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9日，在苍茫的天空中，一架飞机呼啸着向延安飞来，机舱靠窗坐着一位年轻人，他便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

王明

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专门叮嘱他说：“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王明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来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见到王明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毛泽东在讲话时还多次将帽子抛向空中，显得非常兴奋。如此高规格的接待，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也充分表明毛泽东是希望和王明搞好关系、一起合作共事的。

毛泽东（后排右一）和王明（前排中）

王明到延安后，却处处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他的架子之大，就连张国焘也看不顺眼，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这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筹备委员会书记。由此可见，尽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毛泽东仍不计前嫌，给他在党内安排了很高的职务。

但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却和毛泽东唱了反调，他在会上主张：“不应提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不应空喊领导权。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毛泽东（右三）和王明（右四）

参加会议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彭德怀的话，充分反映出毛泽东与王明在许多原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12月8日，王明从延安前往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时的他早已把季米特洛夫对他的告诫抛在了脑后，决定从毛泽东手里夺得党的最高领袖的地位。王明在武汉时，多次以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谈话，有时甚至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

1938年2月，根据王明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抗战形势、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王明在会上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他说：

我们要在军事上完全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对王明的错误观点予以抵制，但他感到要说服所有人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他最后只好选择保留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

会后，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担心党再次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1938年6月，毛泽东将自己写的《论持久战》文稿派人送往武汉，要求由《新华日报》发表。王明却扣下了这份文稿，并暗中写信向季米特洛夫打小报告，说《论持久战》中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此时延安的中央领导都意识到，王明的这些举措是要取中央而代之，大家都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面对大家的议论，毛泽东却大手一摆，他说：“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

毛泽东（前排左二）和王明（前排右一）

当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告状信后，对他的野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年7月6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临行前，季米特洛夫专门叮嘱他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正式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

这年9月29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他的讲话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彻底粉碎了王明的争权之举，这对于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王稼祥

从此以后，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王明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而在实际斗争中有丰富经验的毛泽东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