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团体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壮大，他们热衷于武斗，引发了社会动乱，给国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社会影响相当恶劣。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此召开领导层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各个高校协调矛盾、恢复秩序。刘少奇派出工作组的做法也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

派出的工作者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成果，武斗之风有所缓解，可这种方法却激怒了想靠“造反”起家的造反派们，他们指责工作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红卫兵与工作组摩擦不断，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时毛主席也在江青等人挑拨下，对工作组产生了消极看法，党中央遂叫停了工作组。

至此，中央文革的势力越来越嚣张，刘少奇的处境越来越不乐观。

1966年底时，北京高校的造反派集结，到天安门游行，高喊“打倒刘少奇”，到处分发批斗刘少奇的传单，甚至将“揪斗刘少奇”的条幅拉到了中南海门外。

周总理担心刘家人安全，特意嘱咐刘少奇和王光美，待在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可不能揪斗“党内第一号走资派”，造反派怎么可能罢休呢？

1967年1月6日，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谎称刘少奇的小女儿刘平平出了车祸，需要截肢，将刘少奇与王光美骗到了医院。

刘少奇夫妇看到埋伏已久的红卫兵和被当成人质的两个孩子，当即明白了这是个阴谋，为了保护刘少奇，王光美被造反派扣押了。

造反派打算将王光美押往清华大学开批斗会，刘少奇听说后，气得地吼道：“派出工作组是中央的决定，如果我有错误，我自己去承担，要批斗要检查我都可以，为什么要家人代我受过？”

周总理接到消息后立即出面调停，王光美才被释放。

这种诓骗的下流手段，造反派不以为耻，带头的蒯大富骄傲地称：为革命造谣也是光荣的。

江青还授意各大报纸大肆宣扬此事，还洋洋得意地称之为“智擒王光美”。

江青、康生伙同蒯大富等人，向中央施压，他们威胁周总理“王光美不去做检查，学生就要揪”。

周总理顶不住上面压力，只能同意，他再三和中央文革强调：王光美可以做检查，但坚决不能武斗、不能人身攻击、不能做喷气式（带有羞辱意味的体罚）。可惜江青一伙表明答应，实际上根本没把周总理的要求当回事。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30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批斗会开始前，造反派来刘少奇办公室，传达上面命令，要求王光美还原出访印尼时的穿戴去做检查。

王光美坚持不穿，她质问造反派：“要我去做检查，我就穿搞运动的衣服，为什么要穿出访时的衣服？”

造反派说，这是康生的意思，因为王光美出访时，不听江青的意见，穿戴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搞资产阶级复辟。

王光美与造反派争吵了很久，最后还是被造反派强行套上旗袍，戴上宽檐大帽，押着去了会场。造反派还将乒乓球穿了一串，每个球上都画了大红叉，挂在王光美脖子上，因为王光美出访时带了一串珍珠项链。

众目睽睽之下，红卫兵们对王光美拳打脚踢，毫无底线地谩骂羞辱。

那次批斗会后，王光美受了很大刺激，她对丈夫说：“他们批斗我，还拉着彭真、陆定一这些老同志来陪斗，打人骂人侮辱人，无所不用，这哪是政治斗争，这是侮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啊！”

王光美受辱，刘少奇心情更加沉重，终日心事重重，有时也会躁动不安。

他曾义愤填膺地对妻子孩子们说：“为什么我犯错误，要让人家那么多干部代我受过，这都是谁批准的？……中央文革的人就一贯正确吗？”

“我从没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是他们……”

“有人想逼我自杀，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我真自杀了他们就更得意了。我死后，你们就把我的骨灰撒进大海，大海连着五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志逝世。

最后的日子里，他的身心都饱受迫害，可即便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时，他都没有放弃求生、放弃斗争，他想亲眼见证拨乱反正的时刻，他想看着新中国回到正轨，他想活着看到国泰民安，可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少奇被平反，按照他的遗嘱，骨灰洒向了大海，相信少奇同志看到痊愈后的新中国已经腾飞，看到这盛世如你所愿，可以放心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