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百多个将军级战犯中，同在淮海战役被俘的文强和黄维是比较执拗倔强的，当大特务康泽、周养浩、徐远举都纷纷认罪的时候，文强和沈醉一个坚决不写悔过书，一个一门心思研究“永动机”，所以尽管有人将他们列入前几批特赦名单，但管理所一直反对，所以这二位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

文强和黄维最后一批特赦，也算塞翁失马，如果他们跟王耀武陈长捷一样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还真未必能有那么长寿。

黄维有时候很倔强，有时候又很“谦虚”，比如对同期的陈赓大将，他就是心服口服，甚至出于对陈赓的尊敬，跟陈赓的学生说话，也比较客气，还有些荣幸地告诉陈赓的学生：“我跟你们校长是同学，这个人很能干，能打仗，是员武将，难得的人才。但我也有两不骂，两不服：说我曾经很反动，可以！我能接受，但说我是笨蛋、是草包，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一不是笨蛋，二不是草包。”

黄维这两不服，就是一不服别人说他是笨蛋，而不服别人说他是草包：“我的兵团最后是全部被歼，也就是我黄维，换个人，未必比我强。当时在双堆集，我的部队没有吃的，饥寒交迫，我顶了二十八天，换个人，行吗？”

黄维这些话，是对哈工大毕业后进入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工作，并与黄维多次打过交道的王春景说的，王春景写了一篇《我与黄维的一段交往》，发表在政协《纵横》杂志1999年第四期。

王景春与黄维第一次见面，“首先就觉得此人不俗，个子虽然矮小，但军人气质很浓”，黄维也发现了王景春的不凡之处：“王同志，我看您在军队干过，您有军人气质。”

王景春笑了：“不瞒您说，我的司令员就是鼎鼎大名的陈赓大将，与您还是黄埔校友。”

黄维马上转变了态度：“听说陈赓后来办了个军事工程技术学校，您一定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啰！”

王景春回答：“正是。”

跟老同学的学生说话，黄维终于露出了真诚的笑容：“陈赓是黄埔一期的，是黄埔著名的三杰之一。这个人很能干，能打仗，是员武将，难得的人才。平时，他很会做工作，广东东征时，他救过蒋校长的命，校长对他十分器重。后来国共关系破裂，人家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我是和他背道而驰，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路。后来，又成了阶下囚。思想起来，十分惭愧。”

拉上了“师门”关系，黄维也放开了，除了那“两不服”之外，他笑着告诉王景春，自己还有两不骂。如果这一幕让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看了，肯定大跌眼镜。

当初黄济人为了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去采访黄维，黄维完全是一副长辈神态：“你进来！你坐下！你脱鞋！你脱袜！（看见黄济人的袜子露出了脚趾）你是不是好吃懒做的人？不然的话，你怎么这样穷！听邱行湘说你是学中文的，我报考黄埔军校前，也在中学教过语文。你师专毕业不愿教书的话，可以去当木匠。我看你肩膀宽宽的，手上肯定有力气……”

黄济人被黄维弄得无言以对，却没想到黄维把一双深蓝色的棉线袜子轻轻放在他的膝盖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不起！我怎么能责怪你呢？怪只怪我们打败了仗，让你们这些晚辈受苦受罪，受苦受罪啊……”

黄维跟黄济人说了很多话，但是却一个字都不肯骂老蒋和陈诚，作为晚辈，黄济人当然不能问得太多，但是面对陈赓的学生，黄维这位“师叔”却是有啥说啥：“国民党内坏人很多，我也恨他们，骂他们。比如像戴笠、毛人凤等，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能看到，包括黄维、叶立三（历史原型韩浚）、蔡守元（历史原型张淦）在内，几乎所有的正规将军都瞧不起特务，他们瞧不起戴笠、毛人凤，当然也看不上徐远举周养浩，就连康泽也羞于承认自己是特务，一直强调自己被俘的时候是“绥靖区中将司令”。

黄维骂特务毫不犹豫，特务出身的战犯也经常找黄维的麻烦，那就是欺负黄维人单势孤，像杜聿明、王耀武、王陵基那样的“大人物”，徐远举和周养浩也不敢去招惹。

黄维说戴笠和毛人凤都算不得真英雄，但是却坚决不骂两个人，他告诉王景春：“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第一个是蒋校长，是我的最高长官，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第二个是陈诚，陈诚对我恩重如山。没有陈诚的重用，我提升得就不会那么快。我二十岁当团长，二十四岁当旅长，二十七岁当师长，三十四岁当军长。我当十二兵团司令时，年仅四十四岁，可以说是飞黄腾达。”

黄维说了老蒋一大堆好话，幸好那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人会因为黄维这样说而把他送回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早已结束历史使命，所长姚伦还跟文强一起当了电影《决战之后》的顾问，这件事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有深情回忆。

黄维不骂老蒋，也不骂陈诚，他说蒋军中坏人多，那坏人中肯定有他的副手胡琏。胡琏逃出淮海前曾与黄维有过约定，谁活着出去都要照顾对方的家属，但是胡琏逃回去后，给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等数百名被俘军官的家属都争取到了最高三十两黄金的“抚恤金”，但是偏偏不给黄维的夫人，黄夫人去讨要的时候，还被胡琏骂了一顿：“十几万人都死在黄维手里，他就是死了，也是活该！”

如果有人骂胡琏，黄维还可能跟着骂几句，但是有人骂陈诚，黄维却一定要吹胡子瞪眼反驳，甚至还会拉上一大帮人写文章“组团”反击。

杨伯涛写了《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以陈诚为首的“土木系”战犯马上群起攻之：黄维写了《<对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见》，方靖写了《<对陈诚集团发展史纪要>的订正和补充》。

这些人争论的焦点，就是陈诚有没有出卖邓演达，一时间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硝烟弥漫，一帮土木系吵得不可开交，笔者恰好买了一百本文史资料选辑，这里就摘录几句他们的精彩发言，以供读者诸君品评。

杨伯涛在《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说：“邓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蒋遍索不得，这时（1932年）陈诚一面积极拥蒋，一面却暗地和邓先生保持联系，邓先生被蒋捕去以后，当即有人说是由于陈为了取得蒋的信任，向蒋告密，邓先生致遭逮捕。但是，另一方面，据说陈诚在蒋杀害邓先生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先生转变……”

尽管杨伯涛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各方面看法，还用宋瑞珂的话替陈诚辩解了几句，但是那帮土木系根本就不买账。

黄维在《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中首先开炮：“杨伯涛的《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我认为杨文所记述的陈诚向蒋告密，出卖邓演达，使等致遭逮捕杀害的问题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现提出订正如下……杨伯涛说陈诚暗害邓演达烈士是毫无根据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982年9月7日。”

邱行湘也于1982年8月19日写了《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陈在牯牛岭忽得邓演达被蒋杀害的噩耗，泪如雨下。陈个性倔强，但很重感情，早已取得蒋的信任，决不致忘恩负义出卖邓演达。”

宋瑞珂跟着在1982年9月22日写了《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两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联的。”

土木系众将吵得不可开交，《文史资料选辑》也是公平公正地全文照登各方意见，同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董益三乐不可支：“现在两岸关系都平静了，你们陈诚集团内部还在打仗，打得尘土飞扬的，正可谓现代版的三英战吕布呢！”

董益三跟黄维是有些过节的，他看笑话可以理解，专员办公室学习组正副组长文强和沈醉也不出面阻止，就是为了让大家各抒己见，真相越辩越明。

战场上的炮声已经平息三十多年，土木系还是“征战不止”，可以想见他们被俘之前的内讧有多激烈，这也给读者诸君留下了很多有趣的问题：黄维在被俘前除了老蒋和陈诚谁也不服，但是对陈赓却十分尊敬，他的两个不服、两个不骂，应该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