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获特赦后，晚年曾撰写过不少回忆录，详细记录了自己从参军、北伐、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经过。

对于研究那段特别的历史，杜聿明回忆录显然是不错的资料。

不过，杜聿明在回忆录中，对于几乎所有人，都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即便是蒋介石，可唯独对一个人横加指责，甚至几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

这个让杜聿明很不满的人，就是孙立人。

杜聿明、孙立人两人都是国民党军中少有的才能出众的人物，立下过不少赫赫战功，然而两人共事时间虽然长，却始终不服彼此，以至于矛盾重重。

两人矛盾重重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两人对彼此的指责，是否是有真实依据？

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之中，绝对是要数异类中的异类。

按照蒋介石的用人原则（浙江人、黄埔系、个人绝对忠诚），注定了孙立人军旅生涯的不畅。

孙立人是安徽人，求学时期曾考入清华大学，不仅如此，上大学期间还是个体育健将，为国家捧回了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篮球冠军的宝座，1924年公费留学考入普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并且还取得学士学位。

以孙立人的家世、能力，即便是不参军，他也会有很好的前程。

可也就是在留学期间，孙立人却突然萌生了想法——学习军事，于是他考入了 “南方西点”之称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习。

1927年，孙立人从军校毕业后，又赴欧美留学，参观学习军事。

孙立人学军事，据说还是源于小时候一次经历。

一次，孙立人随父亲到青岛去，当时青岛还是殖民地，被德国人占据着，孙立人在海边玩耍的时候，被几个德国小孩儿打了耳光推倒在地，还抢走了他捡到的石头。

孙立人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只有学习军事，才有使国家变得强盛，人民才能活得有尊严。

1928年，孙立人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军训队长。

如果排除派系干扰的因素下，孙立人在军中的起点与其他黄埔系差不多。

当然，孙立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得到重用，毕竟蒋介石在用人上，看重亲信嫡系重于有才干，孙立人晋升速度虽然不慢，但仍然要逊色于黄埔系出身的将领。

1932年，孙立人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税警总团本质上并不是军队，只是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缉私队伍，然而宋子文仰仗手中金钱权力，把这支部队打造的不弱于军队实力。

宋子文和蒋介石关系闹僵后，税警总团也被蒋介石抽调走，改编进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

1941年12月，财政部被迫交出税警总团一半以上的兵力给蒋介石，改编为新编38师，作为交换，时任税警总团总团长的孙立人出任新编38师师长。

也正因为这个因素，才使得孙立人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孙立人留学英美，参照欧美体系，结合中国传统的方式训练部队，后来被誉为“孙氏操典”。

可这么一来也出现了问题，孙立人的军事思维与国内绝大多数将领都不一样，难免与各级将领冲突。

1942年2月，国民政府下令筹建远征军，抽调第五军、第六军以及66军为远征军部队，开赴缅甸作战，孙立人的新编38师当时隶属66军，所以一同前往。

孙立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与黄埔系出身的杜聿明、郑洞国合作。

当然，从一开始孙立人没有与杜聿明叫板的资格，当时孙立人只是一个师长，而杜聿明已经是第五军军长，第一路副司令长官。

不过，当时远征军出国作战，要服从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不喜欢杜聿明，却很喜欢孙立人，盖因两人所受的教育相似，双方在某些军事理念上的认识比较一致。

仁安羌一战，孙立人仅以113团千余人的兵力，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了近七倍余己的友军，从此名声大噪。

诚然，孙立人才能出众，但无疑他当时尚不能再战略上影响远征军，杜聿明当时反对毫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史迪威没有选择听从，以至于遭到失败。

也就是在撤退中，孙立人与杜聿明产生了第一次矛盾冲突。

杜聿明坚持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经野人山向国境线撤退，并要求孙立人率领新38师掩护，然而孙立人却并没有选择听从杜聿明的命令，而是选择撤入印度。

最终的结果就是，新38师成为第一次滇缅会战后唯一保全建制的部队，而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军部以及新22师则是在野人山损失惨重，经盟国美军投掷电台、补给走出野人山，但因中缅边境被日军封锁，最后还是改道去了印度。

杜聿明晚年谈到兵败野人山，对孙立人的不满尤甚：

“孙立人为什么敢于违抗命令呢?因为他是留美学生，他以美命国主义为第一靠山，蒋介石为第二靠山。远在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在缅句时，孙立人任新三十八师师长，在彦南阳(仁安羌)解英军之围曾立过功，当远征军在缅甸失败时，他不服从蒋介石和我的命令，而听美军史迪威的命令，随英军之后，退入印度。因此，深得史迪威的称誉。”

杜聿明始终认为，仁安羌一战孙立人宁肯冒着巨大风险去救英军，却不救自己的同胞，实在是过于无情。

甚至于杜聿明认为，孙立人是与史迪威勾结，意欲成为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

尽管以上都是杜聿明个人揣测，但从此以后他对孙立人的态度愈加恶劣。

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件往事，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受艾森豪威尔之邀赴欧洲考察，并受英皇颁发勋，然而当时国内战争阴云四起，蒋介石从报纸上看到报导，电召孙立人回国，孙立人竟然毫不理会，转头赴美，被杜聿明认为是别有用心。

当然，也有说法称，这个事情为谣传，当年孙立人受邀到欧洲考察军事，是1945年5月17日，当时中日之间尚有战争，孙立人出行计划应该属于机密，蒋介石根本不可能从报纸报导上看到类似的消息。

不过，从客观上来讲，杜聿明对孙立人的无端踹度，也不能算是毫无道理，两人毕竟所思所想完全不同。

孙立人自己就很傲气，行事难免无所顾忌，这也几乎成为他后来悲剧的源头之一。

孙立人在和杜聿明相遇，就到了东北了。

解放战争爆发初期，孙立人率领新一军抵达东北，凭借优良装备以及过硬军事素养，一路所向披靡。

当年，新一军、新六军在国民党军中无疑是精锐，虽然我们在 谈时通常以五大主力来形容，但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军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全美械装备”的，就只有这两个军（严格意义上这两个军也不算，但仍然要超过其他各美械军）。

在孙立人在东北的这段日子，与杜聿明的关系更加紧张，在杜聿明晚年回忆录中，多次称孙立人“骄横跋扈，不听指挥”。

1946年5月19日，国民党军在占领四平以后，主力继续向长春、永吉深入，东北民主联军为了迟滞敌人向北满进攻，决心以辽东军区一部分兵力进军鞍山、海城，并相机歼敌一部。

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萧华命令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该纵队第10、第11旅和纵队炮兵团及辽南保安第1、第2团发起鞍海战役，并迫使驻海城60军184师潘朔端率部起义。

据说当年，鞍海战役期间，潘朔端曾一连迭电请求增援，但因所部是滇军，周围其余各路国民党军都持观望姿态，只有曾泽生率领的60军一部分驰援，潘朔端对国民党军绝望之余，决心实施战场起义。

然而在杜聿明回忆录中，他把鞍海战役潘朔端起义一时归咎于孙立人。

称孙立人当时在长春，曾借口部队连日作战十分疲劳，请求休整三日，然而当时鞍海战役甚急，杜聿明严令之下，孙立人竟然不听从，还趁蒋介石在长春之际，致电称要求休整三日，蒋介石批准同意。

杜聿明回忆录中称孙立人：

“对海城之危不救，致使一八四师起义。”

尽管杜聿明回忆录言之凿凿称确有其事，可从孙立人回忆录记载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在孙立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所谓“休整三日”的说法，新一军始终在一线并未撤下，按照实际情况分析，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的部队，在战事尚未结束时，确实不太可能撤下一线，即便是孙立人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也不可能听（毕竟他对孙立人也无好感）。

根据孙立人回忆，新一军在鞍海战役时，承担的是总预备队的任务，除了下辖的50师划归新六军暂时指挥外，其余两个师则遵令到四平集结待命。

显然在孙立人口中，所谓对海城之危不救，也是杜聿明一家之言。

当然，我们这里取孤证不立的说法，就算是孙立人、杜聿明在各自回忆录中，记载偏向于自己。可从各方面资料记载来看，杜聿明作为当时国民党军东北军事最高负责人，他是偏向于新六军的，而不是偏向新一军。

当时的新一军，整体已经形成了围绕新38师为主，这是孙立人的发家部队，而不是郑洞国还在时候的样子，而新六军则是以原来新22师为主发展起来的部队，而新22师原本就是杜聿明第五军的一个师，而当时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原来也是杜聿明的老部下。

从1947年1月至6月长达半年多时间，新一军累战不利，孙立人更是饱受苛责。

不过，这里得解释一句，除了我东北民主联军英勇奋战外，孙立人的新一军之所以累战不利，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是作为守备部队安排在地方了，像这样一直机动灵活的强大部队，一旦失去了灵活性，作战的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1947年4月，孙立人被调回沈阳，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至8月调离东北。

有意思的是，杜聿明与孙立人几乎是前后脚离开的东北，当时杜聿明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不得已之下只好离开一线。

总的来看，杜聿明与孙立人之间的分歧，归咎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孙立人本人的问题，孙立人不是黄埔出身，作为非嫡系自然饱受排挤，而他作为一个纯粹军人（从回忆录不难看出），又不熟谙政治手段，特别是不会讨国民党当局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欢心（这一点孙立人还不如黄百韬），所以即便再有能力，也难于发挥。

二、杜聿明的问题，杜聿明本身是黄埔出身，蒋介石的亲信，他统兵打仗虽然也有能力方面因素，但更多的还要囿于国民党军传统习惯的影响，比如他不得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扶持亲信部将排斥异己，无论是他在东北时对曾泽生60军的态度，还是后来对郭汝瑰的态度，就很说明这一问题（郭汝瑰虽然是潜伏的地下党，但表面上还是陈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