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危难之际，解放军战士们愿意舍小家为大家，用血肉之躯守护家园。

他们正是我们坚强不屈、从未被外难所屈服的根本原因。

我们国家，自近代以来历经磨难，但始终屹立不倒，这多亏了战士们的坚守和牺牲。

特别是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这种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20多万解放军奔赴前线，其中不乏军官的子弟。

一位54军的老兵曾回忆，那时候干部的子弟甚至比来自农村的士兵更有上战场的心态。

对越作战中的干部子弟

54军老兵郝东亮回忆起那场跨越边境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他身为某部八连的副指导员，对战场的种种细节记忆犹新。

他讲述了那些日子里，整个团队中无人表现出畏战之情，每个连队的战士们都显得异常坚定，这种氛围弥漫在营区的每一个角落。

新兵入伍时，有的家属陪同到达部队，这些家属随后也获悉部队即将奔赴前线的消息。

作为政治工作人员的郝东亮参与了团里的动员会议，其中特别强调了对新兵家属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以确保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并给予支持。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家属都表现出了坚强和支持，没有任何人表现出反对或不满。

他还提到了一位特别的战友，一个北京来的干部子弟，这位战友在部队中担任画画工作。

1971年入伍，初为班长，尽管表现并不算出众，却在重要时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随着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这位战友曾对连长说：“如果真的打起来，我无疑会上前线。但若平安无事，我便等待复员。”

在郝东亮的回忆中，干部子弟由于家庭背景，普遍比来自农村的战士更有勇气面对战争，这种精神力量可能源于他们的父辈亲历战火的历史，深知保家卫国的重要性。

这样的背景让他们在心理上更为坚韧，更能在严峻的战场环境中保持冷静和勇敢。

当时干部子弟在军队中总是显得格外耀眼。

他们思想活跃、训练成绩出众，举止坦荡，敢言敢行。

然而总有些人眉头一皱，批评这些干部子弟傲气十足、难以驾驭。

但无论是在严酷的平时训练还是硝烟弥漫的实战考验中，这些年轻人都证明了自己是军人血脉的继承者，绝非浪得虚名。

或许在外人眼中，这些干部子弟进入部队，只是为了逃避那个时代所倡导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艰苦，寻找一个相对舒适的避风港。

确实，与艰苦的农村相比，部队生活在物质上或许略显宽裕，但这种看法忽视了军训的严苛性和残酷性。

郝东亮曾提到，他所在部队的农村士兵，家中一天的辛劳换来的工分到年底也仅值两毛钱，而这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进入部队后，都觉得军中的训练苦不堪言。

想来，那些干部子弟在部队中所承受的艰苦，非但不亚于普通士兵，有时甚至更甚。

他们和普通战士一样食同样粗糙的饭菜，睡同样简陋的营房，参与同样高强度的训练。

这不仅是身体上的磨炼，更是精神上的洗礼。

况且，这些干部子弟之所以选择军旅生涯，多半是受到了从小灌输的“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家国情怀的影响。

正是这种深植于骨髓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使他们在面对国家安全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昂首挺胸，无惧风雨，成为了真正的国家栋梁。

不当贪生怕死的孬种

提到干部子弟，常有人将其与走后门等非议相连，然而这种看法并非全面。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高干子弟的伤亡率实际上非常高，这便是他们忠诚与牺牲的证明。

父子情深，家国情更重。

在世人眼里，有的人可能因血缘关系而偏私，但也有无数人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

1979年春，面对越军的屡次挑衅，打死打伤我国边民，导致战事一触即发。

文山军分区的副司令刘斌，在这紧要关头，对其妻子王昌群表达了他的决心：实在是欺人太甚！如果上命我们还击，我必须上，咱们家能上的都得上！

刘斌还特意写信给儿女，告诫他们在国难当头时，不要贪生怕死当孬种，丢党的脸。

这封信激励了在昆明工作的大女婿张继功，他激动之下，连夜向组织递交了求战书。

不久后，刘斌被命令坚守猛峒某高地，他毫不犹豫地出征了。

王昌群夜不能寐，对丈夫的安危深感忧虑。

起初，她还能安慰自己认为只是气话，然而现实的残酷很快便摆在了眼前。

她知道战争的残酷，深知夫婿赴战场的决心。

刘斌的一生都在战火与硝烟中度过，曾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晋中、太原两大战役中受伤，其部队被誉为“攻如猛虎，守如泰山”。

这样的历史，如何能让王昌群不为深爱的人担忧？

然而，王昌群始终告诫自己，“不要哭！千万不要哭！”

尽管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她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更作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她必须坚持，为的是支持丈夫，为的是不让国家和民族之光黯淡。

猛峒高地上的火药味尤为浓烈。

刘斌率领的边防部队在此坚守，战火连天。

一日战事尤为激烈，刘斌身边的一位老兵忧心忡忡，见状急忙劝他：“司令，您先下去避避风头。”

刘斌却不为所动，怒斥道：“难道只有我的命是金贵的吗？”

话音刚落，他便抓起几颗手榴弹，瞄准正向阵地逼近的敌人猛然投掷。

同时，在远离前线的安静营帐中，刘斌的大儿子刘光，翻开笔记本郑重地写下“精忠报国”四字，心中充满了坚定与热血。

他的二女儿刘丰，刚从军医学校步出的校门，毅然报名加入了火线救护队，以行医之技挽救战友生命。

此时，王昌群也无法安坐。得知文山州商业局正组织“支前服务队”前往前线支援，她主动请缨，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我去！”。

这一家人虽分布在战场的不同角落，却都承载着相同的信念，表现出色。

家中四名参战者中，三人立功，一人受嘉奖。

大儿子刘光因战功卓越被录入党籍，并晋升为排长。

不久后，他被送往南京外语学院深造，成绩斐然，几乎所有课程均接近满分。

1981年初，刘光带着满分的荣誉毕业。

云南省军区领导看到他的成绩单后，对这位多才多艺的青年大为赞赏，即刻决定让他到省军区机关报到。

然而，刘光却对这突如其来的安排感到迷惑。

他在给未婚妻段玲写的信中表露心声：我不求英雄的名号，但有理想，愿作国家的守卫。我请组织上重新考虑我的安排。

省军区无奈之下，派人找到了任保山军分区司令员的刘斌，希望他能劝导儿子接受这一决策。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渴望能进入机关工作，而刘光却显得格外的不同。

一日晚餐后的闲谈时光，刘斌轻启话题，探询儿子刘光毕业后的打算。

刘光略显无奈地摇头，语气坚定：“整天坐办公室，我确实不习惯。”。

母亲王昌群听后，不无担忧地插话道：机关工作虽然枯燥，但总得有人去做。而且，没有一定的能力，谁也挑不起这重担。

刘光理解母亲的话。

但刘光更希望从基层做起，不愿意一毕业就去机关。

刘斌默默听着母子二人的争辩，心中不禁权衡起来。

他知道，如果支持妻子，儿子很可能就会留在机关，但他终于还是摇了摇头，表示支持儿子的决定：

“光儿若心向基层，便让他追随心愿吧！”

然而，家族中的几位长辈对此看法并不一致，他们无法理解刘光的选择，忧心忡忡地劝说他：

小光，你这是何苦来哉？年老时人总希望子女在身边，你现在尚年轻，不会体会这份心情。看看你父亲，他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白，你怎能不顾家庭的感受轻言离去？

这番真挚的关切让刘光的心生波动。

带着这份沉重的思考，刘光向父亲表达了长辈们的担忧。

刘斌听后，却是笑着摆手，“老家伙们出于好心，但你大可不必挂心。你只管去闯，去做，家里的事，我和你母亲能料理。”

这份释然让刘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刘光带着父母的祝福和长辈们的忧虑离开了省军区机关，踏上了基层军旅生涯。

在前线的某侦察连，刘光如同得水之鱼，充满活力与热情地投入工作。

那一年的十月，他领导的小分队执行了二十四次任务，他亲自排除了八枚地雷。一次与越军的意外遭遇中，敌军占据有利地形，火力猛烈。

在这危急关头，刘光不顾个人安危，携带机枪跃出战壕，在敌人侧后突然开火，猝不及防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为连队的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

满门忠烈，前仆后继

刘斌对儿子刘光感到由衷的欣慰，但他并未向爱妻透露自己的内心焦虑——由于思子之情难抑，他夜夜惊梦，常常梦见前线的凶险。

而王昌群则被日常琐事占满了头脑，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喜事准备，她到处采购毛毯，找人缝制新被褥，一切只为了给刘光和未来儿媳段玲的婚礼增添光彩。

段玲已是二十多岁的成熟女子，两家的喜气渐浓，欢声笑语中不时夹杂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刘光的大姐，刘勤，也是喜上眉梢，常抱着刚出世的女儿说着娇嗔的话：“柳柳，快别哭了，大舅舅很快就要回来结婚，会给你带来最好的礼物！”

而段玲心中仿佛吃了蜜一样，甜蜜无比，脸上常带红晕，整个家庭洋溢着幸福和期待。

然而1981年12月5日，一场悲剧不期而至——刘光在边境巡逻时牺牲。

他带领的小分队在山洼里意外发现敌军埋设的地雷。

知道自己排雷技术超群，刘光决定亲自前往拆除地雷，以保护战友安全。

当他成功拆除一颗后，正准备继续搜索，却不慎触发了旁边的另一颗地雷……

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整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

噩耗传来，刘斌心如刀割，悲伤之余，却在几日后，将次子刘明也送往前线。

身边的战友和亲友都来劝阻，认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无需再次冒险。

但刘斌坚定地回应：“我们只有报效祖国的义务，没有接受照顾的权利。”

1984年7月13日，在一次抗击越军的激战中，刘明英勇牺牲。

这连绵的不幸如雷霆轰顶，虽重创刘斌的心灵，但他依旧坚持家国之重。

不足一个月后，他更是支持女婿加入前线，显示了这家人前赴后继的精神。

刘斌作为司令员，本可利用职权让子女安全，但他选择了让他们追随家国的召唤，走上了捍卫祖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