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水产学院的姚维志教授最近在受访时提出,电鱼、毒鱼和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大为减少,垂钓管理已经成为当前影响长江禁渔秩序的最主要问题。

姚教授的论点在钓友看来，似乎是过于武断和片面的。要判断长江禁渔面临的主要矛盾,必须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与对象,包括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各自对禁渔秩序与鱼类资源的影响程度。只有在全面分析与衡量之后,才能找出关键的矛盾所在。

很多钓友认为就长江禁渔而言,应该需要考量的两个方面是:第一,对鱼类种群数量和结构的影响;第二,对鱼类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影响长江禁渔秩序的主要对象应包括渔民、非法捕捞者、环境破坏者以及违规钓鱼者等。我们需要对各对象进行定性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来判断哪一类对象的影响最大,这才是找出主要矛盾的正确方法。

渔民方面,由于长江禁渔已经实施多年,我们可以暂时假设所有渔民已经上岸,不再讨论其影响。那么非法捕捞者、环境破坏者和违规钓鱼者哪一类人对鱼类资源和生态的破坏更大?这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各自的行为特征与破坏结果。

非法捕捞者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鱼类的数量与结构,也对鱼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使用电鱼等方式捕捞,鱼类资源在其活动区域基本绝迹。2021年广元查获的一起非法捕捞案件中,48名非法捕捞者涉案金额高达620万元;2022年5月,长航武汉分局查获一起电鱼案,3名电鱼人在长江非法电鱼,短期内捕捞渔获物8000余斤。这充分证明非法捕捞者的行为给鱼类资源带来的破坏是巨大的,绝非违规垂钓可以比拟。

环境破坏者虽然不直接参与捕捞,但其排污行为严重影响鱼类的生存环境,也应被视为长江禁渔面临的一大威胁。违规钓鱼者主要是通过使用禁止的钓具或在禁钓区域内钓鱼等方式影响鱼类资源,但与非法捕捞或环境破坏相比,其影响显然要小得多。

违规垂钓者的渔获量远远不及非法捕捞者,其破坏力度有限。即便违规垂钓案例数量较多,但根据网络上可查到的案例,这些违规垂钓者的渔获量通常仅为0到10公斤之间。我们取最大值10公斤来推算,违规垂钓者的总渔获量大约为2.5万公斤,占全部渔获量的6.3%。这一比例似乎还不足以支持姚教授“钓鱼成为主要矛盾”的论断。

作为一名教授与专家,姚维志教授应当在发表相关论点前,对垂钓与非法捕捞等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与判断。如果在不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就武断地下定论,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声誉与公信力。

我们希望姚教授能借助网络平台,听取更多的意见,甚至直接请教垂钓爱好者。只有真正了解钓鱼与非法捕捞之间的差异,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非法捕捞行为给鱼类资源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违规垂钓者的破坏程度虽不可忽视,但与前者相比显然要小得多。

根据目前可得的数据,违规垂钓者产生的渔获量约占总渔获量的6.3%。这一比例是否足以支持钓鱼已经成为长江禁渔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持怀疑态度。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在判断一个问题的主要矛盾时,必须采取全面与公正的视角,避免片面地放大某一个因素的影响。

姚教授是一名资深专家,在此领域有着丰富的学识与阅历。但任何人都难免有知识盲点或偏颇之处。很多钓友也理解姚教授的心情,也理解“钓鱼矛盾论”背后可能隐藏的担忧。然而,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正确判断形势与采取符合实际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