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会盟是中国奴隶社会衰落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奴隶制遭破坏、大国争霸、礼乐废坏的社会现实。

首先，伴随着西周的灭亡，平王的东迁，历史进入到春秋之际，此时的周王室权威衰微，礼崩乐坏，周王室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统治，诸侯已发展到能 “间王政”的地步。各诸侯国地方经济不断发展，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各诸侯国地位不断提高，独立性加强，使得各个诸侯国家已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而存在。

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原先的土地国有制瓦解，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方面壮大了各地的地方势力，导致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另一方面又猛烈地冲击着已经开始松散的血缘关系，而这些方面的变化为后期走向新的统一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随着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诸如齐、 晋、秦、楚等陆续兼并弱小国家，先后取得称霸一方的霸主地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王室大权每况愈下，强大的诸侯基本无视衰弱的王室，其直辖地区方圆仅五、六百里，昔日天下“共主”已经是徒有虚名，对诸侯之间日益频繁的战争无能为力，因此只能借昔日的盛名进行会盟的活动，共同订立盟约以约束诸侯。

而诸侯国之间，由于都要向外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又要抵制别国的发展， 弱国乞盟以求大国的保护，大国强迫小国入盟以便驱使。同时，在各诸侯国的内部，虽然有时卿大夫专横跋扈，但谁也没有力量冲破周礼的束缚，而且都要尊崇名义上的周天子，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不得不通过会盟活动来进行政治结盟，以维持力量的平衡。

其次，随着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不断进行，使得诚信观念的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争霸战争中，一般都会通过会盟的方式形成以争霸者为核心，形成的不同的诸侯集团， 在这种集团中，主、从国的相互关系虽然不平等，但是双方基本都会受实际利益的制约。而盟约，就是对二者权利、义务的约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在争霸战争的长期相对均势下，列国间有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同盟集团，而对盟约的信守，常常是稳定同盟集团的至为重要的条件，这时诚信在列国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左传》就记载子贡说: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 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

当时的盟被看成是巩固信观念的手段，也就是参盟者首先要诚信，然后用玉帛向祖先神灵献纳，用盟辞相约束，最后用祖先神灵来监督，惩罚不信者。

春秋时期诚信道德是一项公共道德，适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包括人神关系、人与宗国、宗主的关 系，为使人们守信，提高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信度，才订立盟约。因此会盟便频频发生。

最后，春秋时期，礼制受到破坏，嫡长子继承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破坏， 公室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愈演愈烈。面对这些问题， 各国统治者也会通过会盟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概括起来，对春秋会盟而言，首先，它是诸侯势力兴起，社会矛盾冲突频繁且加剧的一种反映，其次，它也是王权衰微， 礼制破坏，等级制度被逾越的一种放映。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当时尚未形成有效的成文法，而固有的礼制又遭到破坏，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方式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而当时情况下，通过会盟这种方式，对变化中的社会作出一种新的秩序规定或缔结一种新行为规范，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会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肇始于原始社会，直至西周时才逐步典章化、制度化。周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彼时周室衰微，王命不行， 诸侯兼并，列国内乱，戎狄横行，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周天子已无力主持会盟，代之而起的是各诸侯大国“代王命而讨不庭”的局面。

综观春秋时期的会盟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成为春秋时期处理列国之间与各国内部政治事务的一种主要手段，会盟次数多类型复杂

春秋时期，会盟次数多，仅《春秋》所载的242年间，明见于经、传的会盟就有二百多次。鲁桓公十一至十二年，经、传载会盟达九次之多，仅鲁国因为宋故就有四会二盟；鲁僖公二十八年，经、传载五盟一会，晋与郑即有三盟一会；鲁成公三年十一月丙午鲁与晋盟，丁未又与卫盟，两天之中结盟次.......。以至于后人在总结春秋形势特点时说“侵伐盟会，无时无之”。

同时，其类型复杂，盟会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

1、通过会盟组成各种大小不同的列国集团

2、列国首脑们决断战事和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列国的争霸与称霸3、主盟国组织或扩大本集团的阵营

3、盟主分派各诸侯国贡赋；

4、谋王室之难、救助盟国、干涉盟国内政、修整列国之间的关系等等

......

就盟者的身份而言，可分为：

1、天子与诸侯会会盟

2、盟诸侯之间的自相会盟

3、诸侯与卿大夫会盟

4、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会盟

......

(二)、突破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防线

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周人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严夷夏之防”。虽然蛮夷戎狄之国可以与诸夏共同宾服于周天子，但他们在制度上是不同于诸夏的。而朝聘会盟制度就是二者在制度上的重要区别之一，《孟子·告子下》说:

“夫貂， 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飨，无百官有司”。

孟子此言，以貂为例，说明四夷与中国的区别，他指出貂在经济上、文化礼俗上及政治制度上都不同于中国，其中“无诸侯币帛饔飨”，就是说没有朝使聘享之礼，此外《》夷狄的风俗习惯与华夏族不同，他们有的“披发文身”，有的“雕题交趾”，有的“羽毛穴居”等等。“与华夏族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差别。

由于这种区别，四夷一般不参与中国的朝会聘享活动。诸夏的会盟一般也不接纳戎狄。 如《史记》记载说：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犹遇之”。

在中原诸国眼中，地处西垂的秦国属于夷狄，因而不接纳它。四夷纵或参与中原的会盟，一般也不会被正式列于会。如《国语》载：

“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楚，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

由于楚国是夷狄，虽得参与盟会，但只能奔走执役而不得正式与诸侯结盟行礼。

而春秋以降，夷狄势力空前强大。《公羊传》载到:

“南夷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若线”

这说明错杂于中原的夷狄不仅参与诸夏诸侯的会盟，而且有些还开始模仿中原的礼俗行礼。尤其是居于当时南面荆楚大地上的楚国以自身实力赢得盟主地位后，使得夷夏之防更加迅速消失。

于是，某些诸侯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夷狄结盟。比如，鲁国为了寻求外援与戎会于潜，盟于唐；又比如晋悼公使魏降盟诸戎，采取优抚政策，从而达到柔远怀迩的目的。

再者，原先被西周王朝视为夷狄的国家，诸如楚、吴、越等国，也都以自身实力入盟中原。比如，楚国称霸后，就主持过 “辰陵之盟”，而这也是首次由夷狄主持的会盟活动。以后的“蜀之盟”、“宋之盟”、“虢之盟”。等皆由楚国主持。随后吴、越相继称霸，也多次主持中原会盟。总之这一时期的会盟，不仅仅再局限于华夏诸国。

(三)、部分会盟已丧失了诚信观念

会盟，是人们以订立约定的形式来约束所有参与者“约定将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修好结信。而在这一时期，虽然传统的尊礼尚信思想仍有影响，人们也都认为盟不可背，“背盟不祥”，最终必将导致神人共怒，但是这一时期的会盟的各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使得一些盟会的举行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已经抛弃了会盟中的最初的本义——信义性。

会盟中出现了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事情也比比皆是。这是在史籍中都有记载。《左传》载楚使说：

‘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

又载：

“(郑)子良日:‘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 楚无信，我焉得有信?⋯楚将子反更明言:“敌利则进，何盟之有?”。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这也正好说明了这一时期某些会盟已经失去了诚信观念。

又如，部分会盟中还出现行以贿赂的方式。比如：鲁宣公元年，"晋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因受贿赂而放弃原计划；有时候时出现了用武力逼盟甚至执、杀使者。如春秋末年，卫国内乱的时候，史籍就载到：

“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与五人介，舆狠从之，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

会盟时竟把孔悝威逼到厕所里，强迫进行与盟。这足以窥探出部分会盟诚信观念的丧失。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在奴隶制度日益衰落时期时候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也开启了强者为右、尔虞我诈等战国风气的先河。

纵观整个春秋时代会盟的发展影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的，即：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

（一）、政治上

会盟是实行霸主政治的手段。西周时，天子是有无限权威的，那是所实行或者倡导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通过册封一些方伯，代表自己坐镇一方，进行统治。而进入春秋之际，随着王权的衰落，改变了原先的那种礼制，而是出现了与之相反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现了霸主政治。

1、壮大自身的力量，确立公认的霸主地位。

春秋时期，大凡每一次重大的争霸战争结束后，取得军事胜利的诸侯往往都要进行会盟活动，通过这个传统的礼制形式，充分利用旧有的观念和习惯，把自己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从而确立公认的霸主地位。历史上著名的“昭陵之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左传》记载鲁信公四年，齐桓公利用“存邢救卫”之举，在中原各诸侯中树立了声望后，便以“苞茅不供”、“召王南征不复”为借口，率联军伐楚，彼时的楚国由于慑于齐军的威势，派屈完到军前谈判，最终以“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的外交辞令遮掩一下面子，表示了对齐的屈服。于是，齐桓公就召集诸侯在昭陵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会盟活动。也就是通过这次会盟活动，使得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得到了承认。也使得这个霸主地位更进一步合法化。

2、霸主利用会盟推行霸政

春秋时，由于连年的战争，使得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百姓，普遍都存有反战愿望和重视会盟的心理。且在会盟中，霸主取得的利益往往比用武力取得的还要多，因而，会盟往往也成为霸主常用的推行霸政的手段之一。

霸主通过会盟活动可以解决联盟内部的、诸侯国内部的诸如纠纷、保护同盟小国、处置贰逆之国等等。《左传》记载：“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这里所谓“不协”即是有纠纷。也就是联盟个成员国之间的纠纷。

除了上面的可以解决联盟成员之间的纠纷外，通过会盟活动也可以解决一国之内的纠纷。例如，卫侯与大臣元咺就杀卫侯弟弟叔武之事争讼，最后由晋国进行裁决，结果“卫侯不胜”，被抓起来押送到京师.....。

3、维持各国内部旧的奴隶制统治

春秋时，中国奴隶社会走向衰落。这在各诸侯国内部都有明显的的反映，尤其是先前西周所确立的那种嫡长子继承制的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破坏，公室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愈演愈烈。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各国统治阶级就会通过会盟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例如当时的郑武姜欲立叔段、宋宣公舍子与夷而立弟穆公、穆公舍其子公子冯而立兄子殇公等，都反映出嫡长子继承制面临着挑战。

再者，随着各国大族兴起。对公室亦然也构成威胁，所以，公室对大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血腥的斗争，而面对公室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愈演愈烈的斗争，因而不得不经常结盟，以此来稳定内部的统治。

（二）、经济上

《左传》记载：“ ......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 孔颖达解释道：“盟主会合诸侯，限艺贡赋之事，使贡赋有常，是为礼也。”这也就是说，春秋会盟时，霸主常用会盟来制定贡赋制度。

当时，弱小国家对王室、霸主、大国皆有贡赋。比如管仲责楚不向周室纳贡；子产相郑伯去晋国朝聘时所携贡币等，所以，各个大国都争着将小国当作自己的附庸。因为这样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很大的好处。此外，列国还通过会盟制定经济盟约。

春秋时期，列国各自为政，形成了一个个的王国。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从方国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如在水利上“以邻为壑”的事件常常发生。但是这种各行其事的方法对各国都不利。针对这种状况，“葵丘盟辞”规定“无曲防”；“阳谷约文”规定“无障谷”；“毫之盟”规定“无壅利”等等，一再强调各国要协调行动，不能因专水利而阻断山谷。而这些规定对某一个区域内的农业生产和其它等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上

会盟在军事上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会盟对战争的影响上。

春秋时，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争霸战争连绵不断。据统计，仅《春秋》所记载的242年间，晋、楚交兵就到17次，秦、晋交兵18次，秦、郑交兵49次。尤其是郑、宋等弱国受害尤烈。郑遭兵灾72次，宋遭兵灾46次......。而这些战争往往又与会盟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春秋时所特有的一种局面——战争与会盟同步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春秋几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会盟史”。

其实会盟与战争都是政治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会盟是一种和平形式，战争则是一种暴力形式。列国间通过会盟可以使彼此的嫌隙得到解怨、修好，从而减少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为冲突的双方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从而推迟甚至避免战争。

鲁僖公四年的召陵之盟就避免了齐、楚两国的直接战争。特别是历史上那两次著名的“弭兵”大会，更是缓和了当时剑拔弩张的列国局势，使战争得以短时期地避免，从而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时间。

虽然说会盟是战争的暂时终结，交战双方以结盟的方式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是，会盟又常是新的战争爆发的间接诱因。

比如，由会盟而结成的联盟往往是具有进攻性质的军事集团，而不同的联盟之间，由于根本利益的冲突，往往会存在着爆发战争的潜在可能性。再则，会盟通常也改变了不同联盟的实力对比。而联盟的实力一改变，就直接破坏了联盟与联盟间暂时的平衡与稳定，使爆发战争的潜在可能性大大增大。有时，会盟带有炫耀武力、威慑对手的性质。一旦时机成熟，这便成为爆发战争的导火线。

春秋由于会盟与战争的交替进行，这也使得中国的奴隶社会一步步衰落，最终走向它的大转折时期——战国。

（四）、文化上

春秋时，会盟可以使中原列国以至于华夏与夷狄进行礼俗交流。《左传》记载黄父之会时，就有赵简子曾问郑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又《谷梁传》载：

“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

这是华夏集团与夷狄交流礼仪、习俗的一个例证。华夷礼俗的互相交流，使得春秋时出现了一些华夏国家会盟采用夷礼的事。而夷狄与华夏礼俗的交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此外，会盟时使节也常赋诗，或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或用来交涉事务。这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

最后要说的是：

春秋会盟是春秋时期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涉及面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会盟的初衷是为了协同诸侯，然而春秋时期频繁的会盟本身也是包括周王室在内的各国信用沦丧的产物。尤其是春秋中后期，不仅盟会的召集人由周天子下降到了诸侯大夫，盟会的参与者也从单纯的贵族扩大至士、庶人、家臣等个体，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也塑造者崭新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