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大秦皇朝建立。

无论六国的遗民如何的不舍，历史的大趋势不可阻挡，天下必须“定于一”（《孟子·梁惠文上》），以尽快结束百年战国的变乱纷仍，“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秦始皇东观石刻》），使社会重回有序。有序的回归必须在强势的领袖指引下进行。这个领袖可以是道德楷模，可以是与天地相参的圣人，甚至可以是专制的恶魔，只要他能够确保整合的完成就行。正如明代史家李贽所言：“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推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史评纲要》）

这，就是秦始皇嬴政与秦相李斯的历史使命，即便恶名满天下又如何？毕竟统治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是秦始皇渴望已久的星辰大海，是亘古未有的千秋伟业，没啥好犹豫的，摸着石头过河吧！

于是，嬴政发布“王朝一号文件”，细数各国之罪，表示秦并天下乃六国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如今大秦功业既成，超三皇越五帝，那么自己就委屈一点号曰“始皇帝”（注1），后世以数字计，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传至无穷。至于周朝定的那些谥法（注2），自此废除，不再使用。

好生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只可惜，后来中国改朝换代的频率，比过山车还要刺激。嬴政确是伟人，但伟过头了，就不免是妄人。

但又有什么关系，虽千万人吾往矣，于是嬴政与李斯趁势而起，发挥自己充沛的精力、长远之眼光与活泼的想象力，大刀阔斧，手腕精到，不折不挠，为创立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帝国，做千古未有之顶层设计与改革。其大体以下九点：

第一：彻底废除施行了上千年的分封制，改用郡县制。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言：“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万里之地，皇亲国戚竟无寸土寸权（即便功臣封侯也不过七人而已），始皇帝的气魄，可谓大矣。这究竟是欲擅天下之利的君主独裁专制，是历史的反动；还是轻弱骨肉举贤任能，是历史的进步；大家自己体会。

第二：统一度量衡、法律、文字，以及朝廷的服色。秦为水德（注3），所以在数字上崇尚代表水的“六”，另外，六还代表“天地四方”的六合，实乃圣数也，故统一规定马车车宽为六尺，六尺为一步（注4）。衣服、旌旌、节旗，则皆尚黑（注5），从皇帝至尊到朝中大佬，都是黑色袍子，黑色披风，当风而立，怎一个酷字了得。

统一“度量衡”就不用说了，这是中央集权帝国的基础，否则连统一征税都做不到。出土文物与文献也发现，秦朝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检查、校准他们的度量衡，甚至边远的东北地区都是如此（注6）。其实这项科技树是远超时代的，要知道，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把巴士底狱攻占了，也还保持着混乱的度量衡——因为他们的政府组织能力与政策执行力，直到19世纪，才能与我们的秦朝相比。

另外，“车同轨”对于车辆生产标准化与道路标准化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而“统一文字”这一项，则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最为深远，盖只有统一的文字，才能产生统一的文化认同，中国能成为世界唯一的两千年不绝之文明大国，“书同文字”居功至伟（注7）。这些方面就连儒家也不得不大大赞扬秦始皇的贡献，儒家经典《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乃得以实现之也。

所以说秦始皇即便万般错误，光这一点就已足够伟大。直到如今，印度仍有四种铁轨制式，17种文字，上千种语言。秦始皇两千年前干成的事儿，他们现在都没干成呢！所以印度从来没有统一的文化认同，这样的散装国家怎么可能强大。

第三：以强制手段将秦地风俗推行全国以“匡饬异俗”（见秦始皇东巡刻石与睡虎地秦简《语书》），这种严厉的文化控制虽有利于帝国的统治与民族的融合，但这一切都有违于思想活跃、文化自由的战国传统，则难免让六国民众难以忍受（注8），结果引发了激烈的反抗与更加激烈的镇压。比如，楚地少平原，多为割裂的山地丘陵，需要建设很多的小型水利设施，只有聚族而居搞集体灌溉才能吃饱饭（注9），同时利用长江贸易来搞搞工商业赚钱。但秦制追求的是一种小家庭的原子化的社会，因而要打破家族势力并管控工商，搞小农生产与官营经济。这在山险水恶的吴楚之地自然是很难推行的。在湖北睡虎地遗址里一位楚地秦吏的墓葬中，就发现一份文献上说：“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佚之民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这份文献叫做《语书》，是南郡守腾在秦始皇二十年对县、道官员发布的告示，此时南郡入秦已五十余年，仍然盛行楚俗，秦法不用，足见在楚地推行秦制之困难。另外在湖北荆门罗坡岗，更发现秦始皇三十年（此时秦帝国已建立近十年，南郡已入秦六十年）之楚人墓地，仍然凝聚为高度组织的家族墓地，分为九个家族墓区，男性墓都随葬武器（《华夏考古》2012年3期），并未被秦所同化瓦解为散沙。而秦末大乱，也是楚人最先发动的起义。

事实证明，秦帝国将整个社会打平，取消多元的做法是相当无脑的。违背自然人性，将一套固定的模式强加在天差地别的地域或人群上，必然引发各式各样的后遗症。而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高度军事化，又使秦帝国的行事暴烈激进，没有灵活转圜的空间，这最终导致它一跃冲天，然后摔落悬崖。

第四：改革冠服制度。据《后汉纪》记载，战国时，各国冠服不一，各有“靡丽之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赐百官”。比如獬豸冠，本是楚国王冠，秦始皇得之，却赐给御史戴；惠文冠本是胡服骑射后的赵国王冠，秦始皇却赐给侍中戴；高山冠本是齐国王冠，秦始皇却赐给谒者戴。中国人极重冠服，秦始皇纳六国冠服于一廷，正是要显示“六王毕，四海一”，中央集权的时代到来；而六国王冠戴在了皇帝近臣的头上，则表示贵族等级制度已成明日黄花。

第五：收天下之青铜兵器（注10），以聚咸阳，熔化之后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铜人形状的钟架（注11），各重三十吨，坐高八米，置于宫前广场上。这样的动作，比当年法国元老院就用1250门大炮战利品为拿破仑铸造凯旋柱还要声势浩大。当然，喜欢建造巨人像，这也是世界文明初期的普遍现象。心理学告诉我们，宏伟的环境，可以凭借自身的极端规模唤起人们深刻的敬畏和惊奇感；而人为建造的宏伟巨像，则既让人们感到谦卑，感到自己的渺小，还会增加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并唤起人们大范围合作的情绪，鼓舞人们共同实现超常壮举与宏伟事业。所以，当时秦帝国遍布宏伟巨像，包括装饰渭桥的力士孟贲巨型人像石刻，还有耸立在骊山秦陵上的一丈三尺高的巨型石兽，更有卧伏在神池水中的巨大的石鲸，美丽的织女和牵牛的石雕，以及李冰在蜀郡所刻用于镇压山川的石牛，这些巨大的形象之创造，都是秦代统一帝国的威严之象征（注12）。

传说，此十二铜人的原型乃是蒙恬部将狄人阮翁仲。蒙恬军灭齐之后，应该没有立刻回咸阳，而是驻守在帝国北疆，防备匈奴。在一次与匈奴的恶战中，阮翁仲奋勇杀敌，最后身陷重围，十分惨烈的战死疆场！

痛失好友，蒙恬悲不自胜，他亲自将阮翁仲的尸首运回咸阳，表其功于皇帝。为了纪念这第一个为帝国捐躯的高级将领，始皇帝下令为其举行国葬，并仿阮翁仲形貌，铸起这十二个铜人钟架，以承托象征和平与安定的乐钟（注13），并向天下人表明秦始皇偃武修文，维护统一的思想。廷尉李斯与大将军蒙恬还在铜人上亲题铭文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

据史书记载，此十二个铜人，直传至东汉之末，被董卓椎破十个，以铸小钱。尚余二个，晋末为苻坚所毁，这是后话。

第六：统一货币。

这一点在历史书上很少提及，但其实对中国历史相当重要。秦之亡，汉之兴，这是一个相当容易被人忽略的关键。

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各国的货币并不统一，特别是六国货币，不仅种类繁多、形态多样（注14），甚至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铸币权。故各国之间的货币兑换，主要以称重的方式进行，这给当时的商品流通造成极大的困难。而秦国自从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开始，便确立了王室专铸货币制度——但凡秦所统治之地，皆通用秦王所铸之半两钱。

秦这种高度统一的货币模式，自然是更加优越的，这不仅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而且大大便利了商品的流通。所以秦始皇统一之后，便废除了六国货币，而将半两钱通行到天下。从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了中国古代货币的基本形制，并延续使用了两千多年，甚至东亚、东南亚、中亚很多国家也铸造使用圆形方孔钱，并因此形成了以“圆形方孔”为特征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

但问题是，秦始皇热衷宏伟事物的奇特嗜好让他将天下大部分铜都铸成了铜人，而且当时天下大部分铜矿都在吴楚之地，与长安距离遥远，这就导致秦帝国投放于全国市场的货币量严重不足，体现在考古上，秦统一货币所用之“权钱”存世数量极少（注15），这表明秦半两的发行规模并不大。

如此一来，便导致秦半两的购买力相当惊人。举个例子，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在泗水亭长任上的刘邦要去咸阳服徭役一年。与刘邦有往来的沛县属吏纷纷前来送行，由于秦朝的徭役是要吏民自己负担路费的，所以大家都要随份子，每人的红包都是三钱，唯独萧何大方，竟给了五钱。后来刘邦打下天下，大封功臣，萧何本被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但刘邦考虑当年在自己困难时人家多给了两钱红包，有雪中送炭之功，所以再加封两千户，达到万户侯。

两个钱换两千户，这可真是古今中外最成功的一笔长线投资了。那么当时这两个钱到底能买些什么呢？

秦始皇三十五年时沛县的物价到底如何已不可考证，但依照常理，这两钱至少要比我们现在两百块要多很多，否则不会让刘邦如此感激。毕竟这可是秦朝一群“科局级”干部之间的人情往来。

由此可见，秦朝统一货币后，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通货紧缩。朱嘉明教授亦指出：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帝国所推行的秦半两，货币面值过大，使得小额交易只能以物易物，严重阻碍了商业流通；再加上货币量严重不足，钱越来越值钱，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这最终便导致商人丧失投资热情，百姓丧失消费热情，农民与手工业者受到伤害，天下经济大萧条（注16）。如此，国家要聚敛资源，就只能通过劳役与刑徒的方式（注17），而这也是原本商业发达、热爱自由的六国人民绝对无法忍受的。

另外，秦始皇强行推行货币统一，强制六国人民用大量轻薄的六国旧币兑换极少的厚重秦半两，必然导致对民间财富的巨大掠夺。我们知道，就算是在当今时代如此发达的金融体系下，统一欧元都导致了欧债危机的出现。那么以两千年前的交通、经济与行政手段，秦始皇又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统一货币，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危机与多少富庶家庭的破产。

现在我们知道，随着秦帝国的崩溃与秦末楚汉的战争，天下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了，据《史记·平准书》：“（汉兴）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意思说秦钱重而少（秦半两重达12铢，是汉五铢的两倍多，达到7.8克），通货紧缩的厉害，根本没办法用，而楚汉相争，天下大乱，汉政府也无力发行足够的秦钱，只能开放民间私铸，但民商良莠不齐，常有“不轨逐利之民”在私铸半两钱时大量减重，结果又导致其购买力暴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直到楚汉战争结束后，财政危机有所缓解，刘邦这才颁布《盗铸令》，收回了部分货币铸造权，并历经97年的货币改革尝试，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最终确定了“五铢钱”这种最适应中国古代商品流通的发展水平的铜币，从而成功垄断了货币铸造权。至此，汉朝的金融体系才彻底恢复正常。

第七：帝国交通网建设。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始皇帝派官吏前往各处，将从前六国互相防备的城墙关隘，如赵南长城，魏西河长城，楚国方城，齐长城等尽数毁去；并分头治“驰道”于天下。自咸阳起，东至齐鲁，北达燕山，南通吴楚，作辐射形状，直达各郡，其道广五十步（合今约70米，可并行12—15辆汽车，甚至可作中型飞机的跑道），三丈而树，厚筑其外（路基高出两侧地面，呈龟背形，形成一个缓坡，以利排水），隐以金椎（用铜锤把路面夯实），树以青松，除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两边还开辟了人行旁道；每隔10里建一亭，以为驿站。据剑桥大学统计，这些驰道的总长度达到6800公里，远超同时期的另一个交通强国罗马。

只可惜，在后来的秦末楚汉战争中，这些“高速公路”大多毁于战火。老祖宗的这些超越时代的伟大成就，终究没能留下来让我们看到。

不过就在前几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山区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路网系统，经过C14的鉴定，这个路网系统大概修建于2200年前，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个时间段。经过大规模的发掘以及深入的研究，专家们认为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条“铁路网”！

显然，这条铁路网并不是由金属铸造，其建筑材料是木材。但是它不仅有路基，还有枕木，还有轨道！经过专家们实验，枕木间的距离正好适合马的步子！也就是说，这条轨道的修建，是为了让马车更好地通行。

怪不得王翦灭楚之战时能举六十万大军与项燕相持一年，原来帝国的补给运输能力已达如此先进之地步。

高速公路、铁路，两千年前的秦人，你们究竟想要给我们多少震撼才肯罢休。

然而，秦始皇修建的这个庞大而先进无比的交通网，同样是把双刃剑。

首先，好处多多。

第一：帝国不必各处驻兵，而可放心将军队主力设置在咸阳中央与遥远的南方北方。

第二：帝国道路网四通八达，带动商业旅游业蓬勃发展，想要富，先修路嘛！

第三：古代农业生产落后，区域性的天灾时有发生，战国时各国连年攻杀，很难互相救济，最后苦的还是百姓，既然现在有了大一统的条件，秦始皇当然要贯通天下，使食粮流转自如，此举实大有益于苍生也。

第四：便于始皇帝巡游各地，一览帝国山川名胜。秦始皇一生都很爱旅游，他东登泰山封禅，南至会稽观海，西往临洮纵马，北临碣石刻碑，帝国的山山水水，莫不留下他乐此不疲的匆匆足迹，天下的各路神仙，秦始皇也都一一祭祀，以表帝国之包容万象、海纳百川。春秋末年时楚昭王曾经说过：“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左传·哀公六年》），非我族群的神本来是不需要祭祀的，但秦如今已是统一帝国，那么宗教自然也要有统一帝国的气象（注18）。

据统计，秦始皇一生六次出巡，踏遍帝国46郡中的36个，占比高达83%，行程合计三万多公里，几乎可以绕地球一圈。

当然，秦始皇不辞辛劳多次巡游天下也是有着很大政治、宗教、军事、 经济目的的。这时，齐、燕、越等沿海之地新并不久，六国遗民对秦充满仇视心理（注19），对秦法规则也难以认同，所以秦始皇不得不到各地镇抚巡查，祭祀山川，以宣扬威德，安顿天下。比如他在泰山刻碑上就说自己“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还“优恤黔首，朝夕不懈”，自己真可谓“功盖五帝，泽及牛马”，你们这些小人物何德何能，还敢挑战反对朕？

当然，修这么多驰道，坏处也大大。秦始皇的问题在于操之过急，不肯将包袱留给子孙，非要在自己任内搞定一切，结果导致，第一：劳民伤财，激化矛盾，使本来就不稳固的秦国江山危机四伏。第二：天下险要变通途，全国对内不设防，百姓造反也容易了，造反军的机动速度更是大大加快。第三，秦帝国对各地百姓全方位无死角的征役，也让日后的造反者能够更轻松的动员与组织动辄数十万的大军。可以说，秦帝国的掘墓人，都是秦始皇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当然，历史上很多造反部队的核心都是旧帝国培养的组织力量，比如秦末的戍卒与刑徒，西汉末年的铁官徒起义，元末的河工起义，明末的李自成也是由一帮失业驿卒开始造反的。

总之，秦始皇的一切措施，就是要消除天下一切造成隔绝的人为的或自然的障碍、界限，最终实现大一统，但他没想到，“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但统死又生气全无。这统字是门大学问，有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有中央与地方之争，有关东与关西之争，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两千年来的中国，分分合合，收收放放，修修补补，试尽了多少法子，消磨了多少豪杰，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可以想象两千年前的秦始皇有多难，太难了！

第八：人口普查与土地登记。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始皇帝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并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就是让“黔首”（指没资格戴帽子而露出黑头发的人，即普通百姓）自报土地面积而按此“授田”（注20），以开展人口普查与土地登记运动，并赐给每一里（一般百户）百姓六石米、二只羊，以安土乐民。

不过始皇帝的好意老百姓似乎并不怎么心领，史书记载，这一年始皇方推恩，出行时就遭盗匪袭击，还差点丧命。

但不管怎么说，秦帝国在两千年前就实现了“不动产登记实名制”，这才能让秦始皇的各项伟大工程得以调动全国资源予以实现，其意义不言而喻。

第九：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到咸阳，置于朝廷的监控之下（注21）。

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这里面应该包括不少六国宗室，可怜这些从前养尊处优的“皇亲国戚”，一下就沦为了地位低下的“迁虏”，其所有本地业产，肯定是带不走的，只好贬价出卖，已大受损失，又被官吏驱迫上路，一路哭着被押送到了咸阳，无异递解人犯。到了咸阳，恐怕也没啥好日子，可能还要继续推着小车向巴蜀迁徙，一路被官吏敲诈（注22），等到地方了还能剩多少财产，可想而知。

秦始皇这种迁豪政策是把双刃剑，好处是利于“强干弱枝”，不仅抑制了土地兼并，中央的控制力也大大加强了。坏处是搞得迁徙富豪怨气冲天，且咸阳人口暴增，造成粮食运输大成问题。毕竟一口气就迁徙来了六十万（每户算五人）关东富豪，就算部分还被迁徙到了巴蜀，留在咸阳一带的人口估计也接近百万。而要知道，直到清末，北京内外城的人口总数也不过78.5万人（注23）。咸阳城可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了。如此大的人口压力，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粮价暴涨，比如秦始皇三十一年嬴政因遭遇刺客而在关中进行了一次历时二十天的搜捕，结果竟导致关中米价暴涨了五十倍，达到每石一千六百钱。

另外，六国豪富大量被迁到关中，这固然有利于帝国的统治，但一旦发生动乱，关东那些毫无自组织能力的民众就会成为一盘散沙，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以至大量人口自毁于这黑暗丛林之中。而两汉末年固然也天下大乱，但灾难降临的时候，很多民众都托庇于豪强羽翼之下，损失人口反而不如秦末多。

更糟糕的是，此次大迁徙后，秦始皇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变本加厉，频繁搞事，才两年后（前219年），又“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再五年（前214年），又“谪迁民五十万人戍五岭”，再两年（前212年），又“迁徙三万家丽邑（今陕西临潼），五万家云阳（今陕西淳化）”，再一年（前211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也就是说，秦始皇在短短十年内，总共迁徙了26万户民众与50万谪民，再加上这些迁徙豪强的依附民，其迁民总数至少超过两百万（这还没算打匈奴、建长城、修秦陵、造阿房所征发的徭役和刑徒），占秦帝国总人口的9%以上。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迁徙，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破坏性的。

综上所述，秦始皇这九点伟大举措奠定了中华帝国的根骨，对后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五千年了，地球上的文明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中华文明却始终占着牌桌上的一边，为什么？靠得就是秦皇汉武为我们奠定的统一观念，只要有这个，我们就能继续待牌桌上，无论输输赢赢，我们都永远有翻本的机会（而与秦同时期的亚历山大帝国，虽当时无比灿烂，却只留下遗迹供考古家去研究了）。

然而，秦始皇的这些举措也大多数是“功在千秋，祸在当代”，它让当时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注24）。而秦朝最终也没有享受到自己推行改革的好处，反而让六国之民怨声载道，他们只待一个机会，便会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将始皇帝的一切梦想与丰功伟业摧毁殆尽——虽然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在很多年后享受到当年秦始皇改革的巨大红利。

没办法，中国就是这样，向来拥有巨大的传统惯性，在其历史上只有四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周公为之，因当时天下人口基数少，所以成功了，但代价是若干年后诸侯各国间的杀伐混战；第二次秦始皇为之，因武力强大，也成功了，但代价是秦帝国的暴亡；第三次王莽为之，因迂阔不切实际，所以迅速失败，一世而亡；第四次就是近现代的脱胎换骨，但这是巨大的外因促成，且仍保留了不少“中国特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古代的历史，实际就是周公与秦始皇的历史，秦始皇奠定了帝国体制的基石，周公与孔夫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但可惜的是，秦始皇很快就要与周孔的门徒们展开一场世纪大对决了，这场对决将让他们两败俱伤，周秦俱毁，然而中国历史的巨大惯性，终会让它们在废墟中死灰复燃，愈演愈烈。

注1：据学者考证，“皇”最早有“火焰升腾”的意思，引申为“闪耀”或者“神奇”、“辉煌”，故常用以代指最高的天神；另外“皇”有羽冠之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其神人的“羽冠”样式象征着太阳的光芒，且与甲骨文‘皇’字上半部相像，说明“皇”最早可能是人格化的太阳神的象征（参见卜正民、杜金鹏、牟永抗等人论著）。而“帝”的甲骨文则是类似花蒂的样子，引申为“缔造者”之意，代表了超越凡人的创造性神力；而秦宗教中祭祀的四位上帝（赤帝、白帝、黄帝、青帝）还与四个方位相应，由此它也象征着宇宙；远古统治者乃常常自称为帝，以示其出身神裔。后来周人称王而弃帝号，乃在天赋王权的基础上重视人本主义。但如今嬴政竟自称“皇帝”，可见他已经不拿自己当人，甚至不是天子（事实他也从不接受周朝“天命观”那一套），几乎就是神本身了。

注2：所谓“谥号”，亦周人发明，其主要的含义，乃在统治者死后，后人对其治世功过的评价，也是一种强烈的现世人本主义表现。但嬴政认为，他就是真理，就是巅峰，就是伟大中的最伟大，怎么能够任由别人评判呢？另外他也需要用这种方式，推翻过去的历史权威，建立自我至高评价，以推行其翻天覆地之改革。

注3：秦始皇以周代火德，而秦灭周，水克火，故为水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

注4：见《易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所以此外，秦朝还“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郡亦设三十六，文章篇数也要凑个六（如《吕氏春秋》有六论十二纪），一般食品及用具也以六种或六样为主，就连秦始皇刻石上的文字字数都是六的倍数，这就是俗话说的“六六顺”吧。

注5：水德尚黑，见《史记·封禅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当然，在秦朝秦始皇之前，秦国认为自己是金德尚白，仍见《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即五帝中的白帝少昊），作西畤，祠白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而后来汉高祖斩白蛇乃“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说法，估计就是起义时刘邦与吕雉编造的政治宣传，他们显然否定了秦始皇的秦朝法统（秦朝水德黑龙），而只将其视为周天子策命西陲的一介诸侯国（秦国金德白蛇）。

注6：近几十年来考古人员在很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诏书的计量器具，甚至在内蒙古奈曼旗善也发现了一个这样的陶量。

注7：但文字变革也有一个弊病，就是对于传承文化造成一定的阻碍。特别是秦始皇焚书与项羽焚咸阳，毁灭了大量典籍。等到汉初天下太平后，人们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些幸存的古籍，但几乎已无人能认识这些秦朝以前的古文字了。好在战国末年有一些长寿老学者活了下来，他们通谙古今文字，对文化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活了104岁的汉初丞相张苍与活了100岁的秦朝博士伏生。

注8：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发掘的秦始皇陵劳役人员墓地，发现死者的葬式大多数与秦人墓葬头向西、屈肢葬的传统相一致。看来，这些出身关东地区的劳役人员在专制制度下生前备极劳苦，死后仍被迫以秦人风俗就葬。参阅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注9：考古发现，包山楚简中，楚人身份由“居处”“名族”两部分组成，足见楚人之重视家族。包山楚简出土法律文书《集箸言》简138还记载：“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相比秦人逼迫百姓互相告发亲朋好友的法律，楚国法律完全不支持亲人、宗族乃至同乡、同事之间互相告发，可见其血缘、地缘共同体之强大，与秦国完全不同。

注10：时值秦代军事变革，秦始皇也是借此机会收缴落后的青铜兵器，全军改用铁制兵器。而从岳麓秦简（年代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之后）的“新黔首挟兵令”与“私挟县官兵令”来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并没有禁止民众持有兵器，甚至也允许民众进行军火交易，“受买者亦得私挟之”。比如韩信刘邦在起义之前都曾持剑。

注11：史书称其为“钟鐻金人”。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钟鐻，也都塑成了青铜武士双手上举托起钟架的形象，颇有大力士之风，应是秦始皇金人的祖型。

注12：翦伯赞：《秦汉史》，应急管理出版社，2021年，第95页。

注13：甲骨文、金文中的“和”字，是以一管乐器“龠”为意符，以及一个“禾”为声符组成。本意就是调和众声之意。故《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荀子·乐论》则曰：“乐在宗庙之中，群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总之，古人认为，乐钟可以和邦国，谐万民，化异同，乃至沟通天地神人、调节宇宙与社会的秩序，摆在国家宫殿门口，正是天下和谐与统一的象征。可以想象，当巨大的巨钟声在咸阳城上空响起，沉远悠长，雄浑严正，如同天诏，岂不令人心生崇敬，俯首帖耳？

注14：齐国一般用大刀币，有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六字刀几种；楚国则一般用蚁鼻钱、鬼脸钱、蚆壳、骷髅牌、瓜子金、拉拉子等小铜贝，以及楚布币、铜钱牌、金板郢爰（金币）等；燕国货币主要以明刀币、尖首刀币、襄平方足布为主；韩国主要用齐化刀与方足布；而赵国用尖足布，魏国则主要用桥足布与环钱。

注15：所谓“权钱”，即中央铸造的一些标准钱，作为地方郡县铸钱的样板与标准砝码，钱铸完后必须放在天平上与“权钱”进行衡量，不符合标准均不能参与流通。

注16：参阅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42页。其实，秦帝国的这种状况，虽然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无法类比，但其基本的金融逻辑是一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错误的金融政策，日元迅速升值，结果导致其九十年代陷入流动性陷阱与经济大萧条，三十多年都没缓过劲来。

注17：秦简发现，秦代官府对小徒隶的役使都非常普遍——秦人一般17岁傅籍，所谓小徒隶，就是指十五岁以上的未傅籍群体。事实上，直到汉武帝实现国家垄断五铢钱与盐铁专营制度，中国才真正出现了成熟而活跃的货币经济与国家经营体系。

注18：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便“命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又“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罗丰认为，秦始皇巡视全国，出巡西北可以理解为向秦国旧地民众庆贺，特别是宇宙神灵宣告统一，相反东方巡守完全带有威慑性，即向被征服地区民众、神灵宣示征服。参阅罗丰：《秦皇汉武的“八主”祭祀》，《文汇学人》2020年12月4日5-6版。

注19：秦始皇一生四次遇刺，他深知关东六国遗民对秦的仇视。表现在陵墓上，其他帝王陵都是坐北朝南，秦始皇陵（包括秦陵兵马俑的兵阵）却是坐西朝东。其他历代帝王陵坐北朝南，乃示生前南面为王，死后也要于普天之下，昭昭在人耳目；秦始皇陵坐西朝东，却是为了显示他雄踞西方，镇压东方六国。参阅黄金贵主编，张广飞等著：《中国古代文化会要·建筑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601-602页。

注20：需要指出的是，秦汉乃国家授田制而非土地私有制，这些土地国家可以随时制定律法收走。另外，秦此次授田，并不包括“假门逆旅”（商人）和“赘婿后父”等贱民，这些人后来都被秦始皇派去建长城、征岭南了。

注21：这其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早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成功之后，周人就曾陆续将一些殷商遗民与东方氏族迁徙到周王畿所在的洛阳周边及关中地区，以便监视控制。陕西曾出土大批窖藏铜器，铜器上的铭文说明主人多是殷商旧族。后来西汉时期，汉朝也多次大量迁徙关东豪强至关中陵邑，以便就近控制。但秦朝的迁徙规模最大也最频繁，对社会的破坏也最严重。汉朝次之，周人则最为怀柔，甚至愿意因袭“夏政”“商政”以治其民。

注22：《史记·货殖列传》：“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小车）,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今四川广元）。”

注23：此乃宣统二年户口统计数据。参阅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注24：据汉武帝时名臣严安所言，当秦始皇晚期，是“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说大批不堪徭役的老百姓在路边树上上吊是有点夸张了，但当时民众的情况确实很惨。据里耶秦简统计，光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这一年，迁陵县当地徒隶和居赀赎债者中每六人便有一个死亡，其中一简记载女奴婢“红”自杀后，她仅有的两件衣服都被少内官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