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经撰写了许多关于人民军队的文章，从文化、制度、政治和经济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其崛起与壮大的原因。然而，有一个重要方面我一直没有触及，那就是“武器装备”。今天，在这个建军节，让我们一同回顾人民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演变历程。
最初，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即使是多年后的今天，仅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战士们的无奈与辛酸。
1927年9月，当教员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进发时，这支队伍仅有约600人和700余支枪，可谓小得不能再小。但正因为枪比人多，教员才能抽调出100支枪，送给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以换取在山上立足的机会。
到了次年的4月，教员与朱老总会师，共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此时，队伍已扩充至6000多人，实力显著增强。
然而，即便如此，红四军的枪支数量依然捉襟见肘——
红28团拥有近千支长短枪；
红29团则只有300支，其中还有100支是废弃无法使用的；
红31团大约有600支枪；
而红32团仅有300余支。
这一时期的井冈山，从“枪多人少”转变为“枪少人多”，堂堂6000余人的红四军，却只有2200支枪。这意味着真正具备完整战斗力的战士不过两个团，其余近4000人只能依靠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辅助作战。
由于缺乏后勤工业支持，“抢”成为稀缺资源。
有枪就意味着有地位、有立功机会；反之，没有抢遇到敌人连自保都成问题。因此，不论是军事主官、各级政委还是党支部，都难以公平分配这些宝贵资源。这种状况导致了红四军内部盛行山头主义和浓厚的军阀气息。枪支的稀缺甚至引发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例如，袁文才和王佐在迎接教员上井冈山时，因为手中掌握着几百支枪，并且向红四军借了4门迫击炮却未归还，这一行为被湘赣边界特委认为有不轨之嫌。于是，他们调动红军将其剿灭，夺取了这些武器。
直到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才正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将“私藏枪支、子弹、银钱”视为反革命行为进行严厉批判和整肃。同时，会议重新规定了部队的编制与枪支配备标准——
每个营设四个连，每连配备75支长枪。
每团设一个特务连，与步兵连一样配置75支长枪。
此外，每团另设机关枪连和迫击炮连，各配40支长枪。
非战斗所需的短枪分配如下：每连6支，营部3支，团部5支，军部6支。
通过“古田会议”的调整和整顿，由于枪械匮乏而引发的内讧得以暂时平息，使红四军真正成为了一支由党领导的军队。
然而，即便内部矛盾被压制下去了，但作战依然面临严重的武器短缺问题。如果无法找到增加枪械数量的方法，这些内部矛盾可能会再次爆发，而革命胜利也将遥遥无期。那么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背景下，教员和朱老总带领红军探索出了两种获取武器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整合现有兵工厂，从而建立独立自主的军事工业体系。
早在武装革命初期，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和第九纵队就在江西吉安创建了养金山修械所。这间修械所有80余名成员，负责修理各类枪械以及熬制土硝等工作。
在几乎同一时期，江西于都的第十五纵队成立了桥头修械所，由党组织负责人陈玉书和李茂生等人领导。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平安修械所。后来，这两座修械所与闽西的几家修械所合并，形成了江西省修械处，共有120多人参与其中。
此外，赣州的龙头修械处和兴国的白石修械厂等小型兵工厂也肩负着维修枪支、保障红军作战的重要任务。
1931年秋天，中央军委决定将各地的小型兵工厂集中迁移到江西兴国，并在官田村设立了中央红军兵工厂。
这家兵工厂拥有450名工人，下设枪炮科和弹药科。枪炮科进一步细分为制造股、木壳股、牛皮股和刺刀股，负责生产各种枪支零部件；弹药科则包括炸弹股和子弹股，专门生产各类弹药。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官田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共计生产或配置了4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同时还修理了100多门迫击炮、2门山炮以及2000挺机枪。此外，他们还制造了6万枚手雷和5000枚地雷，为红军提供坚实后盾。
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这些兵工厂的工人们随军行动，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
另一方面，在战场上缴获敌方武器也是红军获取装备的重要方式。
虽然具体数量难以统计，但根据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访问陕甘宁边区后的记载，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
“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我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的，这些武器都是那些国家大量卖给南京政府的。”
这段话清楚表明，战场缴获是红军获取武器弹药的重要来源，而兵工厂则起到了关键补充作用。
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人民军队迅速壮大，与各界爱国同胞紧密结合。到1938年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数已经从最初的5万人发展到18万人。在抗战胜利前夕，这一数字更是突破百万，实现指数级增长。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初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武器短缺问题。尽管士兵人数不断增加，但枪支弹药的供应却远远跟不上步伐。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拥有枪械的八路军士兵凤毛麟角，大多数战士只能依靠大刀、长矛和土枪等简陋武器应敌，这导致了惨重的牺牲。
新四军成立之初，更是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后排士兵往往赤手空拳上阵，只能等待前排战友倒下后捡起他们的步枪继续作战。
《游击队歌》的第一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虽然彰显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技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八路军和新四军严重缺乏弹药，他们必须每发必中，以避免浪费任何一颗宝贵的子弹。在这种情况下，补充枪支弹药成为首要任务。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教员与朱老总以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下令各师、旅、团以及游击队和各大根据地迅速招募技术工人，设立修械所和弹药厂，以解决修理枪支及生产弹药的问题。
1938年10月，教员再次强调：“游击战争中的军火供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实现自制弹药、步枪和手榴弹，使得游击战争无需担心军火匮乏。”
在教员和朱老总的督促下，各部队及根据地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兵工厂。截至1942年，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已遍布115师晋察冀根据地（12个）、120师晋绥根据地（7个）以及129师太行根据地（4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八路军总部下辖的军工部，还成立了华北敌后最大的黄崖洞兵工厂。
这些努力极大缓解了前线武器短缺的问题，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些兵工厂的生产能力究竟如何呢？
晋绥根据地的兵工厂产能相对较低，每年生产步枪还不到300支，手榴弹也只有三万余枚。相比之下，晋察冀根据地的兵工厂稍微强一些，总共制造了1056支步枪、六十万发子弹和三十万枚手榴弹。
在众多兵工厂中，黄崖洞兵工厂无疑是最为出色的。据军工部长刘鼎的报告，这座兵工厂成立五年来，共生产了一万多支步枪和掷弹筒、十万发炮弹、数十万颗地雷与炸弹，以及百万发步枪子弹。
此外，刘鼎还召集技术人员设计了一种新型步枪，并绘制了详细结构图交给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进行试制。
刘贵福结合捷克式、汉阳造和三八式步枪的优点，成功制造出一种重量仅3.36公斤、体积小且精度高的新型步枪。这种比普通步枪短十厘米的新武器，因为尺寸接近马枪，被八路军总部命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整个抗战期间总共制造了一万多支。
作为大型兵工厂的重要补充，各根据地的小型兵工厂则主要负责生产一些简易武器——
他们将生铁融化铸造成西瓜大小的铁雷，用以破坏日军交通线；收集民众捐献的铁壶，填装炸药制作成铁壶雷；开采大块石料并挖空中心填装炸药成为石雷；甚至利用各种陶器制作酒罐雷、碗雷和茶壶雷等简易爆炸物。
前线战士们收集到废弃的弹壳，也会送回兵工厂进行重新加工。他们将这些弹壳整形、清洗并切口，然后再填装底火、火药和弹头，使其变成可再次使用的复装子弹。
总体而言，在全面抗战时期，无论是何种形式或类型，只要能够用来杀敌，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会千方百计地加以制造。
在全面抗战期间，各部队和根据地的兵工厂累计生产了450万枚手榴弹、20万个各种类型的地雷、780万发子弹、超过两万支长短枪以及900多门不同口径的迫击炮。
这些数据看似庞大，但由于缺乏工业设备，独立制造的武器远不能满足高强度战争的需求。于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依靠战场缴获来补充装备。
那么，他们从哪里获取这些武器呢？
答案并不是日军，而是伪军。
与影视剧中的描绘不同，真实的日军战斗力非常强，从他们手中缴获武器难度极大。
例如，在“百团大战”期间发生的“榆辽战役”中，陈赓指挥太岳纵队在山西榆社和辽县一带作战，虽然击毙和击伤了一千多名日军，并缴获了21支步枪、一门迫击炮和1240发马步枪子弹，但同时也损失了45支步枪、21236发马步枪子弹、14971发轻机枪子弹以及6727发重机枪子弹。显然，这样的交换比例对太岳纵队来说是一笔亏本生意。
相比之下，与伪军作战则要容易得多。
不仅可以消耗侵华日军的实力，还能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从罗荣桓领导下的山东根据地来看，仅八年时间就从伪军手中缴获了20.7万支马步枪、955门炮和1100挺机枪。这种情况在其他根据地也大致相同，否则不可能维持百万大军。
综上所述，通过向伪军缴获武器、自制土雷以及各根据地兵工厂生产物资，共同撑起了全面抗战的重要基础。
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在战场上奋勇作战，还积极发展市场经济。他们通过物资交易，从日伪军手中获取武器。这一策略在《抗日经济战》和《四爷牛X》中都有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三、
经过全面抗日战争的积累，到了解放战争初期，各个根据地已经建立了规模可观的迫击炮厂、手榴弹厂和修械厂等兵工厂，总数达到160座。
尽管这些兵工厂数量不少，但其生产能力仍不足以满足解放军的作战需求。因此，西北和中原地区的解放军在装备方面相对落后，使得解放战争前两年的战斗异常艰难。
然而，东北成为了解放军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转折点。
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击败日军。同年年底，十万解放军进入东北地区。他们本打算请求苏联将日军遗留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他们，但苏联以“与国民政府有约定”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表示要将整个东北移交给国民政府。
不仅如此，苏联还把东北的主要工业设备、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装备以及金银货币当作战利品运回国内，只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东北。刚进入东北的十万解放军陷入了无枪无钱、无根据地的困境。
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枪支弹药的问题。经过深入分析，他们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寻找地下藏匿点。
在日军占领东北期间，他们修筑了大量秘密据点，并储存了大量军事物资，以备全面溃败后的反攻之用。苏联进入东北之前，曾派遣一批中国人收集这些秘密据点的信息，并凭借这些情报摧毁了最重要且坚固的一些据点。但由于这些据点数量众多，苏联未能全部清除，大部分依然存在。
值得庆幸的是，这批负责收集情报的中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加入了解放军。
在解放战争初期，这些人的经验和知识为解放军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源，使他们能够找到并利用这些尚未被摧毁的秘密据点中的军事物资。大量伪军纷纷投诚解放军，约有三万日军留在东北加入了解放军行列。这三股力量汇总了他们所掌握的情报，解放军据此得知了日军秘密据点的大致位置。
于是，他们迅速出动，将这些据点中的武器悉数取回，并分发给战士们使用。
第二种方式是“捡洋落”。
当日军和伪军溃退时，有些部队撤离得非常匆忙，以至于许多枪支弹药都遗留在营房、山头和驻地。解放军派出工作队，四处搜寻，把这些来不及带走的武器装备收集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捡日本的洋落”。
随着解放战争愈演愈烈，苏联意识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已经倒向美国，为巩固其在东北的利益，需要对解放军提供一定支持。
利用这一契机，林彪以个人名义致信斯大林，请求苏联移交一部分日军留下的枪支弹药。斯大林收到信后表示同意。
于是，林彪用这些从苏联手中接过来的日制枪支弹药武装了30个步兵团和2个山炮营。
这便是“捡苏联的洋落”。
通过挖掘隐藏的武器和搜集遗弃物资，东北解放军迅速用日式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大幅提升了战斗力，其实力远超抗战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东北解放军还收集到了700余门大小火炮，以及65辆坦克和牵引车，从而史无前例地组建起自己的炮兵部队。大炮被誉为战争之神，这支炮兵部队在与国民党决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挖窖”和“捡洋落”终究只是权宜之计，要持续推进解放战争，还需源源不断地获取枪支弹药，而最可靠的方法便是自给自足，自行生产。
在东北稍微站稳脚跟之后，他们立即着手开展这项工作。尽管苏联运走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设备，但由于运输能力有限，还有不少设备散落各地——东边堆积了一批钢管，西边存有一台机床，南边是一座厂房，而北边则保存着一些资料。1946年8月，东北军工部将散落在各地的工业设备重新整合，在珲春、兴山、鸡西、佳木斯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14个大型兵工厂。同时，各军区也纷纷将辖区内的工业设备集中起来，设立修械所和小型兵工厂。
到了次年11月，东北局决定将所有军区的修械所和兵工厂统一划归军工部管理，并任命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以实现对整个东北军工产业的统一领导。经过一系列建设与整顿，到1948年初，东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考虑到当时东北在全国工业中的领先地位，可以说，这一体系是全中国最先进且生产效率最高的。
有了坚实的后方保障，前线的大炮威力得以充分发挥，使得东北解放军战无不胜，不断收复失地。在1948年9月爆发的“辽沈战役”之前，东北解放军已经装备精良，共计12个纵队、36个师、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炮兵旅、1个铁道兵纵队和1个战车团，总人数达70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炮兵纵队，下辖8个炮兵团，加上每个纵队下属的1个炮兵团，使得整个东北解放军拥有2370门大炮。这些大炮成为决定辽沈战役成败的重要因素。
在义县阻击战中，林彪动用了4个炮兵团，而国民党方面仅有8门山炮，这种绝对性的火力压制让敌人难以招架。而在塔山阻击战中，林彪采用“三线两群”的火炮部署策略——
第一线布置团属轻型火炮，第二线布置师属火炮，而第三线则布置重型火炮。第三线又细分为两个火力群，第一个群配备12门野榴炮和5门高射炮，第二个群则拥有14门野榴炮和4门高射炮。“我不关心伤亡人数，我只要塔山，”林彪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火炮力量的信心。强大的火力支持，让他在战场上如虎添翼。
在锦州战役中，林彪更是调集了近千门重炮，这一举动无疑增强了解放军的攻势。
挖掘地窖和捡拾战利品，使得解放军在东北站稳脚跟，建立起自己的军工生产体系。这些努力为解放东北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火炮则成为辽沈战役及稍后平津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在1947年初，华东局派遣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朱毅前往大连，通过旅大地委书记韩光与苏联红军进行交涉，全盘接管了大连的化工厂、机械厂、钢铁厂和汽锅厂，并组建了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大连建新公司。
由于大连建新公司隶属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其生产的大部分军工产品通过渤海海路和山东陆路供应给华东解放军使用。
在1948年11月爆发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华东解放军发射了超过30万发炮弹，其中有20万发来自大连建新公司，占到了总量的三分之二。
战后，粟裕感慨道：“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不可或缺的是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推动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进程。
四、
回顾人民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缴获敌方武器一直是重要的一环。然而，从1927年创建小型兵工厂到1947年整合东北军工体系，这条自主发展的脉络同样不可忽视。
尽管在三大战役之前，自主生产的武器装备并不占主流，但长达20年的军工经验至少证明了两点：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党。
人民军队一直致力于建立独立自主、不依赖外界援助的军工体系。
这两项任务，无论是满清、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未能完成，因此他们相继走向了衰败。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才有资格在1949年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
凭借着二十多年的军工经验和地方工业发展的积累，新中国成立后，以全国之力推进工业化，并迅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是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