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作出了她人生中的重大抉择,她选择了孙中山,选择了为拯救中国而战的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
宋庆龄在离开上海去东京时留了一封信。信中她告诉父母:对自己的不孝表达了歉意,并表示自己决心已下,不会后悔,要帮助孙中山并同他结婚,这是自己做出的正确决定。
如她后来所回忆:起先我“不知道他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并且想同我结婚。他解释他担心不这么做,我就被称作妾,这个丑闻就会损害革命,我同意了。我从未反悔。”
就这样,宋庆龄不顾家庭的反对和朋友们的劝阻,也毫不考虑与家庭决裂的后果,欣然接受孙中山的函邀,毅然离家出走,偕朱卓文父女一同潜赴日本,孙中山亲自到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
宋耀如夫妇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宋庆龄的出走,得知这一消息的传教士强烈反对宋庆龄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劝说宋耀如把女儿从日本追回来。
由于无法抵抗来自家庭及教会会等方面的压力,宋耀如随后搭上下一班航轮赶去日本,试图劝说女儿。
10月25日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来到牛込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家中准备办理结婚手续。
在挚友廖仲恺和山田纯三郎等数人见证下举行结婚仪式。他们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同时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在廖仲恺、山田纯三郎等朋友的见证下,孙中山、宋庆龄与和田瑞在结婚誓约书上签字,举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结婚仪式。
解放后,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的原件,请宋庆龄亲自鉴定。她当时通过秘书作了口头答复,加以肯定。并做了几点说明:
第一,誓约书上日期为10月26日,是按照日本当时风俗以双日吉利而写的,结婚日期实为10月25日。
第二,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
第三,在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较“龄”字书写容易。
第四,当时宋庆龄没有刻图章,所以誓约书上未盖章。
第五,抗日战争时,存在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誓约书两份,已为日军掠去,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
10月27日下午,他们在梅屋庄吉家二楼的大客厅里举行了简单的茶会。
据千势子回忆,大约有五六十人出席了茶会。其中大多数是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以及革命志士,包括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
中国人中,引人注目的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此外,仅有陈其美在场(有的记载中还有戴季陶出席)。中国的革命党人以拒绝出席表达他们对孙宋婚姻的反对。
宋庆龄说:“我的丈夫就是在这个茶会上宣布我们结婚的。”
“由于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的结合的确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举行结婚茶会的当天,宋耀如夫妇赶到东京,找到了孙中山的住所。
解放后,宋庆龄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曾致信爱泼斯坦,回忆起这件事: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是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宋耀如夫妇同新婚中的孙中山和女儿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
隔了一天,宋耀如又单独找两人,继续他艰难的“劝说”。
斯诺曾记述宋庆龄的回忆:“我父亲到了日本,狠狠地说了他(孙中山),企图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
他失败了,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这个记述是不是确实,我们无法判断。
孙中山在东京住所的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势子回忆当天的情景:宋耀如站在大门口叫喊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
梅屋庄吉夫妇很担心,他们刚要走出去劝解宋耀如,孙中山挡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说着走向门口。
梅屋庄吉还是不放心,就跟在孙中山的后面。孙中山慢慢地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站着,稳稳地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暴怒中的宋耀如忽然跪在地上说:“我那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他的头都快蹭到地上了,就这样,他回去了。
几个月后,宋耀如同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到这件事时,用一句话道出了他内心的极度痛苦:“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
当然,宋庆龄终究是宋耀如夫妇俩最钟爱的女儿,孙中山也终究是有着革命理想的领袖。
尘埃落定,宋宋耀如夫妇也从暴怒中渐渐平静下来,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们还是为女儿补送了一份嫁妆,一套欧式藤木家具、一条百子图缎秀被面和一件宋庆龄母亲结婚时穿的锦缎袍裙。
其中最珍贵、最具深意的,是母亲倪珪珍结婚时穿在身上的绣服。宋庆龄在收到这份“和解”礼物时,心情可想而知,她将其视若珍宝。
母亲为她置办嫁妆,特别是按照他们家族的习惯,请绣工绣制一批绣片,裁开后作为衣襟、领口、袖口等处的装饰。
但是宋庆龄的出走打乱了母亲的安排,以致其中的一个绣片还没来得及绣完。
母亲把这件绣片也交给了庆龄,带着疼爱与抱怨的口气说:“你自己找能人绣完它吧!”
新婚的宋庆龄写信给她的美国同学:“我是幸福的。……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而孙中山即使是在结婚三年后,仍在致康德黎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我们真的很少听到人们公开使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婚姻,而孙中山和宋庆龄做到了。与孙中山的结合,使她深感幸福。
他们婚姻的美满,是对他们异乎常人的漫长而艰难的革命生涯的最好补偿。
孙中山逝世数年后,斯诺曾问宋庆龄,她最珍视的成就是什么?宋庆龄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我对孙博士的忠诚,自从与他相遇之日起直到他逝世,至今我仍然忠贞不渝。”
斯诺问:“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宋庆龄说:“起初,我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解放后,宋庆龄在北京住宅接见话剧《大江东去》剧组。谈话间,她突然提到:“我是十月二十五号结婚的,我总记得这一天。”
第一位在舞台上扮演宋庆龄的演员萧慧芳被深深地震撼。
老人几次说到这个场景:“当时,她已经85岁高龄了。谈起结婚那天,她是那样幸福,那样满足,脸上仍有一种少女的羞涩。真让人难以置信!”
宋庆龄在北京接见《宋庆龄选集》日文版译者仁木富美子女士,又一次回忆起六十四年前结婚的日子。她深情地说:“十月二十五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回首近百年的历史,我们赫然发现,正是这桩不被看好的姻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