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小学老师带儿子去医院看病，路上遭遇歹徒残忍杀害。

行凶后竟将尸体抛进水井中，小蝌蚪甚至游进了体内。

由于当时的的技术比较落后，一直到25年后才匹配到凶手的DNA。

但凶手已经死亡多年，警方只能开棺验尸查明案件真相。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民警们开始就案件性质展开讨论，引发了一个有关报复杀人的疑点。

一些民警认为这可能是一起报复杀人案。他们推断，如果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抢劫侵犯案，那么歹徒似乎没有必要杀害曹小娟，更不用说对待仅4岁的孩子如此残忍。毕竟，人们普遍知道，抢劫侵犯的刑罚最多也只是十几年，而杀人则可能面临极刑，更别说杀害两个人了。就算考虑到要杀人，歹徒为何要杀死曹小娟这个奋力抵抗的女性？而对一个无法反抗的小孩下手呢？唯一的解释是，歹徒与这对母子有某种熟悉的关系，才会选择杀人灭口。然而，民警在全面排查曹小娟夫妻的社会关系后，推翻了这一猜测。

曹小娟夫妻都是普通的村民，性格温和，有良好的口碑。尤其是曹小娟，作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教师，她对待学生认真负责，备受赞誉。她温柔安静的个性和耐心也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这样一个女性，社交关系非常简单，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学生的家长。乡村小学的学生家长也都是附近村子的居民，不存在太多陌生人。经过反复排查，警方并未发现曹小娟有任何仇人。她的丈夫性格内向，甚至有些胆小，几乎没有朋友，只有一些亲戚的熟人关系，更不可能有引起母子命案的大仇人存在。通过对曹小娟社会关系的详细调查，警方认为他们并没有仇人，更不可能是母子受到复仇行为的牺牲品。

经过长达25年的努力，最终依靠科技的进步，这起案件得以告破。

曹小娟是一名民办小学的女教师。那天，她打算带着4岁的女儿去县城看病。孩子在半个月前感冒严重，尽管在镇上小诊所里退了烧，但咳嗽却一直没有好转。为了给儿子治病，曹小娟决定利用周末带他去县医院。当天曹小娟的丈夫因为工作不能陪同前往。从村里到县城虽然只有六七公里，骑车大概需要一个小时，但是考虑到交通不便，曹小娟决定中午12点出发。丈夫将自己的二八自行车交给了曹小娟，并给了她50元。

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为那时职工的平均工资才200多元。丈夫之所以给这么多钱，是因为担心儿子可能患有肺炎或其他疾病，需要进一步治疗，所以希望妻子带足够的钱。中午12点，曹小娟骑车带着儿子离开了家。在这条来往熙熙攘攘的路上，一切都平静无忧。然而，当丈夫在6点多回到家时，却发现曹小娟和自行车都不见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家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当曹小娟的丈夫意识到情况不对劲时，他立即喊来了自己的大舅子，两人开始沿着唯一的道路寻找曹小娟的下落。他们一直追溯到县城，但却没有找到曹小娟的踪迹。县医院的看门老头告诉他们，医院下午3点就已经关门了，而县城的集市下午4点也收摊了。如果曹小娟在这里有亲戚或熟人，早就应该回家了。心急如焚的两个男人只好从县城返回，并询问路上的人。在途中遇到了村里的一对老夫妻，他们问老夫妻是否看到了曹小娟。

老夫妻提到：大约二三十米远的机井房外倒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在当时，村民们都珍视自行车，使用完后都会擦拭干净，不会随意丢在外面，以免被人偷走。这引起了老夫妻的怀疑，但他们也不敢过多干涉，只是私下议论了一阵。丈夫和大舅子急忙赶到机井房外，发现自行车仍然胡乱扔在地上，这辆车正是曹小娟的。丈夫顿时惊恐万分，陷入无助的状态中，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幸好大舅子相对冷静，立即拿起手电筒开始周围搜寻。他们发现机井房的门被踢开了，里面一片混乱，但没有找到曹小娟的踪迹。

当两人在麦田中寻找良久，只见到一些奇怪的痕迹却找不到曹小娟。此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机井，大舅子用手电筒将光线照向机井的内部，看到一个人影漂浮在水上。他们立即决定奔向县城报警。两人心急如焚地赶到县城警察局，将发现的情况告知警察。警察们立即组织了一支搜救队伍，包括救援人员和调查专家。他们带着必要的装备和工具返回曹小娟失踪的地点，准备进行救援行动和案件调查。

警方进行搜救行动后，一具女孩的尸体被打捞上来，经过辨认确认为曹小娟的4岁女儿。

法医在现场进行了初步尸检，发现孩子的头骨破碎，显然是受到了钝器的猛击。然而，进一步的尸检结果揭示了一个更为残忍的真相，孩子的肺部并没有水，说明他并非因溺水而死，而是在被凶残的歹徒殴打致死后被抛尸机井。随着孩子尸体的发现，曹小娟的下落成为了警方的关注重点。民警在周围不断搜索，但并没有找到曹小娟的踪迹。考虑到她有可能也被抛尸进机井，警方决定对机井进行反复打捞，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找到了曹小娟的尸体。

曹小娟的尸体没有穿衣服，头部被重击至几乎扁平。她的脸部肿胀，身上遍布淤青和伤痕，明显是在生前遭受过暴力殴打，而非水中浸泡导致的伤害。根据多处骨折的情况来看，曹小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殴打，几乎被打至死。即便是一个30岁健康的女性，也难以承受如此残酷的毒打。幸运的是，警方及时发现了尸体，井水并未摧毁所有的证据。尸体打捞的同时，警方对曹小娟的尸体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令人震惊。

在走访的过程中，民警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一个短发男人引发起警方怀疑。

据邻村的一个16岁女孩描述，她在曹小娟经过水井房前大约10分钟骑车经过时，注意到路边有一个男人坐在树下，他的头发很短，像和尚一样。这名男子凶恶地盯着她，给她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她立刻加快了骑车的速度，当她接近男人时，她看到他站起来，进一步加剧了她的惊慌。然而，很快他又坐了下来。后面还有一个中年人也骑车过来，这条路上还有其他人。女孩迅速骑回家，第二天她听说了有一个女人和孩子遇害的消息。她注意到这个案发地点靠近机井房，就是她看到那个短发男人的地方。

民警接着走访其他人，发现很多村民都见过这个短发男人，至少有五六人。这个男人最晚在4点40分就坐在树下，而在20分钟内被五六个人看到。据推测，曹小娟在5点左右经过时，恰好路上没有其他人。一个中年女村民在5点15分经过时，注意到路边有一辆翻倒的自行车，附近似乎传来了女人的呼救声和孩子的哭喊声。她感到害怕，并没有敢过问，迅速骑车逃离。接下来的15分钟内，还有两个男人骑车经过，他们也看到了翻倒的自行车，也听到了模糊的呼救声，但同样没有理会。而在5点30分后，再有人经过时，却没有看到这辆自行车了，它已经被移动到机井房附近。只有那对老夫妻是步行经过，才有机会看到。这个短发男人隐藏在树下的阴影中，所有过路人都没有仔细观察他的相貌。只是大致感觉他相貌平平，但表情凶恶，大约在30岁左右。

目击者并没有仔细观察歹徒的相貌，他们只能大致辨认出一些特征。因此，警方基本排除了那些被辨认的村民的嫌疑，毕竟他们与歹徒的相貌差距很大。同时，对这些人的调查也显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作案的时间。是否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前科劣迹的普通村民所为呢？周边的几个村子人口众多，无论是大村还是小村，都有数千居民。要一一排除他们的嫌疑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警方仍选择了身高、外貌和年龄相符的男性村民作为调查对象，不论他们是否有前科记录，让目击者进行辨认。然而涉案人数过多，目击者表示无法准确排除嫌疑。他们本来就没有详细观察嫌疑人的相貌，因此只能排除那些与歹徒相貌差距较大的人。由此，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困境，进展回到了原点。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民警认定这是一起恶性拦路抢劫侵犯杀人案。歹徒与曹小娟应该并不相识，而是在路上随机选择受害者作案。为何歹徒会在侵犯后还要杀人，甚至不放过4岁的孩子？唯一的解释是他本质上是一个极其邪恶的人，比禽兽还要可怕。对他而言，杀人是家常便饭，毫不费力地夺去生命。那么，这个歹徒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是外地的流窜犯，还是本地的犯罪分子？警方将继续深入分析。

经过反复调查走访以及各种证据的汇总，警方倾向于认为他可能是本地人。这个人极其大胆，不像是外地的流窜犯。这条土路并不偏僻，是曹小娟所在几个村子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尤其在周日，这条路上的人流量相当大，可以说是人来人往。在曹小娟遭遇袭击之前后，多个路人都经过了这里。通常情况下，歹徒在白天选择在这里作案是荒谬的。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个歹徒长期在附近生活或工作，对周围环境非常熟悉，敢于在此地大胆作案。尽管路上人流较多，但接近5点之后，大部分村民都从县城返回村子。晚上，村民一般不会再前往县城。因此，在曹小娟遭遇袭击的时间段，路上的行人逐渐减少，到了6点左右几乎没有人，这才给了歹徒袭击的机会。

受害者曹小娟生前遭受了侵犯，从她的遗体中提取出了少量歹徒的残留样本。这个残酷的发现进一步加重了案件的恶性程度。随着天色渐亮，民警们封锁了现场，展开了全面搜索，发现了大量的痕迹。根据现场的痕迹推测，曹小娟在下午5点左右在机井房附近的土路上遭受了袭击。歹徒将她和孩子连人带车打倒在地。当时还有一些行人路过，但他们却漠不关心，匆匆骑车离开。

歹徒可能威胁曹小娟，要她不要呼救，否则孩子会受到伤害。为了保护孩子，她选择听从歹徒的话，因此没有在路上留下痕迹。到达水房后，歹徒开始对曹小娟实施犯罪行为。曹小娟拼命反抗，可歹徒越来越暴躁，采取了更加残忍的手段。导致她严重受伤，失去了抵抗能力。

歹徒将曹小娟捆绑起来实施了侵犯，并没有迅速逃离现场。他找到一块石头，先将曹小娟活活砸死，随后又残忍地砸死了年仅4岁的孩子，将两具尸体抛入水井。随后，歹徒将倒在路边的自行车移动到水井房附近，以掩盖犯罪现场。似乎有一定的作案经验，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线索。在现场，警方没有找到曹小娟的衣物和个人物品，100元钱也不见了踪影。凶器也没有被发现，应该是被歹徒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在民警们陷入困惑之际，一位民警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据目击者女孩描述，歹徒的头发非常短，几乎比板寸还短，就像僧人一样。此外，他还穿着一条她从未见过的古怪军裤。其他目击者的说法也与女孩类似。这一切都显得非常奇怪。首先，当地男人并不习惯留长发，但他们也不可能完全光头，除非是天生秃顶或者后天脱发。

根据当地的传统，男人没有头发会带来霉运。即使秃顶，他们平时出门也会戴帽子。很显然，这个男人的发型非常古怪。其次，许多当地村民都穿军裤，但通常都是合身的，因为大家都需要劳作。相比之下，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个男人的军裤相当肥大，显然是大了几号，正常人不会这样购买服装。这两个古怪之处让民警们感到非常困惑。

突然间，他们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思维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在曹小娟遇害的土路附近，有一所监狱，准确地说是一个劳改农场。这里关押着数百名犯人，都是在本省犯罪后被判刑的。众所周知，劳改犯进入农场后都会被剃光头，而且还会定期剃光，不允许留长发。此外，劳改农场并非商店，犯人只能得到发给的衣裤，无法挑选大小，只要能穿就行。因此，一些劳改犯的衣裤会显得过大，看起来非常滑稽，普通村民不会这样穿。另外，众所周知，劳改农场没有女人，男性犯人长期处于禁欲状态。如果有犯人越狱或者在监狱外工作时突然遇到一个女人，将其杀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民警们立即赶到劳改农场进行调查，希望能够寻找到新的线索。

劳改农场对民警的调查进行了配合，并表示案件不太可能与他们的犯人有关。首先，劳改农场不是从事农活的传统农场，而是主要进行手工活动，全部在农场内完成。犯人通常不被允许离开农场，擅自离开将被视为越狱行为。劳改农场周围设有围墙和铁丝网，并有警戒线。只要犯人越过警戒线，看守军人就会鸣枪制止并有可能开枪射击。然而，在过去几个月里，劳改农场并没有发生任何犯人越狱的情况。

民警进一步询问是否有犯人曾在监狱外工作或外出的情况。这个问题引起了劳改农场方面的注意，他们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在修理外墙期间，有34名表现较好且刑期即将结束的年轻犯人被安排进行了近一周的维修工作。然而，劳改农场表示这些人也不太可能是案件的犯人。在修理期间，这些犯人受到专门的狱警监视，根本无法离开工作区域。此外，还有两名犯人在狱警的监督下负责给这些犯人送饭和水，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离开过。

民警们并不轻易相信劳改农场的说法。如果发生了问题，谁也不会主动承认是自己的责任。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劳改农场最近没有发生犯人越狱事件，因此不可能有逃犯杀害曹小娟。而通常情况下，劳改农场内的犯人也很难跑到外面去侵犯妇女，然后毫无痕迹地返回。他们都参与集体手工劳动，同班犯人相互监督，而且身处高墙之内，几乎不可能离开监狱外进行犯罪活动。因此，民警们将目光聚焦在曾在监狱外工作过的36名犯人身上。

经过民警的调查和排查，36名劳改农场外工作的犯人中有许多罪行，其中包括亲犯罪和杀人未遂犯。这些人并非善类，侵犯妇女甚至杀害儿童在他们看来并非罕见之事。民警首先让路人对这36人进行辨认，成功排除了其中一半嫌疑人，因为他们与案发时的描述相差较大。剩下的18人无法被路人排除，因为当时目击者没有清晰地看到他们。

警方根据身高的差异，排除了其中的10人，剩下8人仍然在嫌疑之列。然而，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8人中是否有凶手。幸运的是，很快有犯人进行检举，其中有一个叫王利华的人引起了一定的嫌疑。据他们提供的信息，曹小娟遇害当天，王利华声称自己吃坏东西导致腹泻，一天频繁上厕所。由于乡下没有厕所，他只能在野外解决。王利华频繁上厕所导致周围堆积了大量的粪便，散发出令人难闻的臭味。狱警对此感到不满，让王利华挖土将粪便掩埋。然而，大约在下午4点多，王利华再次表示肚子不舒服。狱警让他去离队较远的草丛处解决，以免影响其他人。

王利华表现得很好，而且离刑满释放只有几个月了，狱警认为他不可能逃走，因此没有过多关注他，甚至有一度忘记了他。其他犯人回忆称，王利华一直到下午5点30分左右才返回。狱警询问他为什么上了这么久的厕所，王利华支支吾吾地胡言乱语。狱警认为他是在偷懒，对他进行了几句责骂，让他回到队伍中。在熟悉王利华的犯人的观察下，他们注意到他的神色异常慌张，与平时完全不同。而且，王利华有性犯罪的前科。他曾多次猥亵邻居家的幼女，被村民扭送到派出所，最终被判处了两年的徒刑。这样的背景使得人们怀疑王利华是否在这段时间内侵犯了曹小娟。

警方将王利华提升为重点嫌疑人，但他曾与公检法打过交道，具有反侦查经验。

无论警方如何审问，他坚持只是上厕所，并否认其他任何罪行。面对这样的情况，警方决定进一步审问与王利华关系较好的几名犯人，并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一名犯人经过犹豫再三，表示愿意供述。据他称，在曹小娟遇害当天晚上，王利华自鸣得意地私下告诉他，趁着在监狱外工作的机会，他偷偷享受了一番。其他犯人追问细节，但他却保持沉默。显然，这使得王利华成为重要的嫌疑对象，很可能他就是曹小娟的凶手。然而，尽管警方彻夜审讯，将他单独关进禁闭室，但王利华仍然坚决否认犯下侵犯杀人罪。

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不禁开始怀疑，警方是否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毕竟，在曹小娟的尸检中，发现了歹徒的痕迹。只需要进行一次DNA检测，就可以确认凶手的身份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时还没有DNA检测技术，这是1991年的事情。县城的民警想尽办法，将精液送到省会进行检测，但结果只显示歹徒的血型是O型。然而，王利华的血型是A型，这意味着他并不是侵犯曹小娟的真凶。

因此，民警释放了禁闭室中的王利华，并告诉他检测结果。得知民警没有故意栽赃他成为杀人犯后，王利华松了一口气。也许作为回报，他详细描述了他当天所做的下流行为。根据王利华的交代，他很快就上完了厕所，然后在附近闲逛，以逃避工作的责任。在监狱外，他无意中目睹了两个十三四岁的少女在采摘花朵。这个卑劣的家伙没有改掉他的恶习，他哄骗少女们靠近后，突然脱下裤子，在她们面前进行了猥琐行为。少女们受到惊吓后立刻逃离，而王利华还追着她们跑了一段时间，然后才重新穿上裤子。事后，他还无耻地向其他犯人吹嘘。

一直到90年代后期，省会已经能够进行DNA比对，于是将王利华的DNA样本送去比对，结果自然是不匹配的。民警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其他35名有可能参与案件的犯人逐一进行了DNA比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结果匹配。这表明之前警方的推测是错误的，监狱外的劳动犯人并非作案者。面对种种困境，民警们决定将周围村庄中有不良行为和前科的男性村民的DNA样本进行比对。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的DNA匹配。就这样，民警们竭尽所能使用了所有的方法，但案件依然没有破获，只能被封存在档案柜中。

这起悬而未决的案件成为了无解之谜，直到21年后才有一丝线索。

如今曹小娟的女儿如今已经27岁，也成为了一位有孩子的母亲。在2012年，公安部具备了全国犯罪资料库的DNA信息联网比对能力，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起案件一直耿耿于怀的民警们来说，他们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将当年留下的歹徒DNA资料进行了全国比对。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是，比对居然有了结果。DNA比对锁定了邻县的一个男人，他的DNA与歹徒的非常相似。

然而民警们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这个男人竟然已经年过70，21年前也已经50多岁了，与群众目击到的年轻光头歹徒完全不符。难道是当年的目击者搞错了，真正的凶手并不是年轻的光头吗？民警们展开了对这位70多岁老人的调查，结果发现他确实不是省油的灯。这位老人一生性格暴躁，经常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他留下DNA的原因是几年前因为一起修建房屋的小纠纷，他使用瓦刀将邻居老人砍伤，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然而，这位老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刑满几个月就病倒濒死。因此，他在服刑不到1年的时候就获得保外就医，回到家中疗养。在他服刑期间，留下了DNA信息。然而，这位老人并非20多年前的凶手。

他是个乡下老农，一辈子也只去过县城，从未离开过本县。20多年前，他每天都在家务农，从未涉足邻县。此外，他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从中年开始就患有多种疾病，包括严重的心脏病。如果史老头确实不是歹徒，但为什么DNA会如此接近呢？就DNA来说，只有父子、兄弟会有如此接近的比对。史老头只有2个哥哥，年龄比他大得多，当年都是六十多岁老汉，也不可能作案。史老头目前只有3个女儿，并没有儿子。

就在警方疑惑时，村长偷偷告诉他们一件事，案子很可能是史老头死掉的儿子干的。

村长是这么说的：这个案子，肯定是史红兵干的，就是史老头的儿子。民警：不对啊，史老头不是说没儿子吗？村长：那是他不认这个儿子了，不代表不是他的种。民警：史红兵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死的？你怎么这么确定就是他干的？村长：这个人一言难尽。我们这个村都姓史，大家都沾亲带故的。史红兵就是我们村的祸害，丢了我们史家的人。

这小子从小就特别恶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他10多年前就死了，还是死在监狱里。当时史老头有病不能出门，托我借了辆卡车将尸体拉回来的，埋在村口乱葬岗。民警们震惊不已，他们开始相信村长所说的可能性。他们立刻展开了对史红兵的调查，虽然时间有些久远，但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根据监狱的档案和目击证人的证言，史红兵在服刑期间的确因为一起恶性伤人案被判刑。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们还发现了一个曾与史红兵有过争执的邻居，他对史红兵的恶行记忆犹新。

在警方深入调查后，他们发现史红兵的犯罪记录真是罄竹难书。他的犯罪行为从年幼时期的恶劣行径开始，到后来更加严重的罪行，让人无法容忍。村长描述说，史红兵在10岁时就展现出了邪恶的本性，偷果子被发现后还报复性地在村长家造成麻烦。而在80年代，他犯下了罪行。这次犯罪导致他被判刑7年。史老头本来身体还好，只有一些小的心脏问题，但他儿子的罪行让他深受打击，导致心脏病加重。他认定这个儿子不是自己生的，从此断绝了父子关系。尽管如此，史红兵还是几次回到村子里与父亲接触。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和村长揭示了史红兵的死因以及他的罪行。

根据村长的描述，史红兵在获得钱财后，立刻投入到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听说他每天都喝一瓶酒，找一个女人陪伴。然而，人的身体是脆弱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必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在2004年入狱时，他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硬化，但并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到了2006年，史红兵的病情恶化，监狱考虑给予他保外就医，但史老头不同意接收，监狱也无能为力，只能将他送往监狱医院。

监狱医院的治疗水平有限，而且史红兵的病情也无法挽回，几个月后他就病死了。据说他的死相当痛苦，最后几个月他承受剧痛，一直求医生给他注射杜冷丁。然而，监狱医院并非慈善机构，不可能满足他的注射需求，只是偶尔注射一次。史红兵在剧痛中挣扎，最后一个月无论白天黑夜都不停地呼喊和尖叫，影响到其他病人的休息。在他死后，村长去收尸时发现他的手上已经溃烂，满是牙印。医生表示，这是他因为痛苦无法忍受，自己用嘴咬自己的结果。

凶手史红兵的死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他是否真的是凶手？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开棺验尸。史红兵死后，村长带领人们将尸体运回，没有进行火化，而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将他埋在了乱葬岗，具备验尸的条件。尽管史老头不认这个儿子，但他也不愿意有人挖坟动尸体，坚决不同意。在民警撤离后，村长积极努力，与村民和史老头进行了沟通和解释工作。经过村长的努力，大家最终同意了验尸的进行。

开棺后，警方提取了史红兵的DNA样本，并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史红兵的DNA与1991年侵犯曹小娟并杀害4岁儿童的凶手高度吻合。警方由此发现，史红兵第一次服刑的地点竟然就是曹小娟遇害附近的劳改农场。然而，他在1989年就被释放了。不可否认的是，史红兵的犯罪行为极为恶劣，但他在40多岁就患病暴毙，死前经历了极度的痛苦。或许可以说，这也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