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节，重庆市荣昌县公安局民警何勇在山西河曲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解救”了一名被拐卖的妇女。

何勇找到她时，她正躺在肮脏破烂的床上，蓬头垢面，满身虱子。因为长期被虐打，严重偏瘫，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随后，她对着民警口齿不清地又哭又喊：“你们终于来抓我了啊！昨晚还梦见你们来抓我呢，现在好了，可以回家了。”

这名妇女就是重庆“8·17”特大拐卖人口案的主犯彭洪菊，在逃12年。

从1986年到1992年间，先后共有85名妇女、儿童、婴儿惨遭她毒手。

她被何勇找到，与其说是“解救”，不如说是抓捕归案。

那么，一个人贩子又怎么会变成了被拐卖的人呢？她在逃亡的路上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在1986年，在计划生育政策下，许多家庭因重男轻女观念而选择遗弃女婴，以避免超生罚款，这为人口贩卖者提供了“市场”。

彭洪菊和陈定旗夫妇被高额利润所吸引，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起初，他们主要依赖于那些希望摆脱女婴的家庭，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婴儿，再以高价卖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资源”变得稀缺，夫妇俩开始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直接对妇女和儿童进行诱拐。

然而，恶有恶报，1992年，彭洪菊在生下第三个女儿后，前往河南寻找买家。

与此同时，陈定旗在重庆诱拐了一名五岁男孩，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重庆警方的深入调查，最终将这起案件与之前多起人口贩卖案联系起来，锁定了陈定旗。

在被捕后，陈定旗很快交代了他们夫妇多年来拐卖超过八十名妇女儿童的罪行。

随着调查的深入，与陈定旗夫妇共谋的几位亲戚也相继落网。

然而，前往河南的彭洪菊却侥幸逃脱了警方的追捕。

后来，多年以来，何勇始终未曾放弃对彭洪菊的追踪与调查。

遗憾的是，除了初期有消息透露彭洪菊可能出现在内蒙古包头，之后她仿佛人间蒸发，踪迹全无。

2003年6月，一通神秘来电打破了僵局，令何勇激动不已。

11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了彭洪菊的线索。

次日，何勇与线人会面，为了保护线人的安全，警方未透露任何关于线人的信息。

线人透露，彭洪菊已改名为黄世英，现居于山西省河曲县前川乡夺印村，为一位姓赵的放羊老人的妻子。

后来，在当地一名乡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行人于傍晚时分找到了彭洪菊的住所。

开门后，何勇看到一位老年妇女正躺在炕上观看四川台的电视节目。

当妇女得知何勇等人身份时，先是眼神一亮，随即流露出惊恐不安，用山西方言询问：“你们找谁？”

何勇询问她的名字，彭洪菊自称黄世英，何勇当即揭露她的真名，并提及她的丈夫陈定旗因人口贩卖被处决的事实。

面对这一事实，彭洪菊情绪崩溃，哭诉道：“请把我抓回去吧，我已经等你们11年了！”

就在此时，几名壮汉怒气冲冲地闯入，将她带走。

离开村庄后，彭洪菊向何勇等人表达了感激之情，称终于得以离开这个令她难以忍受的地方。

那么，这位曾拆散85个家庭的女魔头，又是如何沦落至此的呢？

在归途中，彭洪菊向何勇等人讲述了她逃亡后的生活经历。

从内蒙古逃出来之后，彭洪菊开始在各地辗转，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让彭洪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前的防备心早已“离家出走”。

渐渐地，彭洪菊开始对他十分信任和依赖。

对方说在山西有一个赚钱的好方法，问彭洪菊愿不愿意跟他走。彭洪菊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就这样，二人一起来到了河曲县的夺印村，当看到漫山遍野的荒芜和残破的窑洞时，彭洪菊才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这场面似曾相识，只不过被拐卖的妇女变成了她自己。

最终，男子以3500元的价格将彭洪菊卖给了前文提到的老光棍赵荣秀，并在那里一困就是11年之久。

11年来，她每天都在被殴打，仅洗过三次澡，且身患脑血栓、胆结石，因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整日只能坐在床上看电视。

这11年里，彭洪菊其实也想过警察会不会来抓她，警察来了，彭洪菊就“解脱”了。

但彭洪菊也明白，警察来了，以她从前造的那些孽，那她离死也不远了。

因此，彭洪菊既期盼警察找到她，又期盼警察找不到她。

2004年8月，法庭对彭洪菊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

面对警方罗列的证据和证词，彭洪菊最终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被法院判处死刑。

一个彭洪菊消失了，还有成百上千个“彭洪菊”正隐藏在暗处。

他们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给无数家庭带来极大的伤害，但因果循环，他们迟早会遭到应有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