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到东北战场
1945年10月，我们路经热河省会承德市，我们区队奉命留在热河军区分配了工作。这是抗大同学到东北途中第一批留下分配工作的。热河军区政治部主任谢明同志接见了我们，问了我们有关情况，我们向他作了汇报。几天时间，学员们全部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平泉县支队当副政委。在谈分配工作时，我提出改名的要求，谢主任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即给热中军分区政委写信同意我改现名。
在平泉县支队
平泉县在承德至锦州的铁路线上，是个大县，归热中军分区管辖。我是顺便乘热东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回分区坐的一辆日式卡车（烧木炭）到平泉县支队上任的。
我到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环境变了，驻在城市人们都有点 “洋” 了。我到了支队部，把背包往屋子里一放，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说：胜利了还要这个干什么，给我丢到一边去了。我说这个不能丢，还有用。心想：环境虽然变了，可是还要保持艰苦朴素的老传统。
当时平泉县支队的情况是，架子已经基本上搭起来了。有六个连队，近千人，但机关不健全，干部缺额大。支队长张甲申、县委书记兼政委夏洪霖、副支队长蔡树芳（伪满留用人员）、总支书记孙占德。
我到职后我们共同研究，当时抓的主要工作是三项：一是组建部队；二是剿匪；三是巩固部队。
一、组建部队
部队新建，有个发展和建设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以老八路为榜样，把部队建设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首先遇到的是干部问题。机关不健全，干部缺额大，部队成分复杂，亟需加强领导。加强干部队伍是发展和建设部队的关键。怎么办？一是向上级要；二是自己向到东北过路的部队要。平泉是我军到东北的必经路线之一，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由我亲自出马，向路过平泉部队的主要负责首长要干部（我军过去有这个先例和习惯），计有：向延安来的警备一旅文年生旅长要了十六个干部，包括一个副支队长王彩辉、一大队的大队长肖锐、教导员程衣贵等；向延安来的教二旅黄永胜旅长要了十多个干部，为了安全，还提出要了个老兵给我当警卫员；向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要了十多个干部，包括一个支队参谋长（名字记不清了）。向三个单位要了四、五十个干部，加上原来从冀东过来的干部和热河军区派来的少数干部，干部队伍就有了一、二百人。从而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发展，后来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都没有发生过投敌、叛变和大批逃亡现象。
解决了干部问题，部队的发展建设就有了领导骨干。我们把六个连队扩编为三个大队（营），每大队暂编二个连，各大队再组建一个连，形成了一个三三制编制的县支队。但由于1946年春，内战局部爆发，1月14日平泉失守，支队部移到宁城，计划未能全部落实，五、六月份又撤销了大队一级组织。
当时部队装备和供给问题的解决办法：武器装备主要靠自己就地收集伪满时期散失的武器装备。被服和经费除上级发一部分外，主要靠就地向富户摊派筹集。粮食主要靠地方政府统筹，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时，住在哪家吃哪家。通过这些办法，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供给。
二、剿匪
“八·一五”日寇投降后，原伪满地区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人民不得安宁。我到平泉工作后，虽已过了二、三个月，各级政权机关已初步建立，但社会秩序仍不安定，有些地区土匪活动猖狂。不消灭匪患，政权无法巩固，社会不得安宁。因此，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边组建部队边剿匪，发动群众配合地方建立和巩固政权。
当时经常在平泉（包括八里罕、宁城地区均属平泉县）活动的惯匪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大名字”（王近喜），都是骑兵，大约有一、二百人；另一股是 “野狼”（杜耀亭）。“大名字” 匪部与我平泉支队副支队长蔡树芳（伪满留用人员）有联系，并商定收编为平泉支队骑兵大队。
1945年11月，我到职不久即带一大队到八里罕地区担负剿匪和发动群众的任务。
十二月间，有一天下午 “大名字” 带着我宁城区长等区公所干部到八里罕对我们说，宁城区公所被土匪袭击，他们打跑了土匪把区长等人救出来。区长也说，是王队长救了他们。当时我们对此表示了赞赏和感谢之意。并约定第二天中午请他们吃饭，商谈改编为骑兵大队的事，然后他们即到城外去住。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事先没有通知我们进城时间，强要进城。我二连在东门警戒，因情况不明，上级没有交待，没有让他们进城，发生了纠纷。当时为缓和矛盾，我假下令把二连冯连长捆起来，才放他们进城。
“大名字” 带二十多人全副武装来赴宴，驳壳枪都张开机头。我方亦有一、二十个干部作陪，也是全副武装，气氛很紧张。但吃饭时互相敬酒，语言还是平和的。吃饭地点是支队部驻地八里罕的大地主孔家大院。饭后蔡树芳副支队长和 “大名字” 到院内一间房里去谈收编为骑兵大队的事。此时，警卫员告诉说区公所来人叫我去接电话，原来是热河三旅的杨副旅长从平泉打来的电话，要我们拖住该匪，不要叫他跑了，跑了要你的脑袋，我们部队马上出发去八里罕消灭他们。我因对整个情况不明，事先又没有歼灭这股土匪的思想准备，接电话后不知所措。打吧，人家是被请来收编的，刚请他们吃过饭；不打吧，是上级的命令！（地方部队归野战部队指挥是我军的传统）这时土匪已开始出城集合。在这紧要关头，最后下决心按命令行事，打！即令一大队长带一个连，从北门正面利用敌人集合整队之机，突然开火打击敌人。我带二连跑步出东门包围迂回消灭该敌。时机虽好，但因一连机枪卡壳，二连尚未赶到包围敌人，被迫过早开火把敌人打跑了，只打伤了几个人，缴了几匹马。当时因情况紧急，连参加宴会的县委副书记徐瑞林都没有来得及通知，这边部队开始行动，他正陪送他们出城去了，部队突然打响后，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溜到城墙根下，趁敌溃散之机跑了回来，幸未出事。1965年我到南宁空七军工作遇到他（自治区文化局长），还对他表示了歉意。下午三旅部队赶到后，我们汇报了当时的情况，说仗没有打好，没有拖住消灭，把敌人打跑了，副旅长听后也没有追究，第二天还带我们到城郊温泉去洗澡。
战后我们想，他们把宁城区长带来交给我们，究竟是另一股土匪袭击，还是他们内部做戏给我们看？他们是否和蔡树芳有什么合谋？值得怀疑。于是便把蔡树芳副支队长关起来，押在区公所，我路过区公所时他还问我为什么关他，我说你自己明白。以后把他押到县里审讯和处理情况就不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后，徐瑞林同志和我说，蔡还在，是个历史反革命，他还打听过你呢。
这次战斗的主要教训是，由于对剿匪全局情况不了解，开始对情况估计不足，虽有所戒备，但没有打的准备。接三旅电话后又仓促应战，虽趁敌整队集合之机先敌开火，时机很好（敌正喊立正向右看齐），但由于新部队战斗力不强，机枪卡壳，敌人又是骑兵跑得快，迂回部队没有赶到，所以打成了击溃战。敌人虽未被消灭，但打击了土匪的气焰，粉碎了他们可能的阴谋，鼓舞了群众，安定了民心。战后 “大名字” 放风说 “等以后再算账”，以后他们再没来骚扰过。对部队也是一次实战锻炼和考验。
另一次是1946年1月，支队部搬到宁城后，我又带一大队到公爷府地区剿匪，期间有一次我回宁城，办完事后带一个警卫员和三个骑兵通讯员回公爷府，在高山公路的一个转弯处遭土匪袭击，敌在正面山上居高临下向我射击，有两个同志的帽子被打掉了，我们即勒马后退绕道回公爷府。这次主要是我们情况不明，敌人过早开火，我们虽无力打击敌人，但也没受损失，纯属侥幸。
当时整个热河地区匪患是相当严重的。日本投降之前，热河全境土匪约有一万五千余人，1946年国民党大举进攻后，全省武装土匪约有二万人以上。剿匪斗争从1945年9月开始至1951年9月结束，历时六年。但就平泉地区来讲，在我在任期间，由于地处铁路交通干线，过往部队和驻军较多，匪情还不甚严重，剿匪斗争亦不甚艰巨。
三、巩固部队
部队新建成分复杂，巩固部队是件大事。当时从关内来的野战部队有逃亡现象相当严重，甚至整班整班的逃跑。地方部队都是本地人，当时环境还稳定，逃亡现象不是很多，但给我们敲了警钟：如环境变化，逃亡甚至叛变现象会增多。新建地方部队就复杂多了，如赤峰县支队，10月下旬从承德军区派去的从延安来的抗大干部三人，当晚就给内部的坏分子活埋了，这事更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我特向从延安来的教二旅要一个警卫员也是这个道理。1946年，在国民党军猖狂进攻下，仅热西军分区部队、县支队、区小队和民兵等叛变袭扰三十多次2978人；热北分区叛变的有2200余人。我们为纯洁内部巩固部队，下了最大的决心，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环境变化，必要时把干部、党员和比较纯洁的青年战士组织起来，上山打游击。在具体工作上我们主要抓了三点。一是加强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政治觉悟入手；二是加强经常性的政治审查工作，发现坏人及时处理。特别是在1946年1月14日平泉失守前，在东北内战局部爆发的情况下，我们集中全力，晚上还加班加点进行了一次内部清理，处理了一些不可靠的人回家，各连都处理了十来个人；三是严肃纪律，在八里罕期间，连续开大会枪决了几个带枪逃跑的战士。这些措施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部队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发生过投敌、叛变和大批逃亡现象，是全省比较稳定的县支队之一。
此外，在地方部队工作中，必须特别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同级党委和政府的关系，必须尊重县委的统一领导，把自己置于县委军事部的地位，大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二是处理好与野战部队的关系，我们始终把野战部队作为上级对待。如我们坚决执行了三旅打八里罕 “大名字” 匪部的命令。1946年1月，从河北到热河的冀中纵队（黄寿发纵队）七十一团进驻宁城附近，我亲自去看他们，他们被服有困难，我们支援了他们三百多套棉军衣。该旅六十二团副团长韩济带队进驻宁城。我认识他，过去在一个分区工作，一见面就气大口粗地说，你到我们这里来。我心想这小子可能又当了什么官。过了一会得到报告说，他为与我们争住房把一大队教导员程衣贵的枪给下了。我听了很气愤，此人过去在部队、原抗大表现都不够好，本想去找他当面说理，但又一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不是个人义气之争，是他们对待地方部队态度的问题。我立即去找该旅漆运渥政委反映情况，并要求用他们的电台向军区发报请示。漆政委向我们道了歉，做了些解释，批评了韩济，退回了枪支，房子也不再争了，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果我找韩济直接见面，很可能把事闹大了，通过组织问题比较好解决。总之，当时我们对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得都还可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问题，反映都比较好。我以后调热河军区政治部和独立十三旅工作，与组织和野战部队领导对我印象比较好有一定关系。
（待续）
来源：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 一个小八路的自传（焦红光著）
转自：雄师劲旅子弟兵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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