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为了我们可能发现一只犀牛被盗猎，动用了多少人力资源、小型飞机；每一天用于保育犀牛的花费都是上万美金，到底保育犀牛有多重要？

对于自然，犀牛属大食量的草食性动物，对植物生态有重要的修剪和施肥作用，对其他动物来说也是平衡环境。一只犀牛平均需要两平方公里的范围生活，保护犀牛，代表同时保护整个生态环境。

对当地人来说，犀牛是非洲五霸之一，能吸引大量游客，保育犀牛也是保障当地人的旅游就业和发展。现在因盗猎猖獗，野生犀牛只集中在保育区或国家公园，经济状况较一般的的私人农场或保育区，负担不起昂贵的反盗猎保安费，只能把犀牛卖掉，以免造成自己或犀牛的伤亡。欠缺广阔的生活环境，会让犀牛近亲繁殖、削弱基因差异；所以保育专家也常烦恼要把犀牛搬迁到不同的地区。

我以前没想过，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犯罪，武器和走私，其中走私包括人口贩子和野生动物。国际警察、国外记者都多次调查，犀牛角和象牙走私，都跟牵涉人口贩卖的国际犯罪集团，甚至恐怖活动有关。

以犀牛角和象牙走私的规模和路线之庞大，需要的人力、眼线、财力都是难以想象。美国国际保育核心基金会（ICCF）调查，索马利亚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Al-Shabab）在肯亚透过象牙走私，收益庞大，足以支援组织四成武装活动的开销。

美国政府也曾经发出一百万美金的悬赏，追查寮国、越南、泰国的犯罪集团，相信和全球野生动物盗猎和走私有关，他们出口到越南及中国，也有亚洲游客直接到寮国购买。

食物链中的低层走私者，用尽各种方法经由空运走私，把犀牛角以铝箔纸包装、以牙膏和洗发精去除味道、或用蜡封，藏在各种货品之中，以迂迥的飞行路线由非洲带入亚洲，混淆执法人员的视线。犀牛保育组织估计，在2010至2017年，全球共充公了约五吨，约两千一百五十只犀牛角；但对比起总盗猎量，约值三十七吨以上的犀牛角，充公数量只是冰山一角，证明还有很多已被贩卖或藏起来。

所以保护犀牛免于被盗猎，不止因为犀牛濒危，也是向不法分子宣示，不容他们无法无天。2018年初，警方抓到其中一名泰国走私头目，他可能面对的刑责只是四至十年监禁、十万的罚款，对比千千万万被杀的野生动物、护林员的死亡，这惩罚根本不算什么。

我其实不敢相信世界会变得愈来愈好；2017年，一名南非人在犀牛保育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引起极大争议：把犀牛像牛一般饲养，让犀牛角安全切下来卖，可持续发展，就可以救回犀牛了！

根据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在国际上不允许犀牛角贩卖，但在单一国家就没有约束力。南非本来禁止贩卖犀角，但2017年，两名犀牛养殖者包括约翰・休姆（John Hume），以政府的法律程序错误为由提出上诉，政府终于下令，准许南非国内合法贩卖犀牛角。

这一道法令，让很多犀牛保育者包括克雷格都深受打击，觉得这场仗更难打了。但休姆的想法，也不无道理不是吗？犀牛角之所以昂贵及吸引不法分子，正是因为稀有。那把大量犀牛角推出市面，让价格下降，减低犯罪者利润，不也就能使他们收手了吗？先不说把犀牛当成牛来养是否可行，概念乍听之下还挺有道理的。

休姆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犀牛的私人业者，高达一千五百只，他提出每二十个月就把犀牛麻醉、安全切角，生产合法又不伤害犀牛的犀牛角（但别忘记麻醉药对犀牛的生命有一定风险）。他强调自己花费大量金钱做防盗猎，养犀牛、兽医费等，已经囤了五吨犀牛角，如果再不卖犀牛角，他破产后这些犀牛就没人保护了；合法贩卖犀牛角，只一心想救濒危的犀牛，完全不为赚钱。问题之一在法令只允许犀牛角让本地居民在南非合法贩卖，国际法律也严禁携带犀牛角出国，但主要的需求都在越南和中国。

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有心人士在南非囤货，等待国际贩卖合法的一天；二是直接走私到亚洲。无论如何，也都只帮犯罪集团赚更多钱；又或者说，有人的底细也不见得那么单纯。休姆在2017年八月设立了犀牛角拍卖网站，三天内一次拍卖了两百六十四支犀牛角，网页有英文、越南文、简体中文，目标买家是谁，一目了然。即使南非政府表示会严密监控合法犀牛角买家，以及犀牛角的去向，但根本没有相关机制；休姆也曾说过，犀牛角卖给谁都可以，他不在乎。

最重要的是，这么做犀牛角的价格真的会低到犯罪集团无利益可图，而不再盗猎吗？克雷格否定这假设：一来释出的犀牛角的数量根本达不到大幅压低价格的程度，二来反而会增加需求。

他解释犀牛角的高价，代表在越南只有最富裕的1%人口有能力购买；但价格略低后，变成最富裕的5%能负担，变相打开更大的市场，整体利润对犯罪集团反而增加，盗猎情况恐怕只会更糟。克雷格不禁叹息，现在犀牛的数量，根本不堪人类的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