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被英、法两国的船坚炮利深深震撼。大清想要自强，唯有认真学习洋务，以西方的知识和技术武装自己，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可是洋务运动遭到了顽固派，诸如倭仁、徐桐、翁同龢的激烈抵制。

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䜣的一封信中，抱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迂腐和无能：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传统士人就是有这个毛病，没事的时候自以为天朝上国，重礼仪不重技艺，礼仪才是国本；有事的时候就吓得六神无主，以为洋人都是些神魔鬼怪，法力无边。

作为同治时期的肱股之臣，李鸿章在顽固派的反对声中，坚持推行洋务，引入西方机器和技术人才，力求自强。可惜的是，朝廷的三心二意、顽固势力的强大、李鸿章等官僚自身的局限性，洋务运动注定不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和技术变革。

几乎同时起步学洋务以自强，晚清只是浮于表面，日本则深入骨髓。在30多年后，也就是1894年，晚清和日本在黄海一战定输赢，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自此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晚清则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境地。

一正一反，对比鲜明。如何推动改革，实现真正自强，李鸿章至死也没有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