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流寓”中罗列了众多程姓盐商，他们为河下、为淮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姑且介绍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程钟(晚清时期的河下还有另一位程钟，字袖峰，性耿介，诗文古朴有真意，亦能泼墨写米家山水，著有《淮雨丛谈》等)。

　　明末，歙县有位叫程必忠(字以信)的盐商迁到安东，此人“性宽和，好周人之急”，乡里有争议的事情经常请他出面协调解决，因此乡人都称其为“程翁”，而不直呼其名。必忠有三子，分别是朝聘(字虞工)、朝宣(字辑侯)、朝征(字叔献)。朝聘有子增(字维高)，“好读书，能诗工书，有干济才”，熟稔河漕盐务，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因浚河有功，被南巡阅视河工的康熙皇帝御赐“旌劳”二字褒扬。增有子钟(字葭应，号嶰谷)，捐职知县。程钟秉承了家族乐善好施的传统，做过许多善事。

　　清乾隆七年(1742年)水灾之后，疫疠盛行，遍地流民病毙者，程钟斥资巨万，买西门外南四铺地方民房，建普济堂以栖之。清光绪《淮安府志》记载了程钟所建普济堂的概况：“大小瓦房屋一百二十八间，在西门外南四铺。捐置绶河秧麦田十三顷二十一亩零，包租一千八十七石九斗零，又置淮北东里菜地一块，外有捐银九千二百两存典生息。漕院咨准盐政每年拨津贴银二百两，漕院同善堂津贴银二百两。又，堂款自置田四亩二分零，包租六石二斗零，邑人捐置田四十四亩六分零，包租六十二石四斗余。”上述史料说明了这样几个事实：其一，普济堂是程钟所倡建的;其二，普济堂的创建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并每年划拨了一定数额的津贴银;其三，在程钟的感召下，地方有识之士亦有所襄助。

　　普济堂建成后，明文列出救济范围、救济标准等，为普济堂的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杨庆之(字云五)《春宵寱剩》卷三记载了普济堂的规则如下：“乡中瞽聋癞哑而老断肢体而无收恤、疲癃残疾而无期功亲，与耄耋而不能食力者，由保举入堂。男归男宅，女归女宅。每人房一间、支脚床一具，早一膳、晚一膳，盐渍杂菜一盘。病有堂医，药至药局领，炊爨另有雇人。毋许钩结滋事，毋许不遵堂规。每逢节，亦有犒赏。但以百人为额，住房不多。本资未增，既入而复出，许;既出而又复入，不许。本以多收立愿，后有借此息肩，有美事，仍复他去，而徒使真苦之人不能投入。故限定人数，缺出方补，亦不得已也。司事者三日一点名。有暴亡者，堂倅报司事。亡者如有亲友可赠棺者，听其收敛;否，则仁人君子予以棺，亦不禁止。例概予以席土工。舁葬义冢所。”盐商做事，向来细致，如此完备的运转规则，可见程钟的良苦用心。

　　普济堂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淮安河下志》记载：“凡远人抱病投其中，蒙活者前后数万计。”程钟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殊荣，他被“禀请督抚具题，奉恩旨赏加一级职衔，御书‘谊敦任恤’匾额，遣侍郎沈德潜便道赍赐，以示褒奖”。当然，除了建普济堂招抚流民，程钟还“建鲍烈女祠，以显久沉之节义，刻吴山夫《别雅》，以饫好古之士，皆事衷于道义”。即便晚年家道中落，他的好德之志始终不衰。

　　程钟的善举为他带来了良好的口碑，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据方志记载：“徽商程葭应，乐善好施。中岁无子，忽梦一妇抱一儿谓曰：‘君善士，当以此延君后。’程梦中问曰：‘子何人?’曰：‘吾鲍烈女也，有墓在某处。’及醒，记识宛然，自此得子。然素不知所谓鲍烈女者，如梦中言，物色之。于下一铺关旁，得其迹，询之故老，益悉颠末。既心感其施，又憬然于芳洁之魂，久而不灭，乃大出资，陈其贞节事迹于官，乞请旌典，恢廓其祠宇，葺其墓，建坊树碑，置人奉香火。其子稍长，每令节朔望，必令躬诣祠焚香展拜。”这里提到的鲍烈女，亦是徽商的后代，程钟为其请求旌表，得到批准。根据《重建鲍烈女祠碑记》可知，新建的鲍烈女祠“辟故基，拓而大之，缭以门垣，堂寝具备，于是绰楔巍焕，栋宇崇隆，而贞烈之迹历久而愈新”。乐善好施的程钟因此之故在中年得子，此过程虽多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也不得不说，这是人们对人性之善的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