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其中神话、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一部。其实，元代的杨景贤便创作过杂剧版《西游记》，但如今人们所说的《西游记》主要还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金陵世德堂书坊刊印的百回小说版本。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的《西游记》并没有写明作者，而是只写着由“华阳洞天主人”校订。

《西游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想要将其完成无疑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文学功底，然而，这样一部巨著却并没有标注作者，实在令人感到费解。清代学者吴玉搢首先提出了《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说法，随后胡适、鲁迅等大人物也纷纷表示了赞同，于是人们便普遍认为《西游记》是吴承恩所作。不过，这种说法被认为漏洞百出，因此屡遭质疑，那么，为何说吴承恩并非《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呢？

其实，在吴玉搢提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之前，民间的主流说法都表示其真正作者乃是著名全真教领袖丘处机。甚至，明清时期还有许多学者认为丘处机在《西游记》当中偷偷记载了内丹的修炼方法，于是咬文嚼字地进行了大量分析。不过，考虑到丘处机身处金末元初，而《西游记》中存在着大量诸如“锦衣卫”、“司礼监”、“夜不收”等明朝才出现的词汇，可见此种说法并不真实。

到了清朝中叶，反对《西游记》乃是丘处机所著这一说法的吴玉搢在《山阳志遗》当中记载吴承恩道：“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出身于江苏山阳县的他在阅览记录本地历史的《淮安府志》时发现其中明文表示明朝时同为山阳县人，且同样姓吴的文人吴承恩曾创作《射阳集》、《春秋列传序》和《西游记》等作品。

当时，《西游记》已然是一部受到社会大众欢迎的经典作品，而吴玉搢以比较权威的府志作为依据提出《西游记》乃是吴承恩所著的说法，不论如何显然比丘处机著《西游记》一说更加合理。到了近代，鲁迅、胡适等文坛领袖也对《西游记》进行过考证，并都赞同了吴玉搢的说法。有这些大人物的支持，吴承恩创作《西游记》逐渐成为了定论。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仍然存在大量有待质疑的地方。首先，《淮安府志》尽管确实权威，但其中只记录吴承恩创作过一部名叫《西游记》的书，并没有说这部书讲述了什么，属于何种类别。实际上，明清时期许多人之所以认为丘处机才是《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将其与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曾经写过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混淆在了一起。

丘处机的弟子可以写一部名字包含“西游记”三个字的游记，那么吴承恩当然也可能写一部名为《西游记》的书了。当然，这么说无凭无据，我们不妨看看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搜罗大量明朝书籍后完成的《千顷堂书目》。在这部目录当中，同样记录有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但归类却属于“舆地类”，也就是地理相关的书籍。由此看来，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很可能根本不是小说，而是一部单纯的地理著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便是“避讳”。中国古代素来有避讳的规矩，也就是说话、写字时为了表示对帝王和尊亲的尊重而故意不直接说出或写出。举例来说，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便用“姓曹，讳操，字孟德”、“姓刘，讳备，字玄德”等语句来记载这些大人物的姓名。

同样的道理，如果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那么他在创作时就应该主动避免写到自己父亲的名字和号。上世纪七十年代，吴承恩为父亲所写的墓志铭出土，其中记载了其父名叫吴锐，字廷器、号菊翁。然而，在《西游记》中这些字都多次出现，甚至就连“承恩”一词都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如果吴承恩真是《西游记》的作者，那么他对父亲的名、字、号毫不避讳，甚至还将自己名字三次加入小说里的行为实在是非常不妥。

吴玉搢以《淮安府志》为证据，但结合《千顷堂书目》来看，府志的记载反而证明了吴承恩的作品只是地理类书籍并非神怪小说。胡适、鲁迅支持吴承恩著《西游记》的说法，其实目的也主要是用来驳斥那些认为《西游记》暗藏秘密因此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者。综上所述，不管《西游记》到底是谁的作品，至少吴承恩恐怕并非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