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至卷三，观吴起、商鞅、乐毅三人之行迹与遭遇，有感而发。

魏文侯，名斯，是战国时期出现的第一位雄主。此人气度恢弘、格局宏大、视野开阔，不仅能识人、用人，而且能容人。

吴起由鲁相魏，并迅速得到文侯重用。在文侯的支持下，他改革兵制，创立“武卒”，让魏国实力迅速上升。尤其在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屡次击败秦国，占领河西之地，彻底改变了魏国被秦国压制的战略态势。不仅如此，他还在所有对外战争中保持绝对优势，“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

魏文侯与吴起，一个知人善任，一个尽心报效，君臣相得，励精图治，让魏国迅速强盛，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崛起的诸侯国。

而魏文侯任用吴起又是一次典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吴起在鲁声名不佳，为了事业，他不仅母死不奔丧，甚至还不择手段“杀妻求将”。

魏文侯对此应有耳闻，听说吴起来投之后，曾征求过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虽然人品不端，不仅贪财而且好色，但是行军打仗却是一把好手，就连司马穰苴也不如他。

文侯一听，我需要的是治国理军的人才，又不是找思想品德老师，来即为将。

吴起不孚众望，第一次考试就得了满分：攻打宿敌秦国，并连下五座城池。

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而吴起之所以奔魏而不是他国，也是因为慕魏文侯之名。

略举文侯二三事。

其一。韩、赵两国起了争端，韩国率先找到魏文侯，想让其帮忙攻打赵国。文侯说：我和赵国是兄弟之国，所以这个忙我不能帮。赵国也找到魏国，文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他们。韩、赵两国一开始都很生气，但是后来听说魏文侯对双方的态度后，才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两家都非常服气，也非常感激，从此便尊奉魏国为大哥。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其二。打下中山国后，魏文侯把自己的儿子封为了中山王，还以此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众人一片奉承。他又转问任座，任座却说，打下中山国，不封自己的弟弟，却封自己的儿子，这种行为可不是贤君所为。文侯大怒，把任座赶出了朝堂。之后感觉有点不对，又就此事询问翟璜，翟璜说，我同意他们的意见，理由是：只有仁君的手下才有仗义执言的臣子，你能有任座这样的诤臣，所以你是仁君。文侯恍然大悟，赶忙让翟璜把任座叫了回来，自己也亲自跑到堂外迎接，并从此更加器重任座。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除此之外，《史记》、《战国策》、《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史籍还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为官，魏文侯却不以为意，仍使乐羊为将伐中山。结果期年不克，这时，文侯身边的人就开始拿乐舒作文章递进谗言，说面对中山这样的小国居然数年都打不下来，是因为乐羊有私心，甚至还有人说乐羊已经与中山国私下达成协议，文侯对此置若罔闻。等乐羊打下中山回来邀功的时候，文侯送给他两个大筐，乐羊一看，里面居然全是这几年朝臣诋毁自己的奏书，这才悚然而退，同时也非常感激文侯的用人不疑。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乐成》：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如此宽宏大度、知人善任的君主是每个有志青年们所向往的，也正因为此，他的麾下不仅聚焦了李悝、李克、任座、翟璜以及吴起等一帮名臣。

甚至可以这样说，就魏国和魏文侯这般高起点立国，如果后来的几位继承人也能做到后来秦国那样“奋六世之余烈”，将其格局气度及治国方略继承下来并一以贯之的话，一统天下可能根本没有秦国的什么事。

但遗憾的是，继位的魏武侯却偏离了他老子的治国轨道。

与文侯相比，魏武侯有明显的三个弱点。第一，在能力上不如乃父，至多算中人之姿；第二，心胸气度与文侯差距太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治国理念与文侯相反，完全站在顽固守旧派一方。

这几点下来，直接决定了吴起的示来命运，而吴起本人的性格弱点又加重了这一点。

与出色的业务能力相比，吴起的政治水平明显不在线。最典型的就是他除了因改革得罪了魏国的老顽固派之外，还因相位得罪了以田文为代表的新生代力量。

魏武侯上任后，任用田文（此魏之田文，非齐之孟尝君）为相。吴起很不服气，他不找武侯，却找田文理论。

他质问田文说，治军严整、攻城拔寨，咱俩谁厉害？田文说你厉害。

他又问，治国理政、丰实国库，咱俩谁厉害？田文说也是你厉害。

他再问，打得秦国不敢伸头，韩、赵甘当小弟，咱俩谁厉害？田文说还是你厉害。

吴起说，那为什么大王用你为相而不用我呢？

田文说，现在大王刚即位又很年轻，大臣们很多不服气的，朝堂之上勾心斗角、乱成一团，老百姓也因此惶恐不安。而你的功劳太大、能力又强，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大王会信任并大胆使用你吗？

吴起一听，沉默了很久才说，你说的有道理。

但他并未从与田文的交流中得到教训，从而与魏武侯搞好关系，反而因一件事让主仆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魏武侯坐船巡视黄河时曾得意地说：如此险峻的山和急流的河，真是我们国家稳固的屏障啊。

众人纷纷附和，吴起却劈头来了一句：在德不在险。古时三苗、夏桀和商纣所处的环境都不亚于我们，就是因为他们修政不仁、不德，全让人给灭了。你如果不好好干，也会步他们的后尘。

魏武侯无奈又尴尬地夸了一句：你说得对。

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当面让领导下不来台，武侯很不高兴，而这种情绪没逃过身边那帮以国相公叔为代表、因吴起改革利益受损的旧贵族的眼睛。他们很快联合起来，设计陷害吴起。吴起果然中计，并让早就对其不满的魏武侯起了疑忌之心。

吴起一看鲁国的故事又要重演，赶紧逃往了楚国。

可以说，吴起的出走不是魏武侯一个人的原因，而是由以他为首的魏国顽固守旧派的一次胜利反扑。

吴起走后，在一帮老臣的主导下，魏国很快走上了原来的老路。先是在与秦战争中处于下风，丧失了原来占领的国土，然后改革的成果也被废弃，国家逐渐没落下去。

吴起亡楚，既是吴起的个人悲剧、魏文侯的王者悲剧，更是魏国国运的悲剧。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自强，及惠文王立，商鞅被车裂。

与吴起相同的是，商鞅的成功是因为自身能力和秦国的实际改革需求；但与吴起不同的是，他的失败主要是被新君当成了政治牺牲品。

也就是说，秦孝公用商鞅是因为国家需要，而秦惠文王杀商鞅则是出于政治因素。

先看一下孝公为什么用商鞅。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商鞅，秦后来别说一统六国，能不能生存下去、不被六国吃掉都是问题。

为什么？

这是由当时秦国的国情决定的。

首先是位置不好。地处西北边陲，远离中原，基本属于化外之地，四周除了东边与三晋接壤外，其他全是“蛮夷”和“戎狄”。

其次是出身不好。秦国的祖上是给周王室养马的，到庄公时才得到一块封地，后来又因为襄公护驾有功混上爵位，勉强挤进贵族行列。就凭这点出身，根本进不了连楚国都看不起的中原诸侯的法眼。

再次是国力不行。古代农业和人口是国之根本，秦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的半农半牧，虽然穆公时期曾“益国十二，开国千里，遂霸西戎”，但却无法改变地广人稀、民穷国弱的状况。

第四是内忧外患。孝公之前，秦国曾经历过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四代因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内斗，国家纷乱不堪。而东边的三晋又借秦国内乱攻占了河西之地。

因此，到秦孝公的时候，秦国不仅处在山东诸国的包围之中，而且更为难堪的是，人家都拿秦国当野蛮人，啥事也不带他玩。

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会盟。

于是，“孝公发愤，而德修政，欲以强秦。”

磕睡碰到枕头，商鞅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秦国。

在与秦孝公坐而论道、对旧贵族舌战群儒以及向老百姓迁木立信之后，废井田、开阡陌，推行县制，奖励耕织、军功，实行连坐之法，仅仅十年的时间，就让秦国彻底改变了模样。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国家富强了，老百姓思想统一了，商鞅的枪口开始对外，他的第一个敌人就是隔河相望、阻秦东出的宿敌：魏。

商鞅对孝公建议道：秦和魏是一对天生的死敌，最终结果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就现在的情况而言，魏国国都安邑东厄险山、西临黄河，崤山以东的好地势都让他独占了，在形势好的时候就向西打我们，不好的时候就向东收缩自保。由于前些年连续败给齐国，现在魏国在诸侯间的威信大不如前，我们正好趁他病、要他命，出兵攻打魏国，当他们支撑不住的时候就会向东迁都。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据崤山和黄河的门户之便，东向而征服天下了。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

结果果如商鞅所料，战败之后，“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战后论功行赏，“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商鞅之名由此而生，他也同时达到了人生巅峰。

但仅仅两年之后，秦孝公薨，太子秦惠王甫一即位，公子虔就告发商鞅谋反。结果，惠文王几乎没有调查，就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往魏国不成，于封地起兵拒捕，却兵败被车裂，全族亦伏诛。

商鞅之死，由公子虔告发起、惠文王支持公子虔并车裂商鞅而告终，表面上看，这就是一场旧贵族、旧势力对秦孝公和商鞅“新政”的一次成功反扑，而最终结果无非是“人亡政息”，然后秦国再走上魏国的老路。

但奇怪的是，虽然惠文王支持以公子虔为首的旧贵族并杀死商鞅，但却对其“新政”未动分毫。

也就是说，旧贵族们期待的“人亡政息”没有出现，他们想恢复旧制、继续依靠“祖荫”占据高位、把持朝政、享受富贵的期望也没有实现！

为什么？

因为惠文王反的是商鞅，而不是商鞅的“新政”！

那他为什么反商鞅？

因为作为一国之君，除了用贤任能、富国强兵外，他还要平衡朝堂各方势力，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保证秦国长久而持续的繁荣强盛。

商鞅相秦二十年，虽然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清除了一大批旧贵族反对派，即所谓“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但是，以公子虔为首的老顽固势力依旧强大。年轻的惠文王新即位，年纪轻、根基浅，还没有培养起后来以樗里疾、司马错、犀首（公孙衍）、张仪等为代表的属于自己的核心力量，无法象孝公一样独力与商鞅共同面对他们的反扑。

虽然曾经在少不更事时被商鞅的“新政”伤害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惠文王早已清楚秦孝公是对的，商鞅也是对的，而他们的“变法”和“新政”更是保证秦国现在强盛和未来继续强大的基石。他也已经明白，那时自己之所以会故意违反“宵禁”，其实是被公子虔们利用来破坏“变法”。所以，在他的心里，新法不仅不能废除，而且还必须在自己手里发扬广大。

但是，老顽固派那边又必须有一个交待，自己也必须拿出一个态度。

怎么办？

对不起了商鞅，借你项上人头一用！

燕国在经过“子之之乱”后，“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 北面的齐宣王则以讨伐子之匡扶正义的旗号发兵攻燕，结果却是趁火打劫，“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西北向的中山国也乘机攻占燕国城池数十座，燕几乎亡国。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公子职从赵国回国即位，是为燕昭王。

昭王痛定思痛，“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士争趣燕：东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乐毅也不辱使命，经数年生聚，乘齐之敝，于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联合秦、魏、赵、韩等国联合攻齐，“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偌大一个齐国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二邑在田单的领导下苦苦支撑。

但是，随着前279年燕昭王薨、燕惠王立，乐毅的命运却急转直下。

燕惠王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和乐毅发生过不愉快，两人一直不是很对付。甫一即位，便立即下令召回乐毅，而让骑劫代他为将。乐毅知道此令凶险，便只身逃往了赵国。

这又是一起明显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典型案例，但与前面不同的是，燕惠王既不是像魏武侯等旧势力的那般复辟与反攻，也不是秦惠文王那般出于政治考量，而就是单纯的年轻气盛，意气用事。因为从后面事态发展来看，燕惠文虽对乐毅有功高不赏之疑和公报私仇之嫌，但并不是想要乐毅的命，而仅仅是怕他在齐国自立为王而已。

正因此，与前两者相比，乐毅的结局又是最好的，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来看一下燕昭王、惠王父子二人在乐毅问题上的不同表现。

乐毅入临淄，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燕王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为昌国君。

乐毅功成名就，却也惹来了燕国自上而下的一致嫉妒和眼红。

当燕军在莒和即墨城外三年不下的时候，有人就跑到燕昭王跟前打小报告说，乐毅伐齐，一开始摧枯拉朽，连下七十余城，后来只剩下两座的时候却打不动了，这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行，而是他想慢慢征服齐人，好为下一步在齐地称王作准备，大王一定要做好防备啊。

或谗之于燕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馀城，今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今齐人已服，所以未发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齐多美女，将忘其妻子。愿王图之！”

燕惠王即位后，同样有人来进谗言，内容大同小异，只不过有所增益，说乐毅之所以留下二城不破，是养寇自重，目的想以此和燕王谈条件。而且他知道燕惠王不喜欢自己，所以根本没有回去的打算。此时只要燕王换将，那么齐国最后的两座城池立马可下。

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王齐。齐人未附，帮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

面对谗言，燕昭王和燕惠王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先说燕昭王。他不仅对谗言不以为意，反而召开大会，把谗言公布于众，并以挑拨离间为名杀掉了进言之人。

他表示，乐毅伐齐，替燕国报了世仇，他本来就打算把燕国与之分享的。而且还表态说，现在乐毅打下了几乎整个齐国，那就是属于他的战利品，乐毅怎么处置都可以。甚至还希望乐毅自立为齐王，与燕国并列诸侯，那么他将与乐毅结为同盟，一致对外，并当场封乐毅为齐王。

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而让之曰：“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雠；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齐国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辂车乘马，后属百两，遣国相奉而致之乐毅，立乐毅为齐王。

乐毅什么态度呢？

乐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

这一切应该都在燕昭王的意料之中：在大庭广众之下搞这么一出，乐毅就是真有反意还能反吗？

而且，燕昭王这么做还有自己的考量和底气：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言，乐毅想在齐国自立为王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是乐毅个人原因。从出身来讲，乐毅是一个外人，在燕国没有任何根基，国内除了燕昭王之外，可能找不到几个支持他的人。而从身份来讲，虽然是燕国主将、且带五国将印，但他只是一个军队的临时领导者，带着打仗可以，如果说要造反，所有人都不会听他的，其他四国军队不会，燕国军队更不会，因为他们的家眷、产业都在燕国。

其次是兵力问题。齐国是曾经的霸主之一，地大物博，国富民强，虽然因为齐湣王胡作非为、四面树敌而导致身死国乱，但其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仅靠燕一国之力殊难攻之，只能联合齐国的仇家共同完成这件事。而四国联军一撤，单靠齐国连守都守不住。

乃与乐毅谋伐齐。乐毅曰：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品保伐之，莫如约赵及楚、魏。

这一点从后来田单振臂一呼、齐人风从云集，然后燕国兵败如山倒就可以看出。

再次是其他四国的态度。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魏、韩、秦四国的态度是“弱齐”，而不是“亡齐”。

为什么？

因为凭四国的国力或国情，谁也无法独力吞并齐国，而且也不愿意其他哪个国家独自吞下齐国——这一点齐国是前车之鉴，在宋国问题上，如果他能做到与其他国家联合灭宋，或者在吞掉宋国后与周边诸国分享的话，别人是不会眼红、甚至合伙攻打他的——既然如此，韩、赵、魏、秦诸国能允许乐毅在齐国的旧土上新建一个国家吗？

肯定不可能。

所以，破齐之后，秦、韩两国即早早撤军回家，乐毅则“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

很明显，四国完成“分赃”，顺便削弱一下齐国就完事，根本没有灭国打算。

燕惠王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不懂得乃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良苦用心，就简单地认为外人靠不住，还是派自己人去驻守齐国才放心。结果，继任的骑劫根本玩不过田单，齐国举国反攻，燕军大败，骑劫被杀，“而齐七十余城皆复焉”。

这回轮到燕惠王傻眼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昏招居然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不禁既悔且怕。悔的是大好形势毁于一旦，怕的是乐毅乘燕新败实施报复，借赵兵伐燕。

于是燕昭王亲自写信给乐毅，半是责备、半是认错。他首先承认了乐毅的功绩，但又批评乐毅辜负了燕昭王的信任。而且说自己之所以想召回乐毅，除了错听小人谗言外，更重要的是担心他在外征战三年太累，想让他回来休息休息，没想到反而造成了误会。所以希望乐毅能摒弃前嫌，并继续回燕国效力。

太史公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使燕惠王後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雠，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於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史记》）

乐毅也很礼貌地给燕惠王回了一封信，委婉地解释了一下自己的难处，这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

乐毅说，自己投赵并非背叛，除了为保全性命外，还不想让燕惠王像吴王夫差对伍子胥一样落下一个过河拆桥、杀戮贤臣的坏名声。乐毅回忆了与燕昭王君臣友好合作的愉快历程，赞扬了燕昭王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高尚品质，即从侧面批评燕惠王违背了先王的教诲。最后，乐毅表示，自己虽然事赵，但绝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情，请领导放心。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又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故敢以书报，唯君王之留意焉。

得到乐毅的保证后，燕惠王没有继续勉强。为了表示诚意，他对乐毅的家人采取了极为友好 的态度，并把乐毅的儿子乐间封为昌国君。乐毅也投桃报李，虽然没有重新事燕，但从此往来于赵国、燕国之间，燕、赵都任用他为客卿，成为两国重新交好的使者。最后，乐毅善终于赵国。

於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於赵。（《史记》）

与魏文侯相比，魏武侯缺少的不仅是心胸气度，还有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眼光。在他的眼里，吴起不仅不会做人，做事的风格他也不喜欢。所以，吴起只能走。

与秦孝公相比，秦惠文王不仅完全具备了乃父的政治格局和手段，还增加了秦孝公所无有的果断与狠绝。所以，商鞅必须死。

与燕昭王相比，燕惠王缺少的只是政治阅历和人生经验，因此，他虽然犯了错，结果也无法挽回，但却懂得补救。所以，乐毅虽无奈去燕，却“交绝不出恶声”，不仅顾全和维护了双方的名声，自己也得善终。

“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一个历史悖论，也是一个无解难题，因为这里面不仅涉及政治，还有关人性，所以，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绝如缕。

如果司马光把《资治通鉴》再往前推几百年，吴王阖闾、夫差VS伍子胥也会列入其中；而如果他生在民国时代，我们又会看到雍正、乾隆VS张廷玉，以及乾隆、嘉庆VS和珅等人的故事。

人人都知道以史为鉴，却没有阻止相同的故事一次次重复上演。

《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上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