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儒家三圣中，亚圣孟子与后圣荀子在学术上竟是宿敌。在荀子的文章中对孟子的抨击猛烈又犀利。可惜两位圣人并非同在一时代，否则以孟子的战斗力，或许将为我们留下一场精彩的激辩。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荀子之所以抨击孟子，因二位圣人虽皆接受儒家传承，但毕竟孟子儒家中的理想主义者，而荀子则是儒家中的现实主义者。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为何称孟子为儒家中理想主义者。其实，若要论理想主义者，孔孟皆属于理想主义者，皆践行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念。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旧制度往往会因为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崩塌，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正好处于这个阶段。

此时新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正在逐步形成，周天子的威仪早已不再，各国攻伐越发频繁而残酷，由此新生的社会风气也逐步替代了老旧的社会规则，这本是时代必然的规则。然而孔子的理想主义则体现在，逆着时代更迭的潮流而希望恢复周礼，在烽烟四起的动荡时代依然相信用教育可以让人心向善，并最终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圣人治世。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毕竟人力终究无法撼动时代潮流的更迭。因此，在孔子孜孜不倦的践行中，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却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作为孔子小迷弟孟子，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孔子的道路。

因此，作为一位教育家，孟子是成功的。据传孟子是稷下学宫最受欢迎的学者之一，追随者甚众；他也曾如孔子一般，带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亦是备受各国礼遇。但他在各国受到的待遇虽说相当的不错，但他的政治理念依旧是难以被各国所接受。

只因当时天下时局是大国争霸，小国谋生存的大争之世，争霸与生存才是各国核心诉求，而此时谈仁政，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孟子·梁惠王》中的场景，我们不妨来模拟下：

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开口就问：“夫子不远千里而来，可有什么好主意可以让梁国获利呢？”孟子听了就不高兴了：“大王何必谈利益，要治国只需谈任意就行了。”于是，便开始教育起梁惠王：“你想要在七国中争霸，不需要劳民伤财的战争，只要对老百姓好就行了。这样他们自然就死心塌地跟着你。而别的国家打仗民不聊生，他国的百姓见梁国民众生活条件这么好，自然也会来归附你啊。久而久之，其他六国打着打着人都没了，那这土地和人不都归你了吗？这样一来，梁国不就称雄称霸了。”

这么一听，逻辑上好像也没问题吧，但理智却告诉梁惠王：现实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邻国大军压境，难道我还能用仁义道德将他们劝退？即便仁义道德劝退了他们，让他们当真放下武器搞建设，难道我还能搞得过地广民众的大国？搞不过，我还不是一样会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很显然理想主义的教育家和现实主义的君王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不过作为稷下学宫的王牌学者，梁王还是要好好供着的以标榜自己的求贤爱才之心。

直到梁惠王过世后，其子粱襄王继位，便又请来孟子问道：“敢问老夫子，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呢？”孟子说：“天下一统，就能安定。”粱襄王继续问道：“那么夫子您看，如今七国争雄，谁又能力实现统一呢？”孟子答道：“不喜好杀人者，才有资格统一天下！”

小君就问，若你是粱襄王，你信孟子所说么？历史的事实也证实了，最终统一天下的还是最不讲仁义，杀人最多的秦国。当在生死存亡之际，有多少人能做到仁义道德，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在战国末年，急于争霸，困于生存的各国，又有谁能有心思来听孔子、孟子的那一套仁义王道、让利于民，对于君王来说，帝国虎视眈眈之际，这无异于是无视现实的亡国之道。

何谓理想主义者，就如孔子、孟子一般，对世界总能怀抱一种莫名其妙的积极乐观，向着心中的星辰大海坚定前行，即便失败多少次也能保持着前进的勇气。这不正是孔子所说的：“君⼦之仕也，⾏其义也。道之不⾏，已知之矣。”

毕竟这世界并不能只有纯粹的现实主，人生还需要希望和理想。因此，虽说儒家的这一套礼义王道思想在乱世总不太灵光，但毕竟历史中并不只有乱世。因此，在春秋战国中屡屡碰壁的孔孟之道终究还能后世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主之光。

只不过，大争之世，还需要有人为理想主义的孔孟之道，完善现实主义的一环，以确保其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