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封建体制中，丞相和宰相因为仅有一字之差而经常被人弄混。实际上，二者在权力和智能上有着天壤之别。

宰相”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早期，“宰”和“相”并不相连。

宰相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宰”，本意就是宰杀的意思，随后演变成为主宰，表示有很高的权力。宰相辅助君主处理日常事务，手中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地位也非常高。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设立了“相”这一职务，历史上名留青史的相国有很多。相在政治上不可或缺，拥有很高的威望，能够辅佐君主进行治国、夺天下，是君主倚仗的能人。

相较之下，丞相的出现较晚，它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创制，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成为正式的官职名称。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是“百官之首”。在秦国，丞相与相邦同时存在，前者负责具体事务，后者更偏重礼仪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制度得以全面推广。

丞相作为一个具体的官职，它的职能明确，主要任务就是辅佐君处理日常政务，同时也可以考核官员、监察百官。这也就导致有时候丞相的权力过高，百官们在丞相的压制下，渐渐成为了丞相的“自己人”。

例如在汉朝，丞相的权力几乎与皇帝并驾齐驱，成为实际的政权核心。汉初的萧何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在国家建立初期起到了关键的稳定作用，还凭借自己的眼光举荐了韩信这样的重要将领。丞相萧何在行政和军事上都有重大贡献，为刘邦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皇权加强，丞相的权力开始被逐步削弱。汉武帝设立内朝制度，通过建立中书省、尚书省等机构，将丞相的部分职权分散出去。这种权力的分割，直接减少了丞相对国家事务的控制，也减少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与此同时，宰相的角色则更为灵活。宰相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职，而是对多种高位权臣的统称，它涵盖了各种在不同时代被赋予巨大权力的官职。例如在唐朝，宰相这一称谓指的是参与国政的高级官员，如中书令、侍中等，他们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主要在政务审议和决策上发挥作用。

宰相在唐代的权力并不如丞相那般集中，他们有权利，但也被限制，想要蒙蔽圣听，只手遮天还有点难度。宰相拥有议政权，但在制度上被限制在较为具体的领域内，未能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

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更是瓜分了丞相的权力。丞相职务被分配给这三省的高官，形成了多头治理的局面。三省之间相互制约，这不仅防止了权臣专政，也使得国家的决策流程更加规范化。这种分权制约的设计，实际上是对汉朝以来丞相权力过大的回应，避免丞相权力集中过于威胁皇权。

三省六部制虽然在唐宋时期延续发展，但并未彻底解决宰相权力过大的问题。宋朝之后，宰相的职权逐渐转化为文职性质，强调文治而非武功。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标志着丞相在中国封建体制中的终结。胡惟庸是明朝的最后一位丞相，他权势极盛，朱元璋意识到丞相制度对于皇权的威胁，在清洗了胡惟庸和他的党羽后，废除了丞相职位。

明朝以后，六部尚书各自掌管一方，再无一人能集权过大。内阁制度虽然取代了部分丞相职能，但其职权较为分散，首辅虽然地位高，但决策最终仍需皇帝批准。

这保证了皇帝的绝对权威，也终结了丞相制度数百年来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康熙时期的四位辅政大臣，其中只有两人得以善终，另外两人则因权力过大而遭清算。清朝后期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拥有巨大权势的官员，他们在实质上也是“宰相”，但他们的权力始终依附于皇权，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权力。

宰相和丞相虽然字面上仅一字之差，但它们的职能和地位有着巨大的差异。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封建制度下君王为了巩固江山社稷而形成的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角色，史海钩沉，落后的、腐朽的制度终将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