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买了两个包子。下午两三点钟发车的夜班火车，如何解决晚饭，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十一月末的北京，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放在手提袋里的包子，没到火车站就已经凉了。我乘坐的这趟火车从沈阳开往广州，到北京时晚点了一个小时。上车后坐在过道窗边，窗外略过北方萧索的冬景。
短暂的发了会呆，也就到了饭点。两个凉包子，一根香蕉，就是我的晚饭。通常只要一上火车，我的胃就自动萎缩，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
下铺的小桌板上，也放着几个包子。那几个包子个头偏大，和我的两个小包子相比简直就是“彪形大汉”。“彪形大汉”们每个都是鼓鼓囊囊的，像挺着个将军肚。大小不统一，还舍得放馅儿，很可能是自家包的。
我已经解决完晚饭两个小时，下铺的老头才开始准备进食。老头看上去六十多岁，穿着红色毛衣，平头，目光呆滞，我上车后的几个小时一直也没见他吭过声。因为网络售票优先分配下铺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很难在下铺看到年轻人。
老头动作缓慢地解开一个袋子，掏出一只不锈钢的盆，然后一步一步挪向车厢尽头。回来时，老头手上的盆里盛上了半盆开水。他把半盆开水放到小桌板上，把几个饱满的包子逐一泡在开水盆里。看到这会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盆是老人的自加热装置，避免了吃凉包子。
老头吃包子的时候，他的老伴儿从隔壁铺位过来。老头和老伴说想吃东北大酱，声音有些含糊不清，这是我上车后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后来，我听到老太太和别的乘客聊天。她说老头有点痴呆，因为不睡临铺，所以她不时要过来看看。“在车上时还好，到了车站人一多就得看住了，不然很容易走丢。”
也许痴呆剥夺了老头的部分记忆和智力，但并没有剥夺他基本的“生存智慧”，吃上热包子的办法他没忘记。
这样的“生存智慧”在火车上随处可见。我拿着水杯去接开水的途中，看到了一对买到了相邻铺位带小孩的年轻夫妇。他们把行李箱平放在两个下铺之间，然后把被子铺在行李箱上。相邻的两个下铺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大通铺”。孩子坐在铺着被子的行李箱上，和父母一起玩耍。
另一对年轻的夫妇，把车厢过道的衣帽钩和窗户沿当做了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支架。站在过道看屏幕里的视频，这是他们缓解颈部疲劳、改善圆肩的方法。
各有各的点子，各有各的招数。火车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直观场景。三年前去世的摄影师王福春，最早就是铁路职工，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火车上的中国人》。他从绿皮火车时代开始拍摄，一拍就是40年，用20万张胶卷记录了春运时代。
在王福春的镜头下，火车上的中国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狭小空间里，展现出中国人独特的生存之道。
火车就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一个临时的小家庭。短暂的相聚，很快又各奔西东。聊天，成了列车上打发时间的最主要方式，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普及之前。
晚上八九点钟，在我隔壁的铺位，一个三四十岁的北京中年男人，一直和一对东北的大爷大妈聊天。北京男人和同事要去广州出差，东北的大爷大妈要去广州女儿家过冬。
“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从这个北京男人嘴里高频听到的用语。不同城市的人在列车上聊天，话题少不了彼此生活的城市。对于不了解的地方，人们持有带着刻板印象的偏见。
火车上的交流，是一个从“想当然”到“原来是这样”的过程。偏见的融冰是在一次次漫不经心的交流中完成的。
整个列车上，东北口音占据主导地位。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去南方过冬的，这几乎是一辆迁徙专列。
和北京男人聊天的两个东北老人来自抚顺，每年11月底12月初去广州投奔女儿女婿，一直住到过完春节才回东北。他们的女儿以前在广州上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广州工作。2010年前后他们的女儿在广州街头被飞车党抢了挎包，因为拽着包不肯轻易撒手，她被摩托车的惯性带倒在地，磕得头破血流。因为不甘心，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到了BBS上，结果激发了一个在广州工作的湖北男生的保护欲，帮着她一起报了警。后来，这个湖北男生就成了东北老人的女婿。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点，看到过道上的充电口空了出来，趁下车前还有不到一小时，抓紧充了会电。一节卧铺车厢，只有两三个公用充电口，而给手机充电几乎是全车旅客的刚需，如不自备充电宝，什么时候能排上就全凭运气了。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她自己坐车从铁岭来广州。十五年前，她的女儿来东莞打工，成为张彤禾笔下万千“打工女孩”中的一员。然后她女儿留了下来，定居在东莞，如今已经结婚生子。大娘说女婿以前和女儿是一个厂里的，后来出来自己单干了。车上来南方过冬的东北人，大多都是夫妻俩。大娘说老伴身体不好，嫌南方没暖气，不愿意挪窝，她就自己来了。
下车的时候，大娘拖着大行李箱，夹杂在人流中。广州站是个老火车站，出站通道狭窄，没有自动扶梯，楼梯也没有便于大件行李上下的滑坡。我帮大娘把行李箱拎了下去，我把她送到出站的闸机口。她说女儿在站外等她，然后开车去东莞。我不出站，和大娘告别后，从专用通道站内直接转乘地铁，我要去广州南站坐高铁。
半个月后，当我结束旅程，准备回京时，我乘坐的从长沙回北京的飞机，因为暴雪取消了。临跟前高铁票也没有了，而那几天从南方开往北京的高铁，即便没被取消，也普遍晚点2、3个小时。反正都是晚点，与其整个白天都耗在高铁上，不如坐夜班慢车，不耽误白天时间。于是，我放弃了高铁的后补，又一次乘坐夜班火车。
夜班火车的熄灯时间一般是晚上10点，不过几点熄灯和我没有太多关系，因为通常我都是一节车厢最后上床（铺）睡觉的。熄灯后，我喜欢坐在过道，任思绪遨游。有时会写点东西，更多的时候是胡思乱想。
从长沙回北京的车上，熄灯后我坐在过道看刷手机。对面坐了一个姑娘，一直在用笔记本工作。她和同伴——一个说话有气无力的男生——从武汉上的车，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是医学专业的科研工作者。男生在熄灯前就上床睡觉了，女生一直在出差的途中熬夜比对数据。
想起了我从前的很多女同事。早年我们去南方出差，坐的都是Z字头夕发朝至的火车。晚上下班去火车站，第二天早上到了直接开会或干活，有的时候甚至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和我一起出差的女同事，不少都大我二十岁，早就过了精力最旺盛的年纪。每次坐这种夜车出差，我的精神状态都很差，开会、干活都是强撑着。而我那些女同事，从来都是精神饱满，和日常上班毫无二致，长途旅行的疲倦在他们脸上几乎看不到痕迹。每一次和她们出差，我都由衷的敬佩。
在东莞的工厂里，不分性别的工种普遍喜欢招收女工，过往的经验让雇主得出结论，女工更能吃苦耐劳。中国的女性勤奋上进、能吃苦，有韧性。在和不公抗争的时候，中国的女性也往往比男性更敢于发声，更有担当。在这个社会，她们理应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更好的社会地位。
夜里一点左右，我准备去睡觉，对面的姑娘还埋头于笔记本。从熄灯开始，过去了三个小时。我一直在看手机，她一直在看笔记本，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这一夜，我终于不再是车厢里睡得最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