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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古代的死士，为何愿意毫不犹豫地为主人抛头颅、洒热血？有人说，他们为的是丰厚的报酬和家人的生计，毕竟在乱世中，这是一条求生的路。

然而，另一种更为恐怖的原因却鲜为人知，这种力量比金钱更具威慑，能让死士心甘情愿赴死，甚至毫无怨言。

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甘愿为主人牺牲生命，毫不畏惧地面对死亡？这种动机背后隐藏的真相，令人不寒而栗。除了金钱之外，究竟是什么控制着他们的命运？

国士之义：豫让的执着与忠诚

在战国纷争的年代，豫让的故事映照出了国士的风骨。他最初默默无闻，先后侍奉赵国的范氏和中行氏，却未能得到重用。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他遇到智伯的那一刻。智伯慧眼识珠，以国士之礼相待，这份知遇之恩深深打动了豫让。

然而，乱世无常。智伯家族覆灭，智伯的头颅甚至被赵襄子制成了盛酒的器皿。这一残酷的事实，彻底改变了豫让的人生轨迹。他立下誓言，不惜一切代价为智伯报仇。

豫让的复仇之路充满艰辛。他改头换面，装扮成受刑之人，潜入赵襄子的宫中修理厕所，伺机行刺。然而计划失败，被当场抓获。

面对审讯，豫让坦然承认复仇的意图。出人意料的是，赵襄子不仅没有处死豫让，反而赞其为义士，将其释放。

但豫让的复仇之心并未就此熄灭。他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手段：用漆涂抹全身，致使皮肤溃烂；吞炭使声音嘶哑；剃去胡须眉毛，让自己面目全非。这一切，只为再次刺杀赵襄子。

在最后一次刺杀尝试中，豫让再次失败。面对赵襄子的质问，为何不为曾经侍奉的范氏和中行氏报仇，豫让说出了千古流传的话："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道出了豫让心中的信念：以国士之礼相待者，当以国士之义回报。

豫让的故事展现了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追求。他不为钱财，不为名利，只为一份知遇之恩而甘愿付出生命。

死士之道：聂政的大义与取舍

战国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刺客聂政，同样展现了死士的另一面。韩国的严仲子曾以百镒黄金请聂政刺杀韩国宰相，但聂政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老母尚在，不能冒险。

然而，当老母去世后，聂政的选择却让人震惊。他主动找到严仲子，表示愿意完成之前的刺杀任务。

聂政独自一人潜入韩国，成功刺杀了韩国宰相。但他并没有逃跑，而是自杀身亡。这一举动，既完成了对朋友的承诺，又维护了自己的名誉。

聂政的故事告诉我们，死士并非只是单纯为利益而战的工具。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聂政选择在母亲去世后才执行刺杀任务，既尽了孝道，又履行了诺言。

刺客荆轲：燕国太子丹的知遇之恩

荆轲的故事是战国四大刺客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个。他原本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游侠，直到遇到了燕国太子丹。太子丹不仅给予荆轲优厚的物质待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荆轲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

太子丹对荆轲的信任和重视，让荆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种被当作国士对待的感觉，成为了荆轲愿意为太子丹赴死的关键原因。

荆轲深知刺杀秦王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不仅仅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前往秦国的路上，荆轲表现得从容不迫。他知道这很可能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程，但他没有丝毫退缩。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正是死士精神的最好诠释。

虽然最终刺杀失败，荆轲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的故事却流传千古。他用生命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真谛，展现了死士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桃园结义：关羽张飞对刘备的忠诚

跨越到三国时期，关羽和张飞对刘备的忠诚，堪称死士精神的另一种体现。虽然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死士，但他们对刘备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与死士无异。

刘备初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雄厚的财力，甚至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人，却赢得了关羽和张飞的终生追随。

关羽和张飞之所以愿意追随刘备，不是因为物质利益，而是因为刘备给予他们的尊重和平等相待。

刘备虽出身皇族，却能够放下身段，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让关羽和张飞感受到了被当作国士对待的尊重。

在之后的岁月里，无论刘备身处何种境地，关羽和张飞始终不离不弃。他们不惧生死，只为追随自己认定的主公。这种忠诚，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而是源于内心的认同和信任。

关羽和张飞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死士精神，不在于为主人赴死的行为本身，而在于那份发自内心的忠诚和信念。

越王勾践的奇兵：死士与罪人的双重运用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在与吴国的较量中，巧妙运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死士，展现了一个统治者是如何利用死士这一特殊群体的。

首先，勾践派出了自己培养的死士冲击吴军阵地。这些死士是通过优厚待遇招募而来的，他们在战斗中冲锋陷阵，不惜生命。然而，面对训练有素的吴军，这些死士的冲击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面对这种情况，勾践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策略。他命令一群罪犯排成三行，每人手持利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些罪犯高声宣称自己触犯军令，甘愿自刎以谢罪。

随后，他们当着吴军的面集体自杀。这一幕震撼了吴军，也打乱了他们的阵脚。越军趁此机会发起猛攻，最终大败吴军。

勾践的这一策略揭示了死士的另一面。那些自杀的罪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死士。他们可能是因为优厚的安家费，或是为了赎罪而选择自杀。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都达到了震慑敌军的目的。

诸葛诞的豪赌：以死士谋反的风险与代价

到了三国末期，死士的运用有了新的发展。诸葛诞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魏国的重臣，诸葛诞本应该安享富贵。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等人交好，但他们相继被诛杀，这让诸葛诞感到了巨大的危机感。为了自保，他决定招募大量死士，为可能的叛乱做准备。

诸葛诞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尤其是扬州的侠义之士。他用优厚的待遇吸引了数千人愿意为他赴死。这些人成为了诸葛诞的私人武装力量。

诸葛诞的行为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动荡。高官显贵为了自保，不得不依靠私人武装力量。这些死士不仅是为了钱财，更多的是被诸葛诞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愿意跟随他冒险。

然而，诸葛诞的豪赌最终以失败告终。他的叛乱被镇压，自己也身死族灭。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告诉我们，即使拥有再多的死士，如果缺乏正确的政治判断，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诸葛诞的故事展现了死士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同时也警示我们，过度依赖私人武装力量的危险性。

司马懿的暗棋：隐藏的三千死士

与诸葛诞公开招募死士不同，司马懿的做法更加隐蔽和高明。作为魏国的权臣，司马懿暗中培养了三千死士，将他们分散安置在民间。

这些死士平时隐藏身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随时准备听候司马懿的调遣。司马懿的这种做法显示了他的深谋远虑。这些死士很可能是司马家族的佃农、部曲或者依附者。

他们与司马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引人注目。这种安排既保证了死士的忠诚度，又避免了引起他人的怀疑。

当需要这些死士的时候，司马懿能够在短时间内召集他们。这种突然出现的力量，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这三千死士确实在司马懿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司马懿的做法展现了一种更为高明的死士运用方式。这些死士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炮灰，更是隐藏在暗处的一支强大力量。他们的存在，为司马懿的政治谋划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死士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的战斗力，更在于他们所代表的潜在威慑力。司马懿通过巧妙运用这支力量，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古代的死士，无论是为精神寄托而战的"国士"，还是为优厚待遇而效命的雇佣死士，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豫让、聂政、荆轲等人的故事，展现了死士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而越王勾践、诸葛诞、司马懿等人对死士的运用，则揭示了死士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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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军事里的中国史》《晋书》《史记·刺客列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