍罗廷发这封电报（9月15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出版的秘密通讯——《中央政治通讯》发表了“关于布留赫尔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的通报”。

加伦说：

孙传芳必定被消灭，此后中国就只剩下两股势力：

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动的奉系军阀，另一个是接近人民大众的革命的国民政府。…有消息说，目前代表贪得无厌的官僚、豪绅和名流的古应芬已被撵出广东省的国民管理机关，被左派党（指国民党左派)的陈树人所取代。

从这篇通报中可以得知，鲍罗廷在广州确实开始向“三月派”进攻了。他通过对国民政府的人事调整，减除蒋介石的势力，从而达到抑制蒋介石的目的。

另一方面，鲍罗廷在广州掀起了迎汪复职运动，通过迎回汪精卫，重新分配党政权力，达到以汪抑蒋的目的。

还在蒋介石刚刚离开广州不久的8月上旬，鲍罗廷向维经斯基及其他远东局委员汇报时说：

我们已经果取措施同汪精卫保持经常性联系。

我曾同一些开赴前线的将领们交谈过，我明白了，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代表会议应当代表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商人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领。

当然，对将领们来说，这个纲领是无所谓的，但是他们会声明同意这个纲领，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纲领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蒋介石下台。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然后可以在这里广泛地完成在广州曾经做过的工作，逐步解除可能对国民党左派构成威胁的那些部队的武装。

用这种办法我们在目前就能达到自己的基本目标：

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

鲍罗廷认为，其实在国民党中央里面，还是有不少人希望蒋介石失败的。

也就是说“抑蒋”是有政治基础的。

他说：

首先是左派和共产党人（指望蒋介石失败）。其次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右派。至于孙科，他既同左派调情，同时又不同蒋介石搞坏关系，他认为可能出现左的高潮。谭延闿和李济深反对蒋介石。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直爽和坦率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曾对蒋介石说过，我不相信北伐，像现在从政治角度组织的那样，会取得成功，但我将支持北伐。国民党左派有防备蒋介石遭到失败的计划。

他们对我们率先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感到高兴。我和顾孟余毫不隐瞒，我们期待着汪精卫在蒋介石失败后回来。至于谭延闿，他也希望汪精卫回来，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彻底离开。

我也认为，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共事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

鲍罗廷的“以汪制蒋”策略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专程到粤调研和指导工作的维经斯基等人的支持。

针对当时国民党左派掀起的“迎汪复职”运动，维经斯基认为“蒋未必是新右派，三月二十日前的政府是太左了一点，过去广东政策弄得太左，将来亦不急于拥汪回来致启纠纷，因汪若回来，恐我们又变成半政府党，我们只应站在批评地位”。

显然维经斯基认为，是鲍罗廷等人的“太左”政策引起了“中山舰事件”，为了避免“包办代替”和重蹈“左”的覆辙，即使将来也不必“急于拥汪回来”。但是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则反对维经斯基的意见。

鲍罗廷强调指出：

“我们现时是要一个能解决农民问题的左派政府，如蒋不能如此做到，则广东还要被土豪拿去的。”

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与各地省党部联席会议。

“在左派的计划，是想借这个大会拥汪复职””，因此，会议正式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于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转变了态度，对“迎汪抑蒋”表示支持。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就“汪精卫复职问题”指出：

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的地位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任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

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

显然，为了抑制蒋介石，鲍罗廷、远东局、中共中央对汪精卫寄予了不切实际的过高希望，造成一个想象中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政府，约束和控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野心。

其实，如学者杨天石所言：

“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

也许蒋介石在前方感觉到鲍罗廷在后方对他的抑制，因此他提出要鲍罗廷离开广州到汉口。

正像鲍罗廷所分析的那样：

他（指蒋介石)声称要大力开展有利于汪精卫回来的运动，这很可能是他开始感觉到，他受到了两方面的压力：在广东，有利于汪精卫的左派运动在发展，再者在前线主力部队不听从他指挥。

也可能是他猜测到我是偏向于汪精卫回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做法是对的，在汉口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宁要他而不要唐生智等人，而在广东我则宁要汪精卫而不要他。

总之，莫斯科和鲍罗廷对蒋介石采取的是既“联蒋”又要“与之奋斗”的方针，鲍罗廷理解为对蒋介石既妥协让步又暗中抵抗，算是又打又拉的关系。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斗争策略。鲍罗廷想利用汪精卫、唐生智、李济深、谭延闿等势力来牵制蒋介石，使蒋介石不致一人独大。

但问题是，假如“抑蒋”不成，其策略反而助成“联蒋”的既成事实。

不仅如此，莫斯科和鲍罗廷这种对蒋的模糊方针不能不影响到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策略。

还在北伐开始之前，周恩来曾到上海请示中央：

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

陈独秀表示：我们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

张国焘在开会讨论时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

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