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非常看中这项福利，有时由于财政原因，无法每天中午都能“会食”，官员们竟为此改变办公时间，改为两天上一次班。

唐代宴饮图壁画（1987年陕西长安县出土）

唐太宗即位以后，勤于政事，其早朝非常早，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考证，唐代百官上朝，五更五点必须进入大明宫的建福门。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要求必须早上五点半到达公司一样，所以非常辛苦。

后来唐太宗发现，有时由于议政时间延长，退朝晚了，参加早朝的官员们便要饿肚子，因此决定赐一顿饭，称为“廊下餐”。此后干脆推广到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让所有官员每天中午都能享受到一顿工作餐，也即“会食”。

至于“会食”的地点，京城各司与州县有所不同。京城各司占地面积有限，无法新辟场地作为专门的会食场所，只能在官署公堂进行会食。而在地方州县，则一般都建有专门的食堂。比如柳宗元在《盩厔县新食堂记》中就提到，盩厔县的官署因安史之乱遭到破坏，食堂早已不存，贞元十八年（802），“新作食堂于县内之右，始会食也”。至于没有建食堂的州县，则应该跟京城各司一样，在公堂会食。

创设会食制度的原因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唐太宗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有更深层次的用意。

·议政事

唐太宗令官署设食堂，供百官会食，其主要目的，其实是为官吏僚佐提供了一个评议公事的聚会场所。晚唐人蔡词立在《虔州孔目院食堂记》中指出：

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亦非惟食为谋，所以因食而集，评议公事者也。由是凡在厥位，得不遵礼法举职司，事有疑、狱有冤、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恶未除，皆得以议之，然后可以闻于太守矣。冀乎小庇生灵，以酬寸禄，岂可食饱而退，群居偶语而已。

这就明确指出了商议政事是会食的主要目的，而会食不过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罢了。

不过，从蔡词立的感慨中，可以想见，当时不少官吏存在着“食饱而退，群居偶语”的“惟食为谋”现象。另一个极端的“惟食为谋”的例子，则见于韩愈为河南县令张署撰写的墓志铭中（见《全唐文》卷565）。张署驭下严厉，担任京兆府司录时，僚属会食，大家只敢低头吃饭，吃完就匆匆告退，不敢多说一句话。可见，会食能否真正发挥议政的作用，最终仍取决于“会食”的官吏本身。

唐代的饺子、点心（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会僚友

会食归根到底，是一种宴饮形式。通过僚友相聚会餐的活动，对增加上下级、同僚之间的联络，也有促进作用。李翱在《故河南府录事参军卢君墓志铭》中说：

（君）召主馔吏约之曰：“司录、判官、文学、参军，皆同官环处以食，精粗宜当一，不合别二。”

这位录事参军，就是在有意识地通过会食来密切上下级之间的人事关系。柳宗元也在《盩厔县新食堂记》中点明，因食堂毁坏，没有会食，同僚之间“离散而不属”，甚至很难碰上一面。他还说会食时“筵席肃庄，笾豆静嘉，燔炮烹饪，益以酒醴”，可以“获僚友之乐”。

从柳宗元的话看，会食时的食物一定相当不错。虽然我们无法找到会食时饮食的详细记载，但估计它虽不如权臣富豪家的家庭饮食那么丰富，但其水平一定高于一般的官吏家，因此才会有人将会食时的饭菜省下来，带回家馈赠亲友。比如唐德宗朝，庾倬初为河南府兵曹参军，有寡姊在家。当时物价比较贵，难以吃上好东西，他就经常“于公堂辍己馔以饷其姊”。

柳宗元雕像

·习礼仪

通过会食时的礼节，来教育百官自觉遵守并维护统治秩序，是会食的另一重要目的。柳宗元便说，在食堂会食时的“升降坐起、以班先后”，可以“正位秩之序”。《因话录》卷五，更是详细记载了唐代御史台官员会食的礼仪：

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惟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筋，皆绝谈笑。食毕，则主簿持黄卷揖曰：“请举事。”于是台院白杂端曰：“举事。”则举曰：“某姓侍御有某过，请准条。”主簿书之……若杂端失笑，则三院皆笑，谓之“烘堂”，悉免罚矣。

所谓“杂事”，也叫“杂端”，指侍御史知杂，可以理解为侍御史的“头目”。这段文字是说，每次会食时，若杂事没有参加，那么礼仪就比较简单，只是相互作揖而已。但如果杂事到场，便必须遵循御史台会食的礼仪规范。连堂上会食时笑与不笑，都得看杂事的脸色。杂事不笑，不可笑，否则会被罚。当杂事忍不住大笑，众御史始能“烘堂”，这也是“哄堂大笑”这个成语的出处。

即使官员只是中午会食，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唐太宗算盘打得很精，维系会食所必须的钱财，并不是由国家财政拿钱补贴，而是采用置本兴利的办法，也即朝廷向各部门拨付一定本钱，令其自行派人经营高利贷，用息钱充当会食经费。而为此目的发放的高利贷称为“食本”。

太宗的招数虽然很贼，但“食本”钱有一个大问题，便是不一定都能如数收得利钱。利钱充足的时候，除了会食的开支，还有结余。结余不会被收入国库，而是按月发放给官员，采用按官品高低不等额分成法，称为“伙食尾子”。

而要是利钱收不上来，那就不能保证每天都有钱会食。比如肃宗和德宗两朝，因为刚经历安史之乱，京城各司就经常无法收足利钱，所以便出现了“餐钱不充”的情况。官员们一合计，改为“间日视事”，也就是隔一天上一次班。

唐朝官员何以如此看中会食？中唐人崔元翰在《判曹食堂壁记》中认为，会食“不专在饮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存世的若干篇《食堂记》，都有类似的看法。说穿了，一边免费吃喝，一边议论政事，谁不喜欢？

细算起来，会食制度可以说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一个产物。它对政务确有裨益，但问题在于其经费来源。虽说朝廷对“食本”钱的利率有严格限制，不过年利率仍高达60％～100％，于国家财政来说，自然是减少了不少开支，但百姓却颇受其害。例如，在征索利钱时，若被征人拿不出钱来，便移征其亲族旁支或担保人。因此，会食只能算是一种利弊参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