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则问答和讨论）

说到赵侗，让我想起同样发生在抗战时的郑万良事件。

郑万良原是曹福林55军的一个团长，后因感不得志，私自离队改投了孙连仲30军。这让孙连仲十分为难，收下郑吧，得罪了曹福林这个老弟兄，很不值得。不收郑而把他交给曹福林吧，一来郑必死无疑，二来给人造成一个他孙连仲狠毒的恶名，以后谁还敢追随自己？权衡再三后，还是将郑万良暂时留在了30军。

当时曹福林没说什么，事情好像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了。

几年过后，原同属冯玉祥旧部的孙连仲30军、曹福林55军、刘汝明68军合编成第二集团军，孙为总司令，曹、刘为副总司令，三个军又并肩作战了。郑万良之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曹仍然没说什么。

可不久后的一天，郑万良带卫队途经55军驻地，被驻军部队长留下饮酒，郑和卫士们被灌得酩酊大醉。当晚，郑和他的卫队几十人一个不留全部被活埋。

事后，孙连仲对曹没有半点的非辞，整个第二集团军没一个人说曹福林有什么不对，全都骂郑万良咎由自取，活该。

孙连仲、刘汝明与曹福林三人既是河北同乡，又是西北军同袍，私人关系相当亲密。三人分掌的30军、68军和55军，都是西北军的兄弟部队，也从没有过任何的、丝毫的过隙，可即便如此，郑改换门庭，弃曹投孙，尚且如此下场，八路军和国军党军的关系可远远不是30军和55军的关系，赵侗叛投国民党军被杀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有人说八路军也是蒋委员长的部下，赵侗离开八路的队伍，直接受蒋委员长的任命，又不是投降日寇当汉奸，怎么说是叛逃呢？呵呵！说这话的人，最好还是先读几年书，从ABC开始补习一下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然后再发言，免得漏怯。

试想一下，假如国军有一个旅长在抗战时脱离国民党军阵营改投了八路军，又在延安高调地接受了毛、朱的接待和嘉奖，然后在两军摩擦最激烈的时候带队途经重庆，会有怎样下场？

赵侗叛逃，接受了蒋介石的嘉奖和委任，是啥时候啥背景？那正是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刚刚制造了太河、平江、竹沟惨案，涂正坤、罗梓铭、鲍辉、潘建军等数百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伤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被国民党枪杀、活埋，尸骨还没有寒，血迹还没有干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深入中共根据地腹地，还跟正在制造摩擦的石友三部眉来眼去，不是找死又是什么？

赵侗，用今天大众的和平心理同情一点说，太嫩了；按当时国共暗斗与摩擦的标准说，活该！

统一回复看这里：

很多网民对本人的回答提出不同看法，有的是出于讨论问题的善意，但重复太多，一一回复没必要，在这里统一回复。对于那些泼妇般的无理纠缠和谩骂，不回复，一概拉黑。

1.赵侗也是打鬼子抗日的，为什么要杀他？

提出这个问题的，为赵侗鸣冤叫屈的，说赵侗从重庆带过来的部队是抗日友军的，你们关注过在赵侗事件之前不久的涂正坤、鲍辉等数百人的那些惨案吗？关注过那些被国民党砍头、活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伤员和家属吗？难道他们不是抗日的友军？他们被杀就应该？

真的希望你们是真的不懂国共两党的历史，而不是故意的选择性失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八路与国军的关系，不是那部垃圾剧中李云龙和楚云飞那样的关系。自4.12以来国共两党的历史，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史，十年苦斗结下的血海深仇，不是一纸合作的文件就可以轻易泯灭的，不然就没有那么多的惨案，那么多的摩擦，也就没有赵侗叛逃和被歼的悲剧了。

赵侗以一个八路军支队司令员的身份，叛逃到重庆，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招兵买马，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最猖獗时进入我根据地后被消灭，这一是我军对叛徒执行纪律的结果，二是对太河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报复行为。

如果赵侗仅仅是开小差，脱队后没有到蒋介石那去讨官封赏，肯定不至于死；如果他虽然跟蒋介石讨了官封了赏，但不组队向我根据地开进，待解放后算账，也未必身死；如果他虽然在重庆得了官又组了队，也向我根据地冒进了，但没有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制造的那么多惨案，没赶在两党激烈摩擦的这个点上，也未必被全歼，但是……所以……呵呵！

要么怎么说他太嫩了，怎么说他是找死来的呢！

有人说，怎么中共军队也会打击报复？废话！古今中外哪一支军队不会打击报复？若在遭受侵犯时连报复的决心和能力都没有，那养这样的军队有啥用！

也有人说，制造那多起惨案的，枪杀、活埋八路伤员和家属的，不是赵侗部队所为，不该报复到新组建的赵侗部队头上。

说这话的，多看点书吧。

如果赵侗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旅长，叛离国军投了八路，后又在途经国民党军的驻地时被杀，那些使劲儿为赵翻案喊冤的人，你们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扯着嗓子为其喊冤？

但愿你们是真的无知。

2.拿郑万良的例子类比赵侗，是不是拉低了我军的道德与行为标准？

孙连仲、曹福林是军阀，这没错。但军阀做的未必都不可取，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共性的。军阀讲军令如山、讲服从为天职、讲团结一致，讲不怕死，难道因为有他们讲求在先，我们就坚决抵制？他们瞄准时三点成一线，我们就必须得两点成一线？他们把绑带扎在腿肚子上，我们就必须得扎在脖子上？他们的编制、内务、战术等等，也包括他们的军纪，有的不仅没错，而且还很值得借鉴。我们是新型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是军队性质的不同，体制的不同，是思想武装的不同，并非军队内务细节的不同。曹杀郑，是维护他这支军队的军纪，这不是军阀独享的维纪手段，曹这么做正当合理，没错。我党我军战争年代，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做也没错，不掉价。

有人说我将八路和军阀相提并论，是比下限，是比烂，因为军阀对叛逃者用了活埋，手段太血腥，太残酷。然而我不这么认为。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既然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它就不是只会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是只会文质彬彬的温良恭俭让，人民军队的军纪，有些同样要用杀头来维持。对叛徒的惩治，新旧军队没什么两样。在杀人的手段上，战争年代我红队、短枪队、武工队等，同样会用砍头，会用活埋，会用勒毙，会用铡刀分尸，会用枭首示众。在当时，对鬼子、汉奸、叛徒、反共顽固派，这么做挺好，可以节省子弹，可以给敌以儆尤，没什么掉价。以血还血这四个字，不是说说好玩的。

3.消灭赵侗及其具体过程，为什么不敢公开坦承？

在对敌斗争与对外宣传上，不可能完全同步，也不应该完全同步，任何国家，任何军队无不如此，中共军队同样如此。在随便哪一支军队——当然也包括我军——的历史上，有很多要等过了几十年才能公之于众的事，还有许多至今都不宜公开的事。这一原则，就是再过一万年，只要军事斗争还存在，就依然会如此。就拿这次围绕佩洛西窜台的一举一动，你从外交部发言人和东部战区发言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也未必是全部。真实的军事斗争内幕，让你知道的时候还早呐。

对外宣传，有对外宣传的原则和纪律，古今中外皆然。这一点，只要脑袋没让驴踢过的都能理解。

历史上很多与杀戮有关的历史事件，个中细节都不宜对外公开，今天也一样，因为对大众的听觉或视觉不益。当年特科红队处决叛徒，你知道都用了哪些手段吗？当年武工队铲锄汉奸，你知道都用了什么方式吗？当年我红军游击队打土豪，你知道都有怎样的行为吗？当年我敌工小组对敌实施策反，你知道都采取了啥策略吗？

这些具体的操作，没必要写入大众读物，因为读者的理解深度与能力不一样。这就如同少儿不宜，是一个道理。而你只要稍加深研，所有这些，又都不是不可以了解到的，这也就既控制了面上的张扬，又保证了科研学术的需要。就说这赵侗被歼灭一事，大众读物上没有，不宜有，可120师战史、独1旅2团的团史，萧锋、史进前、叶长庚的回忆等等小众读物，白纸黑字，都写得明明白白，并非网上有人说的那样“至今没人敢承认”。只可惜喷子们不学无术，他们是又想冒泡，又不想看书深研，那就没办法了。

正史也好，聂荣臻、贺龙、杨成武等回忆也好，没有详记赵侗事，也是因为它不值得去详记。赵侗被消灭，只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插曲而已。只是这个小插曲在很多不怀好意者看来，对于抹黑我党我军很有点利用价值，所以才把这个话题推送出来，炒过来炒过去的没完没了。

4.杀赵之事光不光彩，对我有什么不利？

杀赵，谈不上光彩不光彩；而若不杀赵，则绝对不光彩。

一个八路的支队司令，叛逃到了重庆去接受蒋介石的嘉奖和委任，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甚嚣尘上，在涂正坤、鲍辉等数百八路及家属、伤员被砍头、活埋，尸骨未寒，血迹未干的时候进入到我根据地，八路消灭他，说有多光彩谈不上，但也正当合理，没什么见不得人，没什么不光彩。相反，若是任由他在我根据地横行如入无人之境，那对我才是极不光彩甚至是极尽羞辱的。聂元帅不是一个心狠手黑之人，能做出对赵部斩尽杀绝的处置，可以想象其内心的羞愤已达到怎样的状态。这个道理超级简单，但对于那些对历史完全无知无感，对军事斗争的了解仅仅停留在神剧层面的网民来说，很难让他们理解，说了也白说，所以也不想白费更多口舌，拉倒吧。

至于说有什么不利，我倒没感觉到。杀赵，可以严肃军纪，可以给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打击，可以宣示我报复的决心和能力，可以纯洁队伍，没什么不好。没了赵侗，五支队照样抗日，纪亭榭、高鹏、韩庄、张如三、史进前、胡可、王建中、刘凤梧、焦若愚、陈大凡等原五支队的干部战士，照样跟定共产党干革命，直到埋葬蒋家王朝，成为开国的将校。

5.关于赵侗妹妹和200学生的问题

这年头，只要谁杜撰了一个段子，只要这段子狗血，或能满足某些人的别有用心，就一准能以讹传讹传得铺天盖地。

我看过很多地摊和网络中关于赵侗妹妹和二百男女学生如何被虐杀的演义，我很想找到关于这个说法的依据，但我找不到。我也曾无数次地请说这话的人给我一个出处让我信一回，可我等了多年也等不来。今天又说这个的，你们谁能给我一个出处？

行了，行了，不难为你们了，我知道你们也不过是嚼着别人吐出来的口水复读而已，你们拿不出第一手的史料依据。

也有的说，赵侗部队的成员，还都是青年学生，共产党怎么忍心对青年学生下手。

呵呵！赵从重庆、西安招的这百多人，有学生不假，但他们可不是（至少多数不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而是国民党复兴关党政训练班的学生，是第四战时干部训练团的学生，这些机构培养的都是些什么学生，用不着我来作答，你懂的。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都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那又怎样？侵华日军的士兵在参军前，也有很多是善良的农民，也有很多是年轻的学生。国民党兵在参军前，也同样有老实本分的农民或学生。那么，当我们的大刀向着鬼子的头上砍去时，当我们的机枪向着蜂拥袭来的国民党军扫射时，难道还要先甄别一下每个兵参军前是不是学生，抑或是不是农民？

啊呸！

不管他之前是干嘛的，只要参加了与我为敌的阵营，他就只有一个身份：敌人。赵的妹妹也好，或者其部属中有普通大中学的学生也好，既然加入了赵的行列，你就要为你的选择买单，这天经地义。

6.对赵侗及所部，不用武力解决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执行纪律的标准，不同时代是不同的。如果按和平时代的思维考虑，当然有很多办法可以选择，完全可以不这么干。比如对赵侗部队缴械后将赵侗及其党羽处死，其他人分别给予不同处理等等。现在看，这是个合理的处理方式，但战争年代，就要另当别论了。

有网友说将赵侗等为首者处死，对其他人给予教育改造，然后补入我军，为我所用，岂不更好。

战争年代，我军有从俘虏中补充兵员的传统。到全国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中的解放战士已经超过半数，而西北野战军中的解放战士更多达百分之七八十。但不知各位发现没有，我军从俘虏中补充兵员，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大致来说，是复兴社分子不要，反动党团分子不要，战干团成员不要，还乡团成员不要。赵侗从重庆、西安招收、补充的这一百多人，恰恰全属我军不要的那几类。留下他们怎么处理，这就有点麻烦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在和平年代，这点麻烦也不算什么，但战争状态下，处理就简单化了。不过这还不是他被痛歼的主要原因，或唯一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赵侗叛变后不知收敛反而趾高气扬向我根据地开进导致的聂老总的恼羞成怒，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几百伤员和家属被惨杀在我军中积蓄的强烈的复仇烈火，是两党摩擦反摩擦呈现白热化后形成的紧张杀气，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注定了赵侗这支武装的团灭。

那是不是只要强调一个战争状态，就怎么做都有理呢？错！战争状态下，很多执行标准与和平年代不一样，可并非没有标准，只是那时有那时的标准，而那时的标准与今天不同罢了。这就像足球，以前的判法和今天不同，但并非以前就没有规则，就可以乱踢，只是以前的规则和今天不同罢了。

小说《水浒》中“血溅鸳鸯楼”一回，武松为报仇杀了16人，这其中，不乏丫环、仆役等无辜者。这按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就该受谴责，但《水浒》成书几百年来并没什么人因此给予谴责。为什么？因为那时有那时的道德行为准则。我奶奶那辈人以前，都是缠足的。我真的不认为三寸金莲有多美，但那个时代，你不缠足就被人耻笑，嫁都嫁不出去。这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讨论历史问题，得用历史标准，不能用现代标准。

7.赵侗参加八路军后受到聂荣臻、杨成武排挤的问题

说这话的，是把五支队与晋察冀军区看作同盟关系了，是把我党领导的军队等同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了。这一看就是对我军的性质完全无知的小白才能说出的话。

在奉行党指挥枪的这支军队里，千条万条，忠于党，听党的话，是第一条。如果你没有加入这支军队，也没有与之摩擦，那么你坚持抗日就是好汉，就应该给予肯定。张自忠、王铭章、高志航等之所以被我党高度肯定，除了因为他们是为抗日而死，还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军队，而不是共产党的军队，要求就不一样。但既然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那么你纵有天大的能耐，纵有天大的功劳，政治上不合格，一票否决。对了，就包括你打鬼子多么有成绩，没有跟党走，不听党的话，全等于零。不服是不是？对不起，我军就是这个标准，以前是，今天也是。

改造有个过程。党对赵的争取是足够耐心的，也是给了他时间的。赵被架空是事实，但那不是参加八路军之后才有的事。早在平西游击队的时候，军中大事就主要不是他赵侗说了算，而是由中共在军中的秘密组织队委会掌控的公开组织军政委员会说了算了，不然这支游击队也不会与八路军会师。会师并改编后，聂司令员不仅没有排挤赵，相反，当五支队中心队委几次开会建议解除赵侗司令员的职务时，正是聂反复做工作，才保住了他的继续任职。聂作为我党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一个忠厚长者，对他的帮助和宽容是仁至义尽的，怎奈赵冥顽不化，已经是八路的带兵官了，还老是陶醉于在庐山见蒋介石时所受的宠幸，还老是想着建立一支完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赵家军，被边缘化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不是聂的问题，也不是杨的问题，而是我军中任何一个党的负责人都会坚持的原则问题。

至于说为什么迟迟不吸收赵侗入党的问题，吸收谁入党，除了考察你的出身、历史、家庭主要成员的政治色彩、参加各种党派组织的情况，还要考察你是否把包括军权在内的一切愿不愿意无条件地献给党的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的国社党成员，作为一个母亲和妹妹正在受到蒋宋一家人的盛情款待，本人又时时处处对抗晋察冀军区党的领导和改造的他，赵侗够条件吗？

中共军队的性质就决定了，赵侗这样把军队当私产，当资本，拒绝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人，必然不能被这支队伍所包容。包容了他，那就不是共产党的军队了。

加一问：既然说赵侗之死是太嫩，是活该，那皖南事变是不是太嫩，是不是活该？

第一，两党摩擦中，任何一次损失，都有教训可以总结，说太嫩也好，说对国民党灭我之心提防意识太差也好，意思都差不多。两党斗争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前边说了。谁看到我说过怪国民党太阴险太残忍太不讲理之类的话？没有。当然没有。这就像一个人被蛇咬了或被狼吃了，难道你还要怪它不仁不义吗？只能怪你自己不懂事儿，就是太嫩。

关于皖南事变，仇共者说活该，虽然从感情上说难以接受，但也没错。因为这是项英不听教员的话的结果，是咎由自取，就是活该。这就像那年那个女人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不听劝告违规下车，不但自己被老虎咬伤破相，还把自己的母亲送老虎做了食粮，不是活该又是什么？

第二，屁股坐的方位不同，感情、用语和对错标准也会截然不同。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说，发动皖南事变那是应该的，必须的。因为虽然国共合作抗战了，但共产党始终是其心头大患，是必须要剿除的“异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他围剿你何错之有？那一大帮子果粉、恨国党们，怀着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同样的仇恨，站在同样的立场，自然就会使用同样的口径，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再正常不过。

再加一问：说赵侗被灭是活该，说皖南事变是千古奇冤，是不是双标？

这里还就真的涉及一个双标的使用问题。但这个双标，不是治史中对国共双方评价上的双标，而是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运用上的双标。历来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不可能用同一个口径，永远不能，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今天所说的双标就是这个双标。

周恩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千古奇冤那几句，是用于外交的、政宣的。因为表面上看，国共合作还没有完全破裂，表面上的国共两军还是友军，还是一家人，所以周在政治斗争中，用了一个千古奇冤，没毛病。可实际上的两军关系是怎样的呢？那是有着十多年血海深仇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被敌人加害，没有冤枉一说。同样是对于皖南事变，我党我军内部的总结很多很多，你们谁从中看到过一个冤字？没有，不可能有。包括周恩来在内，不可能使用一个冤字。被国民党蒋介石暗算，有什么冤字可言！

建议那些把两者混为一谈还没有分清楚的，少看点神剧多读点书，多了解点古今军事斗争史再来我这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