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后，政治环境变得非常恶劣，新旧两党之间党同伐异。新党上台必然对旧党大肆打击，旧党上台必然力图废除新法，驱逐新党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为了自保纷纷站队，政治上出现了两党内斗的态势。从官场逻辑来看，这种选择都是明哲保身的，保证自己至少不被一个党派针对。然而著名的大文豪苏轼却成了这些大臣中的奇葩，他作为旧党中蜀党的领袖，居然在党争之中同时受到两党官员的排挤，政治环境中两面不讨好，让人感到非常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苏轼陷入如此政争漩涡呢，下面就来剖析一下。

苏轼在中国的民间是宋朝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数一数二的大文豪，在文学上的造诣极高，是宋词成就最高者。然而在历史上的苏轼不只是在文化上有着极高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独特之处，一度成为朝廷重臣。可自从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后，苏轼的官场之路变得坎坷起来。宋神宗熙宁和元丰年间，朝廷由新党执政，大肆推行变法改革，这对站队旧党的苏轼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更倒霉的是，新党炮制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用文字狱的手段打击迫害旧党大臣。而苏轼作为此案的核心人物险遭杀身之祸，因王安石出面说情才逃过一劫。

他作为旧党中的要员，在新党执政时遭到文字狱的迫害，这本在情理之中。可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官员纷纷起复的政治环境下，他依然没有被排挤出朝廷，这就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了。当时是宋神宗英年早逝，刚即位的宋哲宗赵煦年方九岁，无法执掌朝政，所以让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高滔滔掌握大权后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新一轮的新旧党争再次拉开帷幕。由于有高滔滔做后台，司马光等人很快驱逐了蔡确、章惇等新党领袖，掌握得了朝廷大权。然后他们将被贬各地的旧党官员召回，苏轼便是其中之一。

按照官场逻辑，旧党驱逐了新党，旧党官员必然东山再起。苏轼作为旧党中名声最响的人物之一，受到朝廷重用几乎是必然的。苏轼也以为自己的寄回来了，但结果却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旧党刚上台时对他还是不错的，让他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之后又下诏召回出任礼部郎中。回到东京汴梁半个月后，苏轼又晋升为起居舍人，又过了三个月调任中书舍人。不久之后他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一年之中他从暂居常州无官无职的状态，成为朝廷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升官速度在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此时的苏轼可谓是春风得意，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刻到来了。熟悉宋朝官制的朋友都知道，这样职位是非常不简单的，在宋朝有着大用的先兆。按照宋朝官场潜规则，在出任朝廷宰相之前，官员必须经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知制诰三职其一。这三个职位都是皇帝的心腹近臣，最大的权力就是起草圣旨，所以对朝廷的影响力很大，也被民间称为储相。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苏轼能够做出一番成绩，以后入阁拜相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让苏轼意想不到的是，这是苏轼官场之路的极致，此后就陷入了不断贬官流放的怪圈之中。

苏轼在东京汴梁做了两年多的官，然后就因为与执政的旧党大臣不合，被调任龙图阁学士，外放到杭州当知州。没过几年，因为政见冲突，他再次被朝廷打压，调到更偏僻的颍州当知州。在颍州待了一年，他先后被调任扬州、定州。于是在旧党执政期间內，他作为旧党中蜀党的领袖，不但没被重用，反而在颠沛流离中度过。高滔滔去世后，宋哲宗赵煦亲政，新党卷土重来，对旧党官员反攻倒算。苏轼再次成为这场政治风波的受害者，被朝廷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下派到远在岭南的惠州为官，一年后又被下放到海南岛儋州。

岭南、海南岛在中国古代是有名的艰苦之地，尤其是海南岛，被誉为仅次于死刑的刑罚。苏轼被流放到了此地，可谓是被迫害到了极点。哪怕是新党恨之入骨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都没有遭受到如此残酷的刑罚。而苏轼在旧党中还算是温和派，多次对旧党迫害新党官员表示不满，出面给人说情。可新党上台后却没有念这些旧情，将苏轼一贬再贬。如果说在旧党中找到一位被新党迫害最严重的官员，这个位置非苏轼不可。苏轼连续遭到新旧两党的迫害，也让后世的学者们非常不满，尤其苏轼的粉丝对两党重臣各种贬低。

苏轼为什么会两面不讨好，遭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呢？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原因，这里面既有苏轼耿直豁达的性格所致，也是他遭名天下的声名所累，更多的则是两党官员嫉贤妒能的惧怕。苏轼这人豪放豁达，说话比较耿直，有什么不同意见都直接说出来。他被迫害的乌台诗案中，搜查到很多通信中的诗作反对新法。他通过这种方式与官员们交流，却也留下了迫害他的证据。宋朝名义上政治氛围比较开放，实际上都是伪善的面目。如果官员们真的公开辩论，没有不遭到政治迫害的。在这种伪善的政治气氛下，耿直的苏轼难免被人针对。

苏轼不善于伪装，在朝廷中有什么说什么，这是他与弟弟苏辙最大的不同。新党执政时他抨击新法，遭到政治迫害还算合乎官场逻辑。旧党执政使他仍然遭到迫害，就不只是政治理念之争那么简单了。从史料来看，苏轼被旧党朝廷打压，是从司马光死后开始的。司马光死后旧党出现分裂，朝廷中的旧党官员分成洛党、蜀党和朔党三个阵营。苏轼是蜀党的领袖，在三派内斗中被针对是必然的。而苏轼性格耿直，为人豪爽义气，不会阴谋诡计，在斗争中落入下风并不意外。但毕竟是旧党内斗，苏轼虽然被赶出东京汴梁，却还没有下死手。

从史书来看，整个过程中有个极大的疑点。苏轼虽然被认为是蜀党的领袖，但他从来没有主动攻击旧党同僚，就算是抨击新法也是处于温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人将矛头对准他呢？分析当时政治斗争的过程，可以发现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旧党三派斗争中最为活跃的苏辙，反而没有遭到洛党和朔党的攻击。他不但在斗争中平步青云，还一度坐上了副宰相的高位。一向与人为善的苏轼最倒霉，一向最好斗的苏辙反而官路最通畅。真的是因为苏辙的官场智慧比苏轼高么？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实际上这都是苏辙故意为之，让苏轼帮他顶锅造成的。苏辙到处引战，然后躲在苏轼身后谋求政治利益。而苏轼却成了背锅大侠，是洛党和朔党攻击的主要目标。而苏轼又是耿直的性子，不会隐瞒自己对他们的反对意见，这就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更加被动了。苏轼虽然交游广阔，但都是君子之交，不涉及任何政治利益。苏辙则不同，他是见利忘义的伪君子，先后抱过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的大腿。所以苏辙在政治斗争上有更强的势力，背后有一群党羽帮忙。而苏轼空有蜀党领袖之名，实际上有名无实，根本没有斗争的本钱。

说白了苏辙就是在借用苏轼之名拉拢党羽参加政治斗争，出了事就将苏轼推出去当挡箭牌。洛党和朔党要打倒苏辙，则非先把苏轼拔掉不可。于是苏轼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被贬出东京汴梁，到处流浪。因为苏轼名声极大，又是旧党中人，所以洛党和朔党不便于下死手，只有采取不断给他换地方做官的法子。因为只有这样苏轼才扎不下跟来，没有多余的精力组织反击。而苏辙对此也乐见其成，看着哥哥颠沛流离，帮他吸引火力，他才能机会组织反击。等苏辙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然后再组织力量营救苏轼。

世人皆知苏辙营救苏轼的操作，为他们兄弟之情而感动，却不知道这背后都是苏辙在搞阴谋诡计。苏辙根本不是真君子，而是典型的伪君子。他为了政治斗争不择手段，就连亲哥苏轼也成了他的工具。俗话说，君子可欺之以方。苏辙就是看准了苏轼重感情，不愿意让兄弟为难，甚至主动给弟弟当肉盾炮灰。站在政治斗争的角度，苏辙这种行为是非常不齿的。苏轼半生颠沛流离，生活异常艰苦，都是拜苏辙所赐。而苏辙傍上北方官宦大族的大腿，即便在斗争失败时也能勉强自保，反而苦了给他当肉盾炮灰的哥哥苏轼。

宋哲宗赵煦亲政后，以章惇为首的新党卷土重来，旧党大臣成为他们打击的目标。因为苏轼的名声太大，在旧党老一辈纷纷去世后，他成为旧党中资历最老的大臣，又有乌台诗案形成的影响力。所以成了集火的目标。而且苏轼交游广阔，天下官员都以他为楷模，这让新党更不敢放过苏轼。一旦苏轼起复，天下反对新党的官员景丛，新党将面临极大的政治危机。所以他们必须要置苏轼于死地，从扬州一直贬到了儋州。而旧党当时人人自危，树倒猢狲散，就连苏辙也只顾自己，苏轼因此成了最大的牺牲品，深受流放之苦。

纵观北宋中后期近百年的党争史，可以说完全是一副伪君子和真小人内斗的场面。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在政治斗争中无所不用其极，频频突破政治底下，毫无政治操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为靖康之变埋下了大患。而这场党争中，如果还有真君子的话，只有王安石和苏轼两位。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奔波，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行动。虽然他们政治理念不同，立场也有差异，但最终目的是相似的。这样的君子在往往在小人群体中被猜忌，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于是庙堂之上，朽⽊为官；殿陛之间，禽兽⾷禄，以⾄狼⼼狗肺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