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是想死的。在明朝眼看要保不住的时候，他非常高调地宣称，自己必将殉国！连死法他都想好了，要像屈原那样，投水自尽。

或许他只考虑了要死得有个说法，没想过投水的死亡体验问题，以致于当他率领全家人来到家乡常熟的尚湖边时，他犹豫了。

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在湖边不停地徘徊踱步，最后实在是不“死”一下很难收场，就试了下水，说了句，“水太冷，不能下”，尴尬离去。

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对于每一个士大夫来说，都要面对要不要坚守气节这样的人生难题。

一般来讲，40岁以下的官员投降的比例更大，因为这些人正值年富力强，在旧朝官做得不大，没有多少情感基础，若想继续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只能投效新朝，否则就回家种地去了。

明末尤以崇祯十六年最后一榜的进士投降最多，他们大多既降清又降闯，成了“双料贰臣”，因为他们实在不想“读书三十载，登朝仅逾月”。

从这个角度来讲，钱谦益和这些人很像。

尽管钱谦益28岁就中了探花，但是到他62岁明朝灭亡时，44年的时间里，钱谦益断断续续只做了不到4年官。因其东林党人的身份，每次复出，总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排挤，满腔的政治抱负无处施展，而这种对仕途的幻想也成了钱谦益一生无法走出的漩涡。

和其他东林党人一样，在国是日非的情况下，钱谦益主张“尊遗经，贬俗学”，也就是抛弃程朱理学，回归儒家经典，在经典中寻求经世致用的真理，以改变空谈的学风、士风，重建合乎儒家经典的道德秩序，用道德的力量挽救暮气沉沉的国家。

钱谦益这种思想很快得到当时士人的认同，使他名声大振，成为了东林党人中的泰斗人物。

名声使钱谦益有了平生唯一一次接近“相位”的机会。

崇祯皇帝即位后，清除阉党，重新起用东林党，钱谦益被举荐奉诏入京，出任礼部侍郎。同年十一月，钱谦益入选入阁成员备用名单，且排名很靠前，钱谦益以为他盼望的政治春天就要来了。

谁料，同样对入阁垂涎已久的礼部尚书温体仁，死死抓住钱谦益在天启初年的“钱千秋科场案”中失职一事，攻击他受贿。众多同僚为钱谦益辩解，反被崇祯皇帝怀疑有结党嫌疑，结果，钱谦益不但入阁不成，还被“回籍除名为民”。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在皇帝心里上了“结党”的黑名单，就再难入朝为官了。

直到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在焦头烂额中实在无人可用，决定再次起用钱谦益，可是，当钱谦益准备入朝的时候，得知崇祯已经在煤山自缢了，入朝再次化为泡影。

多年入朝心愿未成，让钱谦益有点魔障了。皇帝虽然没了，但大明江淮以南的领土尚在，还可再立新君，他本来属意潞王，但马士英等人率先拥立了福王朱由崧继承皇位，他便转头支持福王，并不惜对马士英歌功颂德，以求能得到入阁为相的机会。

钱谦益这种谄媚的举动，只换来了一个礼部尚书的官位而已，做了不到一年，清军就兵临城下了。不但官做不成了，节操也碎了一地，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1645年5月15日，钱谦益率领一众明朝旧臣献城投降，并承诺“以招降江南为己任”。他想的是以他献城投降以及招降江南之功，没准可以在清廷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但很快清廷就让他失望了，事实上，他们并不完全信任明朝旧臣，也没有重用这个曾经的东林领袖，仅仅授予钱谦益一个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的闲职。

现实与幻想的巨大落差让钱谦益悔恨交加，而更让钱谦益饱受心灵折磨的是他变节降清带来的苦果。

作为明朝重臣，文坛领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道理，钱谦益应该比任何人都理解深刻才对，国家亡了，他理应做天下士子的榜样，道德的楷模。别人投降似乎都没什么，唯独他钱谦益不可以，是定会遭到了世人的强烈指责和唾骂的，顾炎武公开否认自己是钱氏门生，故友杜于皇闭门不再与钱氏交往。

而钱谦益他自己每当夜深人静，午夜梦回之时，脑海中深深烙印的传统道德观念就会浮现，谴责着他的心灵，让他无地自容。

钱谦益在清廷只做了五个月的官就称疾回乡了。晚年的他一直都沉浸在内心的煎熬与痛苦中，为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洗刷自己的罪过，他变卖家产，四处奔走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活动中去，只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

钱谦益80岁大寿时，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府册。濒死不死，偷生得生。绛县之年不记其年，杏坛之杖久悬其胫。此天地不祥之人，雄虺之所慭遗，鸺鹠之所接席者也。”

他向大家表白：自己于明亡之时该死不死，降清之后却偷生得生，是一个被历史遗弃的不祥之人，只能与禽兽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