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晋江的施琅纪念馆中，有一副对联格外引人注目，上联是：平台千古，复台千古；下联是郑氏一人，施氏一人。

郑成功与施琅都做了同样一件事：收复台湾，尽管各为其主，但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他们都凭借此功载入史册。

不过相比郑成功，施琅的争议比较多，他三度改易门庭，两次为明朝效力，又两度投降清朝，这样的经历在道德上难免不受争议。

那么，反复倒戈的施琅，到底是真君子还是伪小人？其实，他的一生虽说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人生境遇其实比小人难受万倍。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他从17岁起就在郑芝龙手下当了一名小军官，每每作战身先士卒，屡立战功。

后来清军入关，大举南下攻打南明，郑芝龙迫于压力，与儿子郑成功决裂，最终选择投降了清朝，施琅也随郑芝龙一起成了清朝的臣民。

之后清军在灭南明绍武政权的战争中，施琅也参加了，尽管他有军事才能，但清军根本不会信任他，施琅愤怒之下，毅然火线倒戈，率部投奔了郑成功，再次成为郑氏一员。

再次回到抗清队伍中的施琅，积极为郑成功出谋划策，接连攻下了漳浦、云霄镇，轻取厦门的战略也是出自他手。

郑成功抗清一直以来都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取道厦门，可以说，施琅对郑成功事业的拓展，其意义非凡。

在传统认知中，郑成功的形象是“英雄盖世”式的，但实际上他的性格偏暴躁，《清史稿》对他的评价为“用法严峻，果于诛杀”，通俗点说，就是六亲不认。

但施琅这个人偏偏极有个性，恃才傲物，这样的两个人碰在一起，摩擦也就不断了，他们最初的交恶始于厦门失守。

1651年，在厦门站稳脚跟的郑成功，意图拓展广东地区，施琅马上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清朝在广东屯有重兵，不是说打就能打的，结果他的劝阻反倒迎来郑成功的一顿臭骂。

事实证明施琅是对的，郑成功前脚刚走，后脚清军泉州总兵马得功就来进犯，郑成功的叔叔郑芝莞吓得拔腿就跑。

关键时刻施琅仅带六十余人奋勇拼杀，击毙了马得功的弟弟，杀退了清军，但损失也不可挽回。

郑氏家族囤积当地的巨额财富，乃至部分家眷，都尽数被清军掳走。广东的郑氏官军收到消息时，无不嚎啕痛哭，足见损失之惨重。

郑成功回来后，先是收缴了所有兵权，之后又整顿了军队纪律，但对厦门之战中立下战功的施琅，却只是赏了他二百两纹银，这对施琅来说，跟打发叫化子差不多。

施琅心里自然有气，此时偏又出现了一件小事。他手下一个亲兵曾德因违反纪律要受处罚，结果他跑到了郑成功处告状，郑成功轻信了他的花言巧语，打算赦免了他的罪。

这事儿若是放在别的将领身上，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施琅本就对郑成功赏罚不公有意见，再出了这档子事儿，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于是，他带兵冲进营帐，当场就将曾德给砍了，待到郑成功的赦免令下来时，看到的已经是曾德的人头。

面对郑成功的质问，施琅也理直气壮，他说，您不是说要纪律严明吗？我是照您说的做的。

面对施琅的挑衅，郑成功勃然大怒，当场将施琅一家逮捕。施琅被捕后，由于在士卒中很有威信，一些部下和亲信对他也十分同情，于是便秘密将他放了。

出逃后的施琅又去投靠了郑成功的叔父郑芝豹，并请求郑芝豹出面为他调解。但郑成功并不买账，反而派人秘密刺杀施琅。

施琅再度逃脱后于1651年便再度投靠了清军，而施琅的父亲、弟弟也都被郑成功处死。至此，施琅与郑成功，两人之间便结下了仇恨。

从上所述，施琅三度易门，都有着他的难言之处，但投靠清军后，他的处境则更加凶险。

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击败郑经（郑成功之子）于海门（今龙海东北），攻取了浯屿、金门，加右都督。

康熙三年（1664年），他又献策主张攻台，授靖海将军，此后曾三次率军进抵台湾，但均以失败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也没闲着，依然不断上疏密奏攻取台湾，但此时的清廷对台方略已由攻转为守。

此后，施琅便被召入京城，改任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此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蛰伏期。

在清朝决定收复台湾之前，施琅已经等待了很久了。这倒不是清廷瞧不起他，主要他力主武力平台的主张，与清朝主招抚路线背道而驰，所以也只能让他闲着。

再者，施琅这个人有个绰号“海霹雳”，不但打仗霹雳，做人也霹雳，当年与郑成功决裂，也是因为脾气，后来在朝中得罪大臣，也是因为脾气，早年李光地也说他“性骄狂，无以成事”。 所以，也还是只能让他闲着。

在赋闲的日子里，他是苦闷的。没有什么朋友，经济上也极为困难。

尽管他被封为伯爵，有国家爵禄，但经常被扣着不发，几乎困难到要靠他老婆做针线活儿来贴补家用。

皇帝不用，同僚不待见，工资没人发，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十三年之久，人生能有几个十三年，所以在这十三年里，他并没有真的闲着。

为了得到重用，明明家里穷，还千方百计的找关系，散尽家财去送礼，朝中重臣家他几乎都跑过，最后搞到人家见了他就躲。

姚启圣后半生的梦想是收复台湾，施琅的梦想也是如此。没有工作就主动找工作，没权力管兵就主动管他能管的事儿。

比如观测风向，估算治湾海峡的风信，每天坚持记日记，看地图，筹划平台方略，时刻为收复台湾做准备。

有不少人认为，施琅处心积虑想收复台湾，无非是想报私仇，但从事前事后来看，并非如此。

他在给康熙的奏折里说，台湾这种局面如果延续下去，国家每年都要承受大量的损失，沿海百姓死伤无数。如果这只是官话，那么在他收台时的表现就不会那样做了。

他为台湾所做的事情多了，时间长了，尊重他的人也就多了，其中就包括他的福建老乡李光地。

随着他与李光地交往的加深，对施琅的深入了解，李光地终于明白施琅力主收台的决心有多大，此后，便极力向朝廷推荐施琅。

清廷也意识到收复台湾势在必行了，正如施琅所言，清朝承受的损失太大。比如为了防备郑氏政权侵扰，多年以来清政府厉行“迁界禁海”政策，断绝沿海百姓与郑氏的往来，但同时也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禁海所涉及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重地，这些地区是清朝的主要财政来源，禁令一下，东南沿海三五十里都变成了无人区，良田荒废不说，海外贸易也全数禁绝，不少百姓因此流离失所，长此下去，发生民变只是时间问题。

再说西北还有位强大对手--准噶尔，而要平定准噶尔，首先就要保证东南沿海的安稳。所以，在平定三藩之后，收复台湾就提上了日程。

而在多次招抚失败后，清廷也认清了现实，唯有武力才能收复台湾。

这样一来，选谁为主将也就提上了日程。

收复台湾的第一要务就是重建福建水师，清廷最初选择的水师提督并不是施琅，而是万正色。

万正色此前的水战大多集中在鄱阳湖、长江这些江河里，后来在反击郑经入侵的战斗中，他表现英勇，打了不少硬仗，但也犯了“恐郑症”，曾经三倍于郑氏的清军，却愣是让郑经给跑了。

所以，当康熙下诏让万正色准备平台战争时，万正色立即上了一道反对的“三难六不可”奏疏。大意就是说郑氏水师太强大了，福建水师根本不是对手。

康熙看后大骂万正色，立马撤了他的提督一职，那么，选谁呢？

福建总督姚启圣和内阁大学士李光地，都不约而同地举荐了一个人，就是施琅。

对于施琅，康熙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施琅名声太臭，大臣都说他徒有其表。

在李光地的大力肯定下，康熙才召见了施琅，了解了施琅十三年来对台湾形势丝丝入扣的研究之后，康熙终于对他投来赏识的目光。

康熙十九年（1680年），等待了十三年的施琅终于迎来了他的春天，以太子太保衔受封福建水师提督。

而此时的郑氏政权在台湾内乱不断，郑经将死之时，亲信陈永华被冯锡范设计卸甲归田，不久知道中计后，抑郁而终。

郑经死后，其子郑克臧也被冯锡范等人杀害，至此，台湾大权落入了冯锡范手中，史称“东宁之变”。

东宁之变后，郑氏政权内部进行了大洗牌，冯锡范也开始了他横征暴敛的统治，陈永华一生治理台湾的心血，几乎被他败坏殆尽。

台湾内乱的消息均来自姚启圣，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在台湾几乎到处都是他的眼线，台湾的一举一动都尽收他的眼底。

面对如此大好机会，清王朝准备出动了。但清廷内部却是一片反对的声音，大多数大臣认为远洋作战，不可预测，不如不打。

而就在此时，施琅也干了一件犯大忌的事儿，他向康熙上疏了著名的《秘陈专征疏》，要求朝廷给予他“专征”大权，不受任何人节制，一下引起了轩然大波。

君权高度专制，你施琅又是一个汉臣，还是个“叛将”，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谋反有什么区别？

施琅此举不但得罪了反战派，连姚启圣也一并得罪了，姚启圣后半辈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收台，这也是他的人生理想，多年来也下了很多心血。

不想在收台蓄势待发之际，施琅就跑出来抢权了。然施琅并非有意和姚启圣过不去，两人在军事行动上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但打仗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活儿，如果两位都去，那到时大军听谁的呢？

平台大军未启航，清朝内部征台风波也是不断。关键时刻，康熙表现出了他的帝王胸襟，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将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施琅，还说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能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乘着烈烈南风，率领两万清军，六百三十艘战船，誓师出征。

平定台湾，从表面看是打海战，实际上打得是攻坚战，胜利的关键不是摧毁郑氏政权的水师，而是他们密密麻麻的堡垒，尤其是他们在澎湖苦心经营的防线。

施琅依照计划，拿下艰苦的澎湖海战，郑氏家族的统治也就大势已去了。之后施琅采用了攻心战术，优待俘虏，并让人给刘国轩稍话愿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只要他能促成郑氏投降。

刘国轩是郑氏家族水师最后的依靠，澎湖海战惨败，仅带二十六艘战船退回台湾岛。他要主张归降，郑氏家族也就没什么可坚持的了。施琅的诚意打动了刘国轩，最后明郑政权内部也极力主张归顺。

战事并非一帆风顺，压力与动力并存，历经近两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下赦谕，接受了郑克爽的投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一万水师，从鹿耳门进入台湾受降。郑氏政权全体官员前来迎接，施琅当场宣布安民告示，禁止官兵劫掠百姓，一路纪律严明，于台湾百姓秋毫无犯。

施琅在巡视台湾后，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班师回朝，郑克爽等一干人员也被送到北京。

在归台之前，他庄重地更衣、备礼，步行到一个地方，恭敬地焚香、叩拜、献礼，他拜见的人正是他数十年的仇人--郑成功，他到的地方叫国姓爷庙。

郑成功是他念念不忘的仇人，也是给予他一条奋斗道路的前辈，此时的恩怨或许已化作海风被吹散了。

至此，收复台湾大业彻底完成，但随后的问题又来了。

在平定台湾后的年底，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弃台论”，即将台湾全岛人口尽数迁到大陆，只留一座空岛。

持有这一意见的人不在少数，李光地如此，康熙亦是如此，他们都认为台湾一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弃之无所损，即便给荷兰人占了，只要愿意纳贡称臣，也可以由他们占。

面对这一论调，施琅又站了出来。

他向康熙又上了一份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在这份上疏中，他凭借自己数十年来对台湾的全面了解，从地理、军事及经济方面论述了台湾的重要性，以此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廷对于如何治理台湾一直讨论了半年多，最后的结论是，依照施琅奏议，在台湾设立台湾府，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沿袭郑成功在台湾时的建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设机构统治。

此后，台湾才进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从施琅的人生轨迹看，他算不上什么君子，但也绝不是小人，他是一个传奇，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一个执着追求理想，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