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

公元九三三年十二月，“为人纯质，宽仁爱人”（《新五代史》，下称新史）的后唐明宗李嗣源逝世，享年六十七。在李嗣源时期有三位比较有竞争力的王位继承者：养子李从珂、李从荣、李从厚。其中李从珂跟随李嗣源征战多年，但在“河中事件”后就失去了竞争力；李从荣是现存李嗣源最年长的儿子，但是本事平平，在李嗣源尚未闭眼之际，担心宫内有变于是勒兵要入宫，结果被诬陷是造反被杀；李从厚比较贤能，在李从荣被杀后就是无疑问的继承者。李嗣源去世后，“幼弱“（孟知祥语）的宋王李从厚继位，史称其“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在皇帝是“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干戈之际”难以立足。

当时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与石敬瑭少从明帝征伐，有功名，得众心”，在李嗣源病重时多次派遣其夫人入省侍，而等到明宗去世，李从珂又称病不来。有从凤翔回来的使者说自己知道潞王李从珂的“阴事”，也就是隐秘的事情，双方关系愈加紧张。闵帝李从厚所重用的朱弘昭、冯赟二人资历甚浅，远远低于李从珂和石敬瑭两人，遂忌惮两人的势力，于是对地方藩镇进行迁徙（“徙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代汉琼；徙潞王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但“皆不降制书，但各遣使臣持宣监送赴镇”，不禁让人生疑，颇有离镇即为人所制的局面。

而最先动乱的却并非石敬瑭，而是在凤翔的李从珂。本来李从珂的长子李重吉担任控鹤都指挥使，但是朱、冯二人不想让李重吉（后来因李从珂起兵被杀）主掌禁军，于是将其外出为毫州团练使，又将李从珂在洛阳出家的女儿接到宫中，这些行为都惊动了李从珂。934年二月，由于朝廷命令素有不良名声的李从璋暂时接替李从珂管理凤翔（李从璋之前杀掉了安重诲），李从珂听从手下“离镇必无全理”的劝告，起兵号称“清君侧”，随后李从厚派兵讨伐。由于李从珂在军中的威望以及前线将领指挥不当，还有李从珂厚赏士卒，于是派去讨伐的士兵纷纷迎接李从珂，随后李从珂击败讨伐的军队进入洛阳，李从厚弃城而走，投奔石敬瑭，但并未得到石敬瑭的支持，最终在李从珂授意下被卫州刺史王弘贽所杀。

但是进入洛阳的李从珂也苦恼，五代武人风气盛行。当时士兵换主人看作一桩买卖，比如李从厚为了拉拢士兵支持，许诺“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而士兵不仅没有斗志，反而喊道“至风翔更请一分”。李从珂发风翔时说：“入洛人赏钱百缗”，到了洛阳发现府库里的钱根本不足以凑足，于是搜刮民财，“昼夜督责，囚系满狱”，仍没有办法满足士兵的需求，不得以降低了赏赐标准，以至于军士怨望（（通鉴卷279），《旧五代史》记载“初，帝离岐下，诸军皆望以不次之赏，及从至京师，不满所望，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其无厌如此。”（卷46）正如李专美所言：“纵有无限之财赋，不能满骄军溪壑之心”（旧史卷93）。李从珂搜刮民财，但又不能满足士兵需求，只能既失军心，又失民心。

李从珂这位篡位者上位，同样面临着心怀叵测的藩镇，其中重要一位就是石敬瑭。石敬瑭是太原人，跟随后唐明宗李嗣源征战，是其心腹，也是爱婿，还救过李存勖和李嗣源的命，并且在李嗣源夺取皇位过程中出了大力，曾任兴唐（即邺城）尹、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后来因为契丹侵边，加上李崧推荐，石敬瑭担任太原尹、北京（即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在李从厚遇之相遇后（之前李从厚征召石敬瑭来一起商议对付李从珂，双方在卫州附近相遇），石敬瑭非但没有效忠于其，而是“尽杀帝左右及从骑，独置帝而去”，之后入朝见李从珂。李从珂之前与石敬瑭一同随李嗣源征战，“心竞，素不相悦”，石敬瑭想要回太原但是却不敢主动提出，而且当时石敬瑭已经生病，身体虚弱，太后（即曹太后,魏国公主的母亲）以及魏国公主（李嗣源女儿，石敬瑭妻子）多次为石敬瑭请求，加上当时赵延寿（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的义子，也是李嗣源的女婿）在开封，李从珂遂同意石敬瑭返回太原。此一去如蛟龙入水，不可复制。

石敬瑭回到太原后又贿赂曹太后左右来探查李从珂的消息，并且多在宾客面前自称老弱不堪为帅，希望李从珂减少猜忌。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清泰二年（935）六月时，石敬瑭当时屯驻在沂州，朝廷派遣使者去赏赐衣物，结果“军士呼，万岁者数四”（《契丹国志》）（胡三省指出“时骄兵习于见闻，又欲扶立石敬瑭以希赏”）。石敬瑭惧怕之下让心腹刘知远诛杀为首者三十六人以殉，但是李从珂对石敬瑭愈发猜忌。七月时任命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率领军队屯驻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通鉴卷279）。次年正月二十三日时，石敬瑭晋国长公主来为李从珂庆祝生日，之后辞归，李从珂醉醺醺地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通鉴卷280）猜忌之意见于言表。石敬瑭闻言大惧，“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托言以助军费”，这种反常举动又加深李从珂的猜忌，所谓“人皆知其有异志。”

崛起的契丹

契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胡，东胡分出鲜卑和乌桓，而宇文部鲜卑衰亡后一些语言、风俗相近的游牧人统称库莫奚，北魏时，契丹从库莫奚中分化出来。在唐朝前期契丹曾经归附于中原王朝，唐贞观时设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首领为督都，武则天时期曾爆发李尽忠、孙万斩之乱，后被唐借助突厥力量镇压，契丹反而归附于突厥。玄宗重新设立松漠都督府，与契丹或战或和，玄宗曾说：“东北二虏，藉其（安禄山）镇遏”直接点出了契丹和奚人这两个唐朝东北的敌人。不过唐朝的真正大敌却也并非契丹，所谓“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新史卷72）。契丹在唐末得到发展，所谓“其王钦德者，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浸盛，有时入寇。”（旧史卷137）后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被取代遥辇氏后，势力更是进一步发展，所谓“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辽史》卷1），“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新史卷74），他又征服了三十姓鞑靼和九姓鞑靼，并且攻灭了渤海国，即“侵灭各国，称雄北方”（新史卷72）。然而契丹对中原王朝的攻取却并不算得上顺利。李存勖时期不仅要对付后梁，还有对付有二心的镇、定两镇，契丹虽然夺取营、平二州，但两次围攻幽州都被晋军成功解救；在李嗣源时期，定州王都叛乱，辽太宗耶律德光积极派兵增援，结果非但没有解救成功，反而使得秃馁战死，惕隐等首领五十人被俘，“自是契丹大挫，数年不敢窥边”（旧史卷137），甚至有“契丹遂弱”（旧史卷64）之说，所谓“中国之威几于大震”（新史卷46）

然而中原王朝的斗争引起契丹干涉已是常态，如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约为兄弟，后者又背叛李克用向后梁称臣，以及李存勖讨伐镇州，定州王处直欲引契丹干涉，又有李嗣源时期的定州叛乱，耶律德光也是积极响应。在此种情况下，如何让契丹不干涉李从珂剿灭石敬瑭就成为重要的考虑问题。当时石敬瑭举动异常，“人皆知其有异志”，李从珂引近臣商议，皆不对，李崧私下里对同僚吕琦说：“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邪！计将安出？”

吕琦一下子点出要害：“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屡求和亲，但求荝剌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荝刺等与之和，岁以礼币约直十馀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李赞华是耶律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上位，没有能够继承的长子耶律倍跑到了后唐这边来，被赐李赞华；荝剌等是指上文提到被俘的惕隐等首领。可见吕琦是意思是以岁币和归还惕隐等为条件来换取契丹的中立态度，李崧欣然道：“此吾志也。然钱谷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皆见通鉴卷280）三司是“三司使”，可以理解为唐代的财政部门，即所谓“钱谷皆出三司”，张相是指当时的三司使张延朗，其颇有理财之术，也是李从珂的支持者之一，所谓“晋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积聚，系官财货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晋高祖深衔其事。”（旧史卷69）后来又力劝李从珂亲征，等到石敬瑭打进洛阳后就被杀害。因此两人一找到张延朗，张延朗就大力支持，说：“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什九，计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于军财之外捃拾以供之。”可见张延朗认为与契丹交好不仅利于对付石敬瑭，而且能减少边境负担以及边费，（有“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的情况）自然是大力支持。之后李崧、吕琦两人去告诉李从珂，李从珂大喜，赞成此议，于是两人私下写好《遗契丹书》等到李从珂命令。

不久后，李从珂跟学士薛文遇提到此事，薛文遇强烈反对，说：“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然后就念了两句诗：“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李从珂听闻后立刻改变了主意。急忙召吕琦和李崧询问议和一事，责怪说：“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其意安在？”见李从珂盛怒，吕琦和李崧拜谢无数，表明自己绝无异心，之后李从珂放过了他们，但“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 (结合通鉴卷280和新史卷56)。如此一来，后唐对契丹的外交相当于无，这就给了石敬瑭机会。

石敬瑭割地引援

李从珂对于石敬瑭的猜忌已是路人皆知，石敬瑭为此特意试探一下李从珂：多次上表说自己“赢疾（老病），乞解兵柄，移他镇”。李从珂与执政大臣商议后觉得应该乘此机会同意石敬瑭的建议，然而房暠、李崧、吕琦等人都力谏不可，但是此时薛文遇（对，又是他）却极力支持，说“兹事断自圣志，群臣各为身谋，安肯尽言！”（意思是李从珂应该自己做主），又效仿晁错说“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通鉴卷280）。李从珂又相信了他的话。

清泰三年（935年）五月，李从珂下诏让石敬瑭徙镇到郓州，进封赵国公，不久后又下诏催促石敬瑭快速赴任，石敬瑭心生疑虑，召集幕僚商议，他说出自己的意见：李从珂已经许诺不再徙镇，但是突然颁发这道命令，是否因为去年“忻州乱兵”一事猜忌自己？公主（石敬瑭的妻子，李嗣源之女）入见后听到李从珂的那句醉话，说明李从珂很猜忌他；李从珂治理不善；自己因为李从厚一事已经方寸大乱三年；自己没有异志，不能白白地死了；太原形胜之地，地形险固物资丰富，并且可以北结契丹；如果李从珂宽厚点就继续保持关系，如果继续如此强硬，就要咬人了（见旧史卷75）。在石敬瑭一番话后，掌书记桑维翰和都衙刘知远支持他，于是石敬瑭称病拒命，随后李从珂就让张敬达率兵围困晋阳。六月时，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率领部曲数千投靠石敬瑭，率兵进入太原城，七月时，代州屯将安元信率领一军，与西北面先锋指挥使安审信率领五百骑兵逃到太原城，八月时怀州彰德军使张万迪等各自率领千余骑兵来投靠石敬瑭。这个月张敬达虽然对太原城发动了猛攻，但是一直没有拿下，不过新增加的兵源虽然巩固了城守，但却增加了粮食的负担，所谓“帝（石敬瑭）亲当矢石，人心虽固，廪食渐困”（旧史卷75），因此后来赵莹说：“陛下昔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为唐兵十馀万所攻，危于朝露”（通鉴卷282）。

可见如果以石敬瑭太原一隅之地对抗后唐是十分困难的，在石敬瑭造反之前，副使杨彦询是李从珂的人，他就说：“不知太原兵甲刍粟几何，可敌大国否？请明公反覆虑之。”不过石敬瑭宽厚，没有为难他（旧史卷90）。那么必须要引入契丹来帮忙，桑维翰就说：“契丹主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处于围城之中的石敬瑭让桑维翰写信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提出“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当时石敬瑭的部下刘知远（也就是后汉的开国君主）认为：“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通鉴卷280）虽然有可能是后来后汉文人修饰，但是其中“厚以金帛赂之”的思想还是比较突出，反应当时人一种观念：认为契丹人更喜欢钱财。

耶律德光闻言大喜，并且争取到述律太后的支持，遂许诺“中秋赴义”。李从珂听说契丹许诺“仲秋赴援”入援后，多次派人督促张敬达急攻晋阳，但是一直久攻不下，加上当时是夏季，风雨较多，“长围夏为水潦所坏，竟不能合”。比如张文礼之乱时，王郁说耶律德光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则皆为己物也；不然，则为晋王所有矣。”太祖以为然，率众而南。（《契丹国志》）时人态度如此，后世也有此种因素，比如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认为：“案契丹自此以前，虽未尝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然实未尝决意吞噬；太宗龘才，更非有远略者比；金帛可致，其言甚确，而敬瑭不之省，可谓饥不择食。”这种观点比较符合传统观念，然而林鹄则认为：“对于辽太宗的成功南进，以往史家多强调石敬瑭割地事敌的卑鄙之举。上文分析表明，如果没有石敬瑭，契丹南扩的确困难重重。不过，在此拟指出的是，石敬瑭只是给德光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契机，而契丹据有汉地的野心，并非石氏所启……事实上，石敬瑭得以出镇太原，拥兵自重，恰恰是唐廷为应付契丹军事压力的安排。没有德光的积极备战，石氏未必有机会出掌河东，这亦可谓是天助自助者。”甚至判断吕琦的主张是“对契丹意图把握失当”（《南望：辽前期政治史》）这种思维的差异还是值得思考的。就笔者的个人看法，认为耶律德光或许有进取之心，但是并不强烈，而当时契丹上层还是缺乏进取中原的那种动力。

貌合神离的后唐援军

随着秋天的到来，耶律德光开始集结大军南下，契丹出兵有“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之说（《辽史》卷34），九月时耶律德光集结五万骑兵部队，号称三十万大军从扬武谷南下旌旗不断五十余里，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都固守城池不出战。十五日到达晋阳城下，下阵于汾河北岸的虎北口，先派人告诉石敬瑭说：“吾欲今日即破贼可乎？”石敬瑭连忙派人告诉耶律德光说唐军人数众多，希望耶律德光明天再出战，但是使者还没到耶律德光处，契丹就和后唐骑兵将领高行周、符彦卿交战了，石敬瑭于是派刘知远出兵相助。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以步兵设阵于太原城西北的山下，契丹派遣轻骑三千不披甲直接冲击唐军军阵，后唐军见契丹军如此之弱，纷纷追赶这支骑兵，结果中了契丹军的埋伏，最后“唐兵大败，步兵死者近万人，骑兵独全。”张敬达率领剩下的军队跑到晋安寨固守，契丹军也引兵到虎北口，在刘知远的劝说下，石敬瑭将投降的近千名唐军杀害。这天晚上，石敬瑭与耶律德光见面，双方有相见恨晚之意，石敬瑭谦虚地请教：“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遽与唐战而大胜，何也？”（您远道而来，士兵疲惫，怎么就突然打赢唐军了呢？）耶律德光回答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大概意思是后唐军策略失误，没有扼守险要，我军交战锐气正盛，对方无锐气，所以要急忙进击）石敬瑭听后大为叹服。十六日，石敬瑭和耶律德光合军营于晋安寨南，四面合围，十八日张敬达派遣使者告诉李从珂战败的消息，此后就不能与外界联系了。

收到败报的李从珂连忙派符彦饶率领洛阳步骑兵屯驻河阳。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率领魏州兵二万从青山到榆次，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率领幽州兵从由悄孤去抄契丹后路，耀州防御使潘环纠合西路戍兵从晋、绛两乳岭出慈、隰，几路大军一起救援晋安。考虑到赵德钧率领幽州兵去作战，李从珂又让赵德钧的养子赵延寿率领兵二万到潞州，康思立率领扈从骑兵奔赴团柏谷。十月七日又下令“大括天下将吏及民间马，又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期以十一月俱集”。这种“义兵”实际上战力无几，却徒耗民力失去民心。

虽然这些唐军看起来人数众多，但是实际上人心不齐。如河阳的兵，史载“诸军自凤翔推戴以来，骄悍不为用，（符）彦饶恐其为乱，不敢束之以法。”考虑到之前李从珂也没有足够满足其承诺，士兵颇有怨言，政治性难以保证。如魏州兵，之前李从珂让刘延皓坐镇，他在位“掠人财贿， 纳人园宅，聚歌僮为长夜之饮，而三军所给不时，内外怨之”（旧史卷69），之后爆发张令昭之乱，李从珂让范延光去平定，之后让其为天雄军节度使统帅旧魏博一带，但其人也有野心，范延光对术士张生说：“余梦大蛇， 自脐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张生回答说是帝王之兆，由是范延光“自是稍萌僭窃之意”（旧史卷97）。再有幽州兵，是赵德钧率领，他早怀异志，“欲因乱取中原，自请救晋安寨”，之后请从土门路西入，一路上又收拢各处后唐军队，将大军控制在自己手上（包括与其养子赵延寿会和），还一度想要兼并范延光的部队，不过被范延光察觉而没有得逞。十一月时，李从珂任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可以理解为总指挥），在李从珂屡次催促下行进到团柏谷口，当时范延光屯驻在辽州。

期间（十一月八日）石敬瑭被耶律德光册立为帝，石敬瑭“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虽然册立了石敬瑭为敌，但耶律德光并没有信心能够帮助石敬瑭横扫后唐各军，“虽军柳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辄结束，以备仓猝遁逃”。然而，赵德钧却迟迟不肯进军，反倒是统三军在外要挟李从珂，在让李从珂任命赵延寿为成德军节度使不果后开始寻求与契丹合作。闰月时，赵德钧派遣使者到耶律德光帐下，表面上是“为唐结好，说令引兵归国”，实际上是偷偷“厚以金帛赂契丹主”，并且许诺：“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给了大批财物，要求耶律德光拥立自己称帝，不用耶律德光费一兵一卒自己就能拿下后唐，之后为兄弟之国，让亲契丹势力石敬瑭在太原一带）。耶律德光考虑自己后方许多城池没有拿下，而且晋安寨内有五万唐军，也没有攻下，赵德钧收拢各路唐军加上麾下幽州兵势力强大，范延光也在辽州虎视眈眈，综合考虑决定背弃石敬瑭答应赵德钧的提案。事实上述律太后也曾说“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可救也”（后来述律太后对赵德钧所言，当得其实），可见赵德钧确实有野心和实力。

石敬瑭得知后大为惊恐，派遣桑维翰去劝说耶律德光不要“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并且许诺“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耶律德光说捕鼠尚且害怕被老鼠咬，又说自己因为兵家权谋迫不得已。桑维翰极力劝说，“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也许是被桑维翰所感动，也许是不想失去石敬瑭这个盟友，耶律德光不得已拒绝了赵德钧的要求，并且指着石头说：“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

石敬瑭势如破竹，入主洛阳

此时晋安寨内的后唐军队也是起了异心。当时唐军被围数月，音信不通，高行周、符彦卿多次率领骑兵出战都是众寡不敌，没有冲破包围。“刍粮俱竭”，将士们将死去的马匹吃掉来充饥，但是援助迟迟不至。副部署杨光远、马军都指挥使安审琦劝张敬达投降，张敬达毅然拒绝，指出除非将自己杀掉，否则不可能投降，杨光远给安审琦使眼色，安审琦不忍心。高行周察觉杨光远的意图，经常率领精锐骑兵跟随张敬达保护，但是反而引起张敬达疑心，于是高行周不敢跟随。各位将领每天早上都要集合在招讨使营开会，一天，杨光远早早来到营帐，在乘着高行周和符彦卿还没到斩杀张敬达，“帅诸将上表降于契丹”，由是晋安寨陷落，“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在晋安寨陷落后，契丹军继续前行，“契丹以其将高谟翰为前锋，与降卒偕进。”十二日时，双方在团柏大战，结果赵德钧、赵延寿率兵先撤，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跟着逃跑，“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吕思勉指李从珂之败全由将士不用命，虽有失片面，却也切中要害。十九日，石敬瑭和耶律德光走到潞州，赵德钧父子投降，耶律德光将其锁起来送回国内，赵德钧郁郁寡欢不逾年而死，赵延寿在后来历史中还有登场。石敬瑭准备继续进发，这时候耶律德光提出剩下的路由石敬瑭自己来走（担心契丹兵至河南有所惊扰），自己派五千骑兵护卫，双方执手相泣，久不能别，耶律德光还解下自己的白貂裘给石敬瑭披上，双方约定“世世子孙勿相忘！”耶律德光又说：“刘知远、赵莹、桑维翰皆创业功臣，无大故，勿弃也”，随后双方分别。

在十四日时，刘延朗、刘在明跑到怀州，李从珂这时候才知道石敬瑭即帝位、晋安寨陷落以及诸军败退的消息。众人纷纷商议，认为天雄军（即范延光部）尚且完好，而且契丹军忌惮天雄军未必会南下，李从珂应该前往魏州。李从珂认为李崧和范延光关系好，于是打算找来商议一下，薛文遇和李崧一起当直，以为李从珂也叫了自己，于是跟着去。李从珂见到薛文遇气不打一处来，李崧连忙暗示薛文遇离开，李从珂怒道：“我见此物肉颤，适几欲抽佩刀刺之。”李崧建议李从珂回到洛阳先。但是随后李从珂让宋审虔、符彦饶等人御敌，结果纷纷不战而退，李从珂计无可出，遂自焚而死，随后石敬瑭入主洛阳。

祸患无穷的割地

从双方得失来看，石敬瑭能够厚着脸皮称臣称子割地纳贡，开出了李从珂、赵德钧都想不到的价码，赢得了耶律德光的最后支持，而且知人善用，如刘知远、桑维翰两人就帮石敬瑭出了大力。而李从珂虽然资源众多，占据优势，但是人心不齐，多怀异志，所托非人（如赵德钧），又不敢前往前线亲征，以至于无法直接控制军队，意志消沉（刘延朗等请帝亲征，帝心忧惧，常恶言敬瑭事，每戒人曰:“尔无说石郎，令我心胆堕地!”由此不欲行），加之策略失当，任人不当（如凤翔幕僚刘延朗为其重用，掌机密，其“专任事，诸将当得州者，不以功次为先后，纳赂多者得善州，少及无赂者得恶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新史卷27），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契丹人的刺刀护卫下，石敬瑭最终登上帝位夺取中原。这位儿皇帝是契丹册立，国内局势不稳，爆发了多次内乱（如范延光、张从宾、李金全、安从进、安重荣），不得不对契丹称臣纳贡，“岁输绢三十万匹，其馀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新史卷72)“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遗。”当时契丹倨傲，“小不如意，辄来责让”，石敬瑭常常要“卑辞辞谢之”，后晋使者到契丹那边常常听到对石敬瑭“不逊”的话，后晋朝廷认为是耻辱，但是石敬瑭“事之曾无倦意”（通鉴卷281）。虽然在岁币方面，石敬瑭“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通鉴卷281），算是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但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使得中原王朝失去了燕山山脉和长城一线的有利地形和屏障，因此《辽史》说：“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馀多败衄,纵得亦不偿失。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然也。”（卷36）幽云十六州还成为辽朝南下攻掠中原的基地，后来河北民众惨遭杀害就与此有关，而且这些地区的“人”“物”让契丹人进一步强大起来，后来金朝群臣在讨论燕云归属时就说：“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三朝北盟会编卷4），因此有“会同初，太宗灭唐立晋，晋献燕、代十六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矣。”（辽史卷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