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东北我军发生了著名的更换一纵司令员事件。

干部调换岗位，本来很正常，为什么能成为事件呢？大概是这件事出乎大众意料。

一、出人意料的新司令

一纵首任司令员是万毅将军，这次干部调整，万毅与松江省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对调。

消息一出，无论是当事者，还是一纵上下，乃至其他纵队将领，都很意外。

有过体制内经验的，都知道一个俚语：民间组织部。即某某干部任命之前，民间会有很多议论，认为谁适合当某处长，谁适合当某局长，如此。

虽然都是没有根据的乱猜，但不得不承认，群众的眼睛总能看出些规律性的东西，民意有时反映了形势。故“民间组织部”的议论不完全没道理。

当时几位纵队司令，要么是能征惯战的宿将，要么是带着队伍进东北的有功之将，李天佑呢？已经9年没有打过仗了，就算是资历略浅的梁兴初来当一纵新司令，可能大家的意外都不会比李天佑来得大。

万毅首先就不服了，之前组织任命他为一纵司令，他一度认为自己能力不够，还想辞让，罗荣桓副政委亲自安抚他叫他不要多想，好了，干了一段时间，越来越有感觉，指挥水平也逐渐上道，现在突然要他去军区，万毅有点想不开，为此和101闹了不小的情绪。

那么李天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引发争论呢？

原因是李天佑的一段特殊经历。

李天佑资历和战功原本没有问题，红军时期是主力团长，指挥能力没得说。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李天佑时任115师343旅686团团长，是平型关战斗的正面主攻者，这份功劳出类拔萃，无几人可比。

1938年5月，李天佑因为长期战斗的战伤，加之神经衰弱，不得不回延安治病，不曾想，此行离开部队，竟然一去九年再未返回。

延安没能治病条件，中央安排他去莫斯科治疗，同时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学习。1941年6月，因德军对苏联进攻日益猛烈，莫斯科经常遭受空袭，伏龙芝学院为中共党员开设的特别班不得不解散，李天佑等人被疏散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在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据《李天佑将军传》载，为谋生计，冼星海去教唱歌，袁牧之去演话剧，钟赤兵去戏院卖票，杨至成去农场锄草，李天佑和李世英喂兔子。

右二李天佑，右四刘亚楼

诸人曾试图穿越大漠回到中国，但途中遇到日军的巡逻队，不得已返回。李天佑后来见到101说起来这件事，101不露表情地说他们这是怕死。李天佑与李世英便绕道蒙古西部，一连走了13天，李天佑途中误饮不干净的泉水，引得痢疾旧病发作，差点死在荒原之上。好在天佑有心人，两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穿过草原和戈壁，从甘肃边境归国。回国后也不太平，途中险些被马家军抓获。从甘肃入宁夏进不去，李天佑被迫绕道西安，碰巧遇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从重庆返回延安，这才跟着他们回到朝思暮想延安。

1945年8月，七大结束后，李天佑与众多赶赴各大战区的高级将领一起，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延安。离开前，刘伯承、林氏、陈赓、滕代远、宋时轮、李天佑等人一同来到延安宝塔山前合影留念。李天佑到达河南濮阳后，忽接中央命令要他赶赴东北，他遂同林氏一同转道北上。

这时从山东、苏北和晋察冀赶往东北战场的干部、部队，已达十余万之众，李天佑属于后来者，九年前平型关大捷的功劳放到现在，其实已无太大竞争力。

更有人说，李天佑吃了几年洋面包，不会打仗了。一时间众说纷纭。

二、双城会议大换将

林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为什么迟不迟早不早地，在即将发动大规模攻势（史书后来称之为夏季攻势）前夕，突然临阵换掉一纵司令这么重要将领呢？

其实根本不是只换李天佑，林罗首长的决心很大，调换的干部有很多。

1947年4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在双城前线指挥部，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除了统一思想、改进战术（主要是学习和推广“一点两面”），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整一线指挥员。这时彭书记调回延安，高大麻子在北满主持党政大事，陈云在南满，几个重量级大佬分处各方，罗荣桓抱病来到双城，正在熟悉情况，前线将领的任用、调换基本按101意思来。临阵换将虽说是大忌，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不是绝对不能换。

双城会议时期，经过冬季作战和后方建设，最困难的局面已经过去，尤其是北满剿匪和土改基本完成，南满不仅坚持下来还扩大了解放区面积，我军已具备主动进攻的条件。

由防守改为进攻，形势任务变了，一线指挥员也需要变，之前更看重稳局面、聚人心、拉队伍等能力，现在更看重指挥作战能力。因此林罗毫不犹豫调换了一批干部，除李天佑外，师以上指挥员调整下：

一纵副司令梁兴初调整至六纵任副司令，兼任该纵16师师长。

一纵2师师长罗华生由副师长贺东生接任，罗调去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任司令。

二纵4师师长陈金钰改为吴信泉，陈调回总部工作，后入东北军区上干大队学习。

二纵6师师长由吴信泉改为张天云。

三纵司令曾克林1947年8月改为韩先楚。

六纵18师师长王兆湘调离，不详其去处，但当年8月改任吉辽军分区司令。

六纵16师政委郭成柱调离，不详其去处，但次年5月任五纵任新组建的五纵政治部副主任。这两位大概与陈金钰一样也去学习了一段时间。

当时主力纵队只有一、二、三、四、六纵，这次调换将领涉及面相当大，所以针对万毅之说乃是无稽之谈，而是着眼干部本身能力特点做出的通盘考量。万毅留任一纵政委，及后来出任五纵司令员，均可证明东总对万毅还是不错的。

再看李天佑的情况。当年固然是林师长的爱将，一别九年，现在究竟如何，把部队交给他放心吗？林罗是怎么下定决心的？多年之后，林妻叶氏曾对李天佑夫人说起过一段故事。

李天佑在松江军区当司令时，林带着一位作战参谋到他的防区看地形，一天晚上在一个村子住宿。李天佑发现这个村子背后有一条河，多年打仗他有一种强烈的警觉，如果真的发生战斗，背水作战极其危险。李天佑一晚上没睡好觉，因为那时北满土匪还未完全肃清，万一遭遇了后果不堪设想。李天佑天不亮就叫起林催他赶紧赶路，没走多久，果然一股土匪得知有疑似共军大干部在村子里，过来追击，幸亏县大队在河对岸阻击，偌大一个林总差点在阴沟里翻船。

这段往事自然不能解释为林罗首长火线提拔李天佑的全部原因，但其中透露的两人关系的亲近程度以及李天佑过人的战争嗅觉自不待言。

说起这个故事，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李天佑没睡好觉。笔者查阅关于李天佑将军的传记，多次提到他大战前后睡不着，第一次是平型关战前，他没睡好，自己解释为第一次和日本鬼子作战，全国人民都看着呢，压力大。第二次是三战四平失利后，部队上下怨气很大， 又引发严重的思想压力，一段时间甚至都不爱说话了。再加上他1938年就患上的神经衰弱，很可能1947年4月时仍没痊愈。

强起病体担任一纵司令，确实让人担心。

接下来就说一说坊间盛传的李天佑吃了几年洋面包不会打仗的问题。

三、正名之战

这些传言，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是一纵当年一位秘书。据李天佑上将之子李亚宁所作《我的父亲李天佑》一书所记，80年代这位秘书对将军的妻儿们说：“你爸爸在苏联吃了洋面包，到东北急于打几个好仗。”李亚宁先生推断说，当时的气氛下，这一类风凉话还不是更多。

第二个是1988年纪念辽沈战役胜利40周年时，收录了韩先楚上将生前组织一部分人撰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该文提到四平战役时说，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战例，指出上下指挥员都有轻敌好胜的毛病，也说了一些指挥不当的问题。

但是韩上将分析原因更多地把责任定在东总，而非李天佑上将。这是韩将军的大格局，四平虽系一城一地之失利，但总体决策是谁很清楚，把锅丢给一位纵队司令是不公平的。

包括那位秘书所说的洋面包，也只是客观指出李天佑急于证明自己，而没说李天佑不会打仗。

事实上三打四平之前，也就是双城会议刚开完，李天佑走马上任没多久，就在夏季攻势中狠狠打了陈明仁七十一军的88师，从接战到全歼只用了6个小时，师长韩增栋阵亡。谁敢说李天佑不会打仗？

而且韩先楚也说了，四平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军缺少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坚固城市的经验和手段，才造成失利。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七十一军刚刚在野战中被爆打一顿丢掉一个师，转眼就在四平城中表现那么顽强。时地不同，不可以一理评之。

林罗首长对李天佑很关心，李天佑上报四平失利的检讨总结后，司令员同志亲自给李天佑写了封信，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让李天佑放下包袱。

不光是说说，很快就给了李天佑再次证明能力的机会。1948年3月四战四平，东野投入一纵、三纵、七纵和1个独立师，共10个师的兵力。总指挥就是李天佑和万毅。

最后一次打四平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七十一军大部兵力调走保卫沈阳，留在城中的主力部队只剩下重新组建起来的88师，其余的都是保安警备部队。

战斗过程很快，23小时就全歼守敌，细节就不说了。

笔者看到过一些说法，101明知四平已成瓮中之鳖，特意拿这场战斗送人情，让李天佑白捡一个天大便宜。

李天佑指挥三个纵队，而且三纵司令韩先楚、七纵司令邓华个个都是非同寻常之辈，这个前线搭配，不仅说明野司对李天佑的充分信任，也充分展现出李天佑在东野诸纵队司令中的地位，老大就是老大，谁也不怯，关键时刻能镇得住场子。

收复四平之战固然好打，但哪个司令敢把一次战役当礼物的？何况前三次次次失利，东野全军都有心理阴影，送人情之说不值一驳。

辽沈战役中，一纵作为东北野战军的总预备队，仗没捞着打，没有像四纵在塔山那样大放异彩，不过入关之后打天津，三十八军和三十九军在一个方向作战，东总又命令李天佑统一指挥两个军作战，不用说，能让老二纵司令、当年新四军三师首将、黄克诚老的大腿服气，恐怕不光凭他的番号序列第一。

李天佑上将这一生充满了遗憾，除了缺席抗战征战史略显不圆满之外，他的身体一直不好，1938年时仅24岁就病体缠绵，从苏联回国后也没有恢复的太好，1970年以56岁的盛年辞世，一代虎将过早结束了辉煌的军事生涯，令人叹惋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