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战国后，晋国一分为三，韩、赵、魏三氏成为最后的幸存者。这其中，赵氏却有一现象显得别具一格。

西周晚期时，赵氏祖先从周王室来到了晋国。春秋中期时，因为忠心辅佐晋文公，赵衰回国后当上卿士，赵氏从此发迹。赵衰之后，儿子赵盾又被晋襄公任命为正卿，从此独揽晋国大权长达二十余年。

可惜，好景不长。

赵盾之子赵朔死后，因为其妻赵庄姬与叔叔赵婴齐私通，引发了一场大祸：为报复叔叔赵同、赵括拆穿自己丑事，赵庄姬竟污蔑赵氏造反，推动晋景公发起下宫之役，差点让赵氏灭门！

因为赵氏这场灭门惨案，就传出了赵氏孤儿的故事：为救赵朔遗腹子赵武，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一人送死、一人养孤，将赵武抚养长大后报仇雪恨。虽然这一故事出现在《史记》中，但其中漏洞重重，几乎不可能是史实。但程婴与公孙杵臼拼死保护赵氏孤儿的故事却流传下来，成为家喻户晓的忠臣典范。

到了春秋晚期，因为赵鞅擅杀邯郸午，引发了晋国六卿又一场大内乱。几经反转，先期被范氏、中行氏攻打的赵氏，反而得到了智氏、韩氏、魏氏支持，迫使范氏、中行氏铤而走险，发兵攻打晋侯。如此一来，范氏、中行氏彻底转变为反叛者，在晋国被孤立。

就在局势出现反转的微妙时刻，智氏家主荀跞却突然向赵鞅提出一个要求：杀死家臣董安于。董安于是赵鞅肱骨之臣，不但总管赵氏家事，还修建了晋阳城，替赵氏留下了一座“保命”之城。正因董安于太过能干，智氏家族才视之为最大威胁，必杀之而后快。赵鞅为此痛心不已，可董安于知道后，却说：“我死能让晋国稳定、赵氏安全，那我还活着干嘛？人人都难逃一死，我算是死得晚了！”说完，就直接上吊自尽了。见董安于已死，赵鞅才狠心将他暴尸市集之上，并告诉了荀跞，以缓解智氏对赵氏的猜忌。

相比于韩氏、魏氏，赵氏一门显得忠臣辈出，甚至甘心为赵氏赴死，在三晋中可谓是别具一格。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时，赵氏家族又涌现出一位忠臣。这位忠臣，甚至比程婴、公孙杵臼、董安于等人还要完美。

晋哀公时期，智伯荀瑶坐上了正卿之位。他先后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却在赵氏处碰了钉子。为此，荀瑶马上联合韩、魏二家去攻打赵氏。

赵襄子为此焦虑不已，马上找来大臣张孟谈前来商议哪里可以作为抵御三家进攻的基地。张孟谈一听，马上回答：“当年董安于是先主简子（赵简子，即赵鞅）的干臣，一辈子都在治理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继任的尹铎也遵循他的治理方法，他们政治教化的遗绩还在，您还是到晋阳去。”

来到晋阳后，赵襄子巡视了一番，马上就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我看晋阳城郭都很完备，府库物资也足够，但没有箭怎么来守城？”

对这一难题，张孟谈显得胸有成竹：“我听说当年董安于修筑晋阳城时，凡是宫室城墙，都是用荻、蒿、楛（hù）、楚建起来的；墙高都有一丈多，您可以敲开这些墙壁看看。”赵襄子马上命人敲开了墙壁，发现各类杆子强度甚至要胜过竹子。

赵襄子又问张孟谈：“箭杆是够了，可箭头没有怎么办？”

“我听说董安于修建宫殿的梁柱，都是用铜铸就，只要敲开这些梁柱，那么铜就有绰绰有余了！”

赵襄子马上命人取铜，各种防御物资很快都已准备完全。

赵氏刚准备好，智伯就率领韩、魏两家杀到了晋阳城下。由于晋阳防御工事坚固，三家军队连续攻打了三个月，都未能攻克。屡攻不下之后，智伯突生一计，掘开晋水，引水去淹晋阳城！虽然还是没能攻破晋阳，可被水淹了三年后，城中人就被迫在高处搭建巢穴来居住，还必须把锅盆悬挂起来做饭！更要命的是，城中物资财物都将耗尽；士兵们长期营养不良，普遍体弱多病，再也难以支撑下去了。

赵襄子的信心也动摇了，问张孟谈：“粮食匮乏，财力将尽，士大夫普遍生病，我也支撑不住了。不如投降吧，如何？”

张孟谈却坚决反对：“不能阻止国家灭亡，国家危险不能安定，那就用不着智士了；请您不要再说了。下臣请求先去见韩、魏之君！”张孟谈这是最后搏一把，去策反韩、魏二氏。

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赵襄子也找不到更好办法，只得同意了。

见到韩康子、魏桓子后，张孟谈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二人心中长久以来的隐忧：“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如今智伯率韩、魏之军讨伐赵氏，赵氏眼看就要灭亡了。可赵氏亡灭之后，恐怕韩、魏就将蹈赵氏之覆辙了吧？”

智伯刚愎自用，向来就不安好心，韩康子与魏桓子心中早就有数。历史上，韩氏之祖韩厥与赵盾交往甚密；魏氏虽然与赵氏没什么交情，但魏犨与赵衰都是长期跟随晋文公流亡的大臣。两厢一权衡，韩氏、魏氏立即就同意与赵氏合作。

成功策反韩、魏二氏后，张孟谈回到了晋阳城中。赵襄子听了，顿时感激涕零，当面对着张孟谈拜了两拜！

这时，一个意外消息突然传来：智氏族人智果突然离开了智伯大营，并宣布更姓为辅氏。听说这一消息，张孟谈大惊失色，马上找到赵襄子商议：“下臣在辕门外不小心碰到过智果，看他神情有怀疑下臣之意。智果后来去见智伯，出来后就更改了姓氏。今天晚上如果不出击，恐怕就会迟了！”

赵襄子也吓坏了，马上就同意了张孟谈的计划。于是，张孟谈再次出城，与韩康子、魏桓子密会，约定提前到当晚行动。到了晚上，韩、魏、赵三氏先杀死了守卫堤坝的士兵，掘开晋水反灌智伯大军。突如其来的大水，让智氏大营陷入一片混乱。这时，赵、韩、魏三军趁势掩杀，一举全歼了智氏大军。刚愎自用的智伯也被杀，其头颅还被赵襄子当作了便器！

这次赵氏能死里逃生，张孟谈堪称首功。常人都以为，张孟谈会肯定会被重赏了。

可还没等赵襄子赏赐张孟谈，张孟谈却主动前来申请退隐了：“简主在世时曾说过：‘五霸之所以能得到天下诸侯拥护，是约束得当，使君主权势能控制下臣，不让下臣权势控制君主。所以，贵为列侯之人，不能让他担任相国；将军以上的武官，不能让他担任大夫。’现在下臣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而国人信服，下臣愿捐弃功名，放弃权势以离开民众！”

刚立下不朽功勋，张孟谈就主动申请退隐以免功高震主，这份忠君之心确实远超常人！

听张孟谈这么说，赵襄子显得异常悲伤：“这是为什么呢？我听说辅佐君主之人声名显赫，功劳巨大之人身体尊贵，担任相国之人位高权重，心怀忠诚信义众人自然就臣服了。这是古代圣贤治理国家的办法啊！您为什么不这么做？”

张孟谈答道：“君主所说的，是成就功名后的美谈。下臣所说的，是保守国家的方法。下臣览遍古今，发现天下成功的道理都相同；但君主与下臣权力均等还能成就事业，却是从未有过之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君主如果不考虑这些，那么下臣的能力也无法做到。”说完，张孟谈就显露出了悲伤决别的样子。

赵襄子听了，无话可对，只能让他先行退下。

张孟谈回到家，躺了三天，派人问赵襄子：“晋阳之事，下臣如果不能从命，那该怎么处罚？”

张襄子毫不犹豫，让手下人回复：“杀掉！”

张孟谈听了，坦然地说：“左司马（张孟谈自称）被国家驱使，安定了国家，不躲避死亡以成就他的忠诚，君主还是动手吧！”

眼见张孟谈如此一心求死，赵襄子终于无法强行挽留了：“您还是去做您想要的事吧！”

最终，张孟谈得以辞去高官与封地，安心到赵国一块偏远之地隐居去了。在巅峰时功成身退，张孟谈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良臣亡”的悲剧，人生堪称完美。

可事情还没结束。

三年后，韩、魏、齐、楚突然联合起来，计划合攻赵国。事态突然变得严重，赵襄子赶紧再次求助于张孟谈：“从前智氏土地，赵氏多分了十座城邑。如今他国不服，谋划联合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张孟谈冷静思考了一会，答道：“君主还是背剑为下臣驾车回到都城，让下臣住到宗庙，将任命官吏大夫的权力交给我，下臣将试着替您谋划对策。”

赵襄子二话不说，马上就答应了。

于是，张孟谈再度出山，派他的妻子前往楚国，长子出使韩国，次子出使魏国，幼子出使齐国。张孟谈一家分别到了四个国家，四国听说后互相生疑，伐赵的阴谋因此破产！

二度复出的张孟谈，再次拯救了赵国！

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丝毫怨言；甚至为不妨害君主，不惜献出生命——这就是赵氏一族的“完美大臣”张孟谈！然而，如此完美无缺，是真实历史中的张孟谈吗？

综合各类史料分析，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可不论是否真实，赵氏一族忠臣之多却显得别具一格：程婴、公孙杵臼、董安于，再加上堪称完美大臣的张孟谈。同样源出于晋国，韩、魏二氏就没有这么百折不挠的忠臣出现，这是怎么回事？

或许，这是因为三国治国理念存在差异。

三晋中，魏国有李悝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二国都主张以法治国，强调对大臣的考核与监督。赵国却缺少类似变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多是针对军事领域，鲜少对政治领域进行变法。或许正因如此，赵国在考核与监督大臣方面存在制度性缺失，才更需要别具一格的教化之功；为此，赵人才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了众多完美忠臣，以利后世教化。

虽然赵氏忠臣显得特别多，不过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沙丘宫的事实证明，多树完美大臣的教化之力远不如制度约束来得有效。韩、魏二氏虽然鲜少涌现过张孟谈式的“完美大臣”，却没出现过大臣弑君之事；对比赵氏的“完美大臣”文化，是不是更具讽刺性？

赵氏的“完美大臣”文化，或许还妨害了赵国：后世廉颇、李牧的悲剧，难道不是赵王对下属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心态造成？一味强调大臣的愚忠，却不考虑大臣的人尽其才，这就是“完美大臣”文化的最大弊端：张孟谈尚且能“去”，廉颇、李牧又如何不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