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宏观经济的协调,“主要涉及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 6月初,拜登签署了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的法案,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 目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约为31.46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超过120%,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9.4万美元。 美国债务问题积重难返。近年来,一些国家和机构着手减持美债等美元资产,通过多元化投资布局,减少过度倚重美债的风险。美国当然坐不住了。 “美债问题可能是耶伦心中最重要的议题,不过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议题。”

第二是谈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对中国进行限制,拜登政府在投资方面也开始对中国进行限制,甚至最近又放风要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限制。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并非不可以谈。 “事实上,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已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额外加征的消费税,对美国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巨大的。”吕祥说,“耶伦是否把在关税问题上采取主动止损措施作为首要选项,值得观察。”

第三是技术领域的管制问题。 美国不断扩大管制清单,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遏制打压中国企业。中国也进行了必要的反制。那么,中美在技术领域究竟何去何从? “并不是说没有美国,中国的企业就活不下去,而是中美未来在技术领域到底是以合作为主,还是以对抗为主,将会成为一种重大问题。如果双方在技术领域形成不可弥合的鸿沟的话,那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世界各国将在未来关键技术领域面对‘要中国还是要美国’的冲突性选择。我不指望耶伦这次访华就能解决问题,但期待美方能对世界释放一点积极的信号。”

第四要谈的是全球问题,比如气候问题。 “在气候变化方面,世界各国是有共识的,但到具体领域其实也有很大分歧。解决气候问题,不能靠喊口号,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绿色能源技术和产品上。所以双方要谈,更要把具体的事谈清楚。” 吕祥说,这些问题都不是耶伦一个财政部长能够谈明白的,但财政部长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