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一个人出门流浪；14岁爱上当木匠；32岁成为响誉全国的画家；50岁学着考驾照；70岁跑去意大利游学写生；80岁给《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93岁还开着一辆红色法拉利去飙车……

“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黄永玉先生的子女今日敬告：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O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先生，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

木刻、绘画、文学，黄永玉样样精通。写起诗歌和小说来，更是充满智慧和幽默。黄永玉的一生诠释着“传奇”二字。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十多岁时离开老家，来到福建的集美中学读初中，14岁，他开始发表作品；23岁，成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28岁，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32岁，创作出中国版画经典之作《阿诗玛》；56岁，创作中国生肖邮票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

黄永玉用双脚丈量世界，一路从湘西走到了欧洲。

黄永玉留下众多经典语录——

“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

站在太阳下的坦荡

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不欣赏自己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就往前走”

“我这个老头子

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

凭自己的兴趣读书”

“多看书，才真是厉害”

黄永玉在遗嘱中说：“不取回骨灰，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此前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这个意愿——

“对死我是一点也不畏惧”

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你必定是爱上他了。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我们心底“不信任”的基础太深了，辜负了太多的好意。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一般说，如果感动了我，我一辈子也记得住。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真挚比技巧重要，所以鸟总比人唱得好。

——黄永玉

孩子跌到，只要不流血受伤，都要让他自己爬起来，有些人家孩子一绊交，回头看看父母才决定哭不哭，这是上天给他的狡猾，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上当，拖累了自己，也害了子女终身。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

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

——黄永玉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我的经验是，碰到任何困难都要赶快往前走，不要欣赏那个让你摔倒的那个坑。

——黄永玉

奇怪的性格产生于奇怪的遭遇。套一句托尔斯泰的名言，改之为：“正常的性格都一样，奇怪的性格各有各的奇怪。”

——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时光悠忽，几乎喝一声“疾”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另一回事。尤其不愤的是大伙儿的时光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躺在地上过日子，贴着土地过日子，有个好处就是，摔也摔不到哪儿去。

——黄永玉

你晓不晓得，人生天地间，自己喜欢自己追求的东西往往是自己的冤家？胶漆临头，蚂蝗缠身，一辈子摆脱不掉。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 朱雀城》

要相信、要承认有一种使战斗者“孤独”的幽灵朝夕窥视的可怕力量。它渗透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人，任何性质的感情中。战胜孤独，比战胜离别艰难。伟大如薄伽丘也怕。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家猪遇野猪于山林，颇羡其隐逸境界，诉与人相处苦况，且云不日将重返林莽，觅回自由。野猪笑曰：人若不将尔喂饱，绝无气力说此清高话也！

——黄永玉《芥末居杂记》

《人活着总要对得起三顿饭》

文 / 黄永玉

人活着总要对得起这三顿饭，而我只会画画和写点东西。

对我来说，写东西是比较快活的，快活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我的每一张画都是带着遗憾完成的，画完一张画，发现问题了，告诉自己下张要注意，但到了下张画，又有其他遗憾，所以画画是一辈子在遗憾的过程。

常有人说我画风多变，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画风自然不会有太多约束，就如我常讲的，我没有吃过正餐，都是地上捡一点吃一点，东南西北到处跑到处捡，就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形式，也可以叫做风格。

但我对文学是比较认真的，我写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有时一小段话往往要改好几遍。因为我胆子小，这里的前辈很多，不能不小心。过去，我很害怕沈从文先生，他看我的文章一定要改很多，改的甚至比我写的还多。“文革”的时候我帮他烧书烧稿子，里面有很多丁玲的文字，我发现他改的比丁玲写的还多。

表叔沈从文是个很规矩的老实人，一辈子朴素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像我，我是盐，他是棉花，如果历史是雨的话，他将越来越重，而我将越来越轻。我是经不起历史淋浴的，因为我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

我创作的源泉源于复杂的生活，这里头有痛苦，有凄凉。快乐不是我的追求，复杂的生活经历才是。快乐是为人生找一个出路，一种观点，一种看法。人生应该谅解、应该快乐。

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要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的传记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

我也写传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已经完成了第一卷，正在写第二卷。有人问我，这部小说还要写多久。我希望我能自己写完，这可能是一个悲剧，也可能是一个喜剧。

一个人到90岁了还在写12岁的故事，而且还有这么漫长的时要写，恐怕是个悲剧，恐怕写不完。不过，我会坚持写到最后一口气。

有时候，真希望可以放一天假，安心地出去玩一玩。我玩的时间真的很少，因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催稿，看来100岁之前是没机会了。

每天上午，趁着脑袋还清楚，我就写写东西，下午，就画画。三四点钟，好朋友就来了，大家一起聊聊天，看看电视。我只和聊得来的人玩，不喜欢的，我都不会和他说话。周末，会有固定的朋友来家里和我一起看《非诚勿扰》，看完了听听音乐，逗逗狗。

我养了很多狗，其中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这个名字并不重要，但是对于民主科学的态度，我是有看法的。民主科学是五四时代提出来的口号，今天来看，所有进程中发生的问题，就是个科学问题，民主只是某一个阶段的一种政策的表现形式而已。

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手指头从来没有碰过电脑，也不懂得里面的关系。有人问我电器方面你懂得什么？我说手电筒，除了手电筒，别的都是外行。我唯一的一个手机，也是有钱的人送给我的，听说很贵，但我不会用，也懒得用，基本上是家人打电话找我，我不会打电话给别人。

哎，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文 / 黄永玉

几十年前，南京还是“首都”的时候，有两句开玩笑的话，“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形容那时候在京城里，少将、中将是值不得几个钱的。这几年国内又有了新的好玩的活，“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了，说的也是实在的情形。

“大师”、“教授”这种称呼，原不是可以随便安在头上的；就好像不可以随便取下一样，既要有内涵，还要具备相当长的、够格的资历。

随便称人做“大师”的人，往往都是“好心的外行”朋友，并不太明白“大师”的实际分量。

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正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样子，也不忍心拂他们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刹那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千……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淡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那些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人称为“大师”，他们安之若素的时候，我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已经达到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

若果有人称赞我：“这老家伙挺勤奋。”倒还是当得起的。

在翡冷翠，我几乎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背着画箱，十分逍遥。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日子都是好过的！

在香港，出发前我有个打算，这次上意大利，要画一些非常有个人性格、泼辣的东西出来。……及至到了翡冷翠，临阵前夕，面对风景建筑都呆如木鸡。

千余年来意大利大师们的宏图伟构罗列眼前，老老实实膜拜临摹尚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

那真是一张又一张的惶恐，一幅又一幅的战栗。慌乱、自作解脱，被伟大的前人牵着鼻子跑，连挣扎也谈人上。眼看着达到二十多幅的数目，有如走进森林，天色迟暮，归期紧迫，却没能找到愿望的灵泉。

我只是明白一点，六十七岁的暮年，除了艺术劳动“背水一战”的快乐之外，时光已经无多。世界那么灿烂，千百年来艺术上有那么精彩的发明，够感谢苍天的了！

意大利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在奇妙的文化艺术里泡大的，随口就能来上段艺术评论，哼两声歌剧折子。他们不但“懂”，而且“尊重”。

我对—位意大利朋友说：“你们意大利人不装模作样；随随便便，自自然然！”

“当然！当然！”他说，“要装模作样有的是地方。到歌剧院台上去，或者上那儿去（指大理石像雕刻的石座）。有的是地方！”

这土地和这风俗太适合我的口味了。

不假客套和不粗俗的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其实也相去不远。

我在市中心米切莱小教堂对面的但丁学会门口人行道上写生。这座小教堂里里外外精致得像一具鲜活的钟表。第—次见到它我几乎“吓”呆了，那么美，那么庄重！

来往的行人怜悯地从我身边走过，有的就干脆站在我后面嘀咕。画布平摊在石头地板上，我则像告地状一样趴在画布上头勾稿。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时，画幅接近完成的时候，扫地的大汽车来了！

小教堂外和但丁学会之间是—块不能算广场的石头大街，闹中取静。“穿堂风”令人舒服清爽。大汽车一边洒水—边扫地绕圈，每次经过我的范围，都把洒水的龙头停下来，给我留下一小块深情的干地。

彼此都没有打招呼。

洒扫工作完了，他们把大车停公小教堂远处，然后向我走来。

四个人，三男一女。年纪最大的五十多岁，女的长得好看，都穿着衫连裤的灰色工作衣。

他们静静地看我收拾最后的那几块颜色。嗡里嗡咙了一阵。五十几岁那个微胖的清洁工拍拍我的肩，打着手势。指指我的画，又指指自己，再做着数钞票的动作，推向我胸脯这边来：

“ Money！You！Money！You！”

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的回答——

“ No，no！”摇摇手，然后双手仿佛托着这幅画往右边上空晃了一晃，“ Hongkong！Hongkong！”对着他微笑……

看起来，我跟我对手的英文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了；倒是一说就通，感情得到明晰的传达。

“ Coffee！Coffee！”他们指一指咖啡馆。

“ Thank you！”我指一指画，摇摇手，点头，微笑。

你看：又通了！

他们喜欢我的画，我高兴的不只这一点——在威尼斯、西亚那、圣其米里亚诺，在菲埃索里山、米开朗基罗广场，都有人问我卖不卖这些写生——尤其是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码头的三个持枪的宪兵有过类似的要求——我高兴有这种融洽的空气。

我的晚年在这里度过是合适的，大家的脾性都差不多。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家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在意大利！

(本文摘自黄永玉 1999 年出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