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人口老龄化，与衰老相关的眼病发病率也逐渐升高，尤其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尽管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仍然是老年人视力障碍和盲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遗传因素已被证实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发病机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并非唯一决定因素。在2024年美国眼科与视觉研究协会年会（ARVO 2024）上，《国际眼科时讯》有幸采访到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Anand Swaroop教授，详细解读了AMD的遗传学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国际眼科时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哪些遗传因素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Anand Swaroop教授：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一种多因素交织的复杂疾病，它并非仅由遗传因素决定。实际上，高龄和环境因素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发病机理中占据主导地位。遗传只是构成其发病机制的三个主要因素之一，而且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个体的遗传易感性，而非遗传因素本身。截至目前，科研人员已经鉴别出大约64个不同的遗传位点，这些位点虽然被赋予了基因名称，但命名方式尚显随意。大多数遗传关联研究并未直接揭示具体的基因靶标，而是主要聚焦于变异情况。这些变异是通过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频率差异得出的结果。目前掌握的这64个遗传位点，都有可能对黄斑变性的发病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其中许多变异位于非编码区，这使得人们难以准确判断哪些基因是真正的致病基因。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位于基因编码区的变异体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因此，补体途径成为了众多研究者尝试的一个方向，但这仅仅是众多潜在治疗途径之一。要确定哪些遗传因素在黄斑变性的发病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单一因素能够单独导致黄斑变性的发生。要想实现黄斑变性的有效治疗，必须针对多种因素和多种细胞途径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 《国际眼科时讯》：在基因层面是否存在可行的策略，有助于实现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早期预防？ Anand Swaroop教授： 就目前的科学研究进展而言，我认为在基因层面尚未发现切实可行的早期预防策略。目前，大多数全基因组关联研究都集中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晚期的患者身上，这导致人们对于哪些基因和遗传途径可能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缺乏深入了解。实际上，人们甚至对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具体起源仍一无所知。尽管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病理机制可能主要集中在视网膜色素上皮层，但疾病的实际起源可能涉及光感受器、小胶质细胞、内皮细胞等多个部位。 在当前的阶段，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早期预防不太可能完全依赖于遗传学手段，因为人们尚未充分理解其生物学机制。在我看来，要实现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早期预防，更应该关注环境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正如我在之前的演讲中所强调的。至于遗传学方面，仍需付出大量努力，才能逐步揭开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生物学奥秘。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究竟从何处开始，以及它是如何逐步发展到目前所观察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年龄因素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年龄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遗传成分。因此，年龄在导致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可以就此话题展开更详细的论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取决于我们想要了解的内容和深度。 《国际眼科时讯》：您能谈谈参加ARVO会议有哪些收获和感受吗？ Anand Swaroop教授： ARVO会议始终在我科研生涯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8年起，我便有幸参与这一盛会，并见证了其不断的发展与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ARVO所探讨的课题类型愈发广泛，参会人员构成也日益多元化。同时，新兴技术层出不穷，为科研领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每次踏足ARVO会议现场，我总会为其中涌现出的众多新颖事物所惊叹。我始终对ARVO会议怀有深厚的感情，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士见面交流，喜欢与老朋友欢聚一堂，同时也热衷于结识新朋友，共同开启新的合作篇章。 多年来，ARVO已成为我每年必参加的重要会议之一。从1988年至今，我始终坚守在这一舞台上，与众多同仁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分享研究成果。这场会议无疑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盛宴，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和广阔的交流平台。在这里，我们可以招募到优秀的学生和追随者，共同推动科研事业的进步。能够参加ARVO会议，对我而言总是充满愉悦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