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甘岭的这场战斗，对于负责防守的第15军来说，是他们最艰苦的挑战，其中压力最大的，无疑就是45师师长崔建功。军长秦基伟一句“丢了阵地就不要回来见我”，而他只用一句朴实的话回应：“请军长放心，只要有我在，上甘岭就不会丢。”

崔建功并不是第一次在生死关头领命。他出生于1915年的河北省，年轻时参军入伍，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服役，成为109师的一名普通士兵，命运却在1935年发生了转折。

那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在直罗镇战役被中央红军击败，他也因此成为红军的俘虏。在那个充满了血与火的年代，被俘意味着一种新的选择，崔建功没有反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接受红军的思想教育，从此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而那时的红军，面临的挑战远不止敌人的进攻，还有生活的困顿和物资的匮乏。在陕北根据地，他参加了许多小规模的反“围剿”战斗，也曾在著名的东征和西征战役中屡次展现出不畏牺牲的勇敢精神。

他起初只是基层干部，却因屡次在战斗中表现出色，逐渐被提拔为低级军官。这些战火中的磨砺，让崔建功从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成长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官。

抗日战争期间，崔建功被分配到八路军第115师，成为一名敌工干部，负责敌后工作的组织与策划，游走于敌人内部，机智果敢地进行瓦解敌军士气的工作。

战斗之余，他也常常在基层工作，和士兵们同吃同住，用关心和鼓励激励大家的士气。他的身边渐渐聚集了一批忠心耿耿的战士，崔建功也逐渐成了众人敬仰的“老大哥”。

解放战争时，他获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引领战士于艰苦环境中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周旋。在多次攻坚战中，他勇敢而机智的指挥为部队赢得了关键性胜利，展现了卓越的军事素质。

1947 年，他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 27 旅旅长。此部队后续演变为志愿军第 15 军，为抗美援朝战斗积淀了关键的军事经验。与军长秦基伟并肩作战期间，崔建功用他务实可靠的作风和对战斗的执着，逐渐获得了军中上下的信任。

1952 年 10 月 14 日，崔建功再度获任 45 师师长之职，肩负起驻守上甘岭阵地的重任。美军向五圣山阵地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猛烈攻击，其攻势汹汹，试图一举破防。597.9 高地与 537.7 高地，在整个上甘岭战役里，是双方频频激烈争夺之焦点所在。

敌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炮火不断倾泻，试图以摧毁性的力量将中国志愿军从阵地上赶走。面临如此威胁，崔建功毅然担当起 45 师的指挥职责，凭借坑道工事进行了坚毅顽强的抵抗。

他亲自坐镇于指挥所，甚至将床铺迁至战斗指挥中心，以便随时处置来自前线的各类消息，时刻保持备战状态。他的每一根神经都随着战场的风云变幻而高度紧绷，须臾不敢松弛。

在上甘岭的战火中，崔建功领导的45师不仅面临敌军的正面进攻，还要应对美军毒气、炸弹、火炮的轮番围攻。整个阵地已几乎化为废墟，空气中弥漫着焦土和毒气的味道，士兵们的生命随时可能被炮弹夺去。

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崔建功依旧坚守指挥所，亲自接听前线的每一个电话，确保自己掌握最新的战况。指挥所里的每一通电话、每一句战报，崔建功都用高度的警觉来回应。许多参谋因长期战斗疲惫而昏昏欲睡，但他仍然顽强支撑，靠喝茶和抽烟提神，彻夜不眠。

美军不仅火力强大，还采用心理战术，想要瓦解志愿军的斗志。每天的狂轰滥炸不仅对志愿军的身体构成威胁，也在无形中冲击着官兵们的心理防线。崔建功号召全体士兵，务必把坑道视作坚守阵地的关键支撑，凭借坑道工事，与敌人浴血奋战，誓战到底。

在他的指挥下，45师各个坑道战斗小组形成互相支援的局面，哪怕只剩下一个班，依旧死守阵地，坚决不退。经过21天的浴血奋战，45师成功顶住了美军数十次进攻。

虽然战场上每一寸土地几乎都浸满了鲜血，但上甘岭阵地依旧在志愿军的控制之下。崔建功的战斗意志和指挥才华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战斗中，他带领45师击退敌军的进攻，成功扭转了战场的局势。

11月4日，崔建功指挥的45师完成任务，将阵地交接给12军31师后撤出战斗。这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血战，最终以志愿军的凯旋而落下帷幕。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崔建功带领第45师返回祖国，1954年，他被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战友、领导都对他的英勇表现赞誉有加。军长秦基伟亲笔为他题词“建功立业为人民”，以彰显对其无私奉献精神的尊崇。

1955 年，崔建功荣膺少将军衔，跻身军中少壮派将领之列。相较于那些功勋卓著的将领，他的军旅生涯未曾企及更高的巅峰。崔建功虽然曾担任昆明军区的参谋长，但这一职务并不足以与他在上甘岭战役中的功绩相匹配。

而同样在上甘岭战役中表现突出的第44师师长向守志，之后晋升为上将，甚至与崔建功的老领导秦基伟齐名，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炮兵司令员。而崔建功则相对低调，渐渐淡出公众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