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是一代名将，对新中国的成立有着突出贡献，毛泽东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曾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率部在湘鄂赣转战数月，在三省边界建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后去了井冈山。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3军团屡建战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也是临危受命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解放了大西北。

建国后，他更是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出国征战。回国后，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可是，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一封信让他遭到错误批判，被免了职，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然而，进入特殊时期后，彭老总又被接回了北京开始被批斗，他也遭到严重迫害，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1967年，在北京卫戍区召开的会议上，彭老总又受到批判，而当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行为举止很是出格。

过分的是，李钟奇趁彭老总身边人不多时，冲到他身边，揪住他的衣领，嘴里出言不逊，甚至还公然打了他的耳光。

这一幕，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赶紧将他拉开。

李钟奇是开国少将，他和彭老总一样都是开国功勋。他是东北人，早年间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第11期骑兵科学习，并参加了东北反帝大同盟。此后，他在抗日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全面抗战前，投奔了红军，并入了党。

抗战期间，他在115师，也曾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率队向冀东挺进，以配合冀东大暴动。

解放战争期间，他做的主要是教育工作，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后任副教育长。

建国后，他担任训练总监部组织计划部副部长。到了1964年，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看似他与彭老总交集并不多，这也不奇怪，两人在革命年代几乎没有任何的交集，其实建国后交集也并不多，但有一件事让他们俩被一件事影响到了，这就是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双方的交流非常多，其中就包括军事，而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当中有不少苏联教官，至于苏联教材也少不了。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需要扫除苏联的影响。因此，军事学院就有了教条主义之嫌。其实严格说当初这都是由于两国关系的密切造成的结果，几乎各个方面都有苏联的影子，不能一味地针对军事，也并非哪个个人的问题。

而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军事学院被视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而训练总监部则被称为所谓的“司令部”。

彭老总更是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的人，在他的坚持下，的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刘伯承辞去了职务，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也被免去了职位。李钟奇当时也在训练总监部工作，他也因支持萧克，被调到外地降为军副参谋长使用，后升为军参谋长。

客观说，当时以彭老总的地位和身份来讲，压根也不一定知道李钟奇这个人，也并非针对他。

然而，李钟奇却因为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也导致他越想越生气，心中郁闷不已。

到了特殊时期，两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彭老总落难了，成为了被打压的对象，而李钟奇却担任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级别不一样了。

看到彭老总之后，他也想到了自己当初那几年，因此，做出了很多不理智的行为。

到1970年5月，吴忠接替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吴忠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一员猛将，抗战期间他又在115师，其实他与彭老总的交集也不多。只不过他参加过红军，对彭老总自然有一种特殊的尊重。

建国后，吴忠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彭老总是他的志愿军首长。

当然了，更加关键的是吴忠个性刚烈，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有始有终，对党和国家都忠心耿耿。不然，他也不会受到上级的重用，掌握北京卫戍区。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好几年了，吴忠刚刚上任就捡起了这件往事，让李钟奇写了一份长篇的检讨，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李钟奇在卫戍区党委会上公开检讨，还把李钟奇的“检讨书”张贴到了公示栏。

然而，这些事带来的影响却很长远，此后，吴忠调离，却遭到了李钟奇的举报，让吴忠长期遭到上级的审查，一直持续了好多年才证明了他没有做过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