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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一位干部开会却无故迟到，毛主席对他说：我们都在等你。

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带领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苏联，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随行秘书陈伯达便挨了一顿批。

陈伯达是毛主席亲自随行的秘书，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但在访苏期间，他却不止一次被毛主席批评。

他到底做了什么引得毛主席大怒？这样一个频频犯错的人是怎样当上毛主席秘书的，他之后的政治生涯又会如何？

想必大家都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苏联为我国提供的援助十分多，如抗战时期，苏联为我军提供了数百架飞机、经费和贷款。

此外，苏联还派来了不少军官，在培训我军士兵的同时，还随他们一起冲锋陷阵。

对于如此重要的盟友，毛主席也是相当重视。1949年12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生日之际，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正处繁忙，却顾不上休息，尽快把访苏的事务提上了日程。

此行访苏，毛主席带领的使团都是自己得力的助手，比如自己的亲随秘书陈伯达。

陈伯达做毛主席秘书已经有十年之余，并且之前有过到苏联学习的经历，精通俄语，可以说是这次随行使团的重要人物。

此时的苏联正是强盛时期，实力雄厚，而我国刚刚结束漫长的战争，物资处于匮乏状态，因此，这次访问苏联，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此行如能争取到苏联的扶持，将会大大有助于我国的发展。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苏联在礼仪上给足了我们尊重，在第一时间对我国进行了承认与祝贺，因此，接下来两个国家元首的会面充满严肃性，重要性及保密性。

陈伯达作为毛主席秘书以来，前前后后随行参与了大大小小不少个重要会议，但出国性质的外交事务，他还是第一次参加。

更何况他早在1927年赴苏学习时，便在此待过一段时间。

因此对于此行，陈伯达一方面是欣喜，一方面是紧张，欣喜是因为能在到达之后见到自己的故友。紧张是因为自己此次前来身份特殊，怕在工作处理上出了岔子。

各种情绪交杂，越是紧张越会出错，使团到达的第一天，他竟然忘请假便私自出了门，把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完全抛之脑后，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这样做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待毛主席忙完自己手头的事，准备开会时，发现陈伯达不见了踪影，他皱眉问一旁的内务秘书：“陈伯达呢，他在哪儿，今天怎么没有见到他”。

内务秘书只好如实相报，这陈伯达没请假便跑没影了。

毛主席脸上立马浮现出怒色，表示要等陈伯达回来，再开展这个会议。在场的其他人员也都为陈伯达捏了把汗，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

等到陈伯达姗姗来迟到办公室门口时，只看到毛主席一言不发的坐着。见此情形，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于是到毛主席身旁，低头等待数落。

毛主席让陈伯达把纪律文件当着大家的面通读一遍，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错误是违反了国家事务为先的纪律。

在此之后不久，苏联邀请我们国家代表团去看舞台剧，毛主席出于各种考量，便声称身体不适，无法应约，可没想到陈伯达竟私自接受了邀请并独自前去。

他在观看了舞台剧“红罂粟”后愤愤不平，因为他发现这部舞台剧中展现的内容，包含了对我中国的偏见。因此他将自己的看法转述给了毛主席。

听到陈伯达因看法不同而和苏联官员的争执过程，毛主席并没有给予陈伯达意想之中的夸赞，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指责他不该私自去看。

连续被批评了两次的陈伯达，虽然自知理亏，但还是难忍心中的不满。据说，陈伯达因为这次的事情，还要绝食抗议。

那么他最终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呢？

1949年访苏，毛主席开会时却找不到陈伯达，所有人都等着他的到来。

陈伯达访苏期间屡屡犯错，他到底是如何成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

陈伯达出生于福建一个农村家庭，家境贫寒，但他对知识有着渴望，好学爱学，后来通过自身努力考进了上海大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校运动，也由校内的机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冬天，陈伯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正是这段学习经历，让他拥有了这方面深刻的哲学思想。

1935年陈伯达发表了一篇站在“辩证法”角度描述哲学思想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扩大并奠定了他的影响力。陈伯达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

这和毛主席的重要思想不谋而合，毛主席认为马列主义思想也应该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当时国内文人之间也并不是“万众一心”，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国际派”争议最大，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权利斗争。

而这时陈伯达文章的发表，字里行间都力挺了毛主席，这便为他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毛主席选秘书是非常注重文采的，陈伯达比较出名的著作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三部曲。

这些文章影响广泛，在党员和人民之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毛主席认为陈伯达是个有才之人。

那毛主席是怎么把陈伯达调到身边做秘书的呢？

这还要说起1938年马列学院举行的一场孙中山思想讨论会，这是一场关于孙中山思想阶级属性的辩论，辩论双方都铆足了劲儿表达自己的想法，两方各执己见。

陈伯达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很多人连他的闽南口音都听不明白，为了清晰地描述出自己的观点，他便一字一句慢慢说，一旁跟他携同样观点的人还会在关键地方替他“翻译”。

恰好这场讨论会毛主席也在场，陈伯达讲“对立统一”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这些论点得到了毛主席的强烈认可。

当场便表扬了他：“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 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从此陈伯达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也正是这次机会，毛主席不仅会后就把他留了下来，和他一起吃饭，还一起接待美国记者。

经过闲聊，陈伯达和毛主席发现彼此还有其他共同的爱好，如对古文的喜欢，聊起“先秦诸子”来，两人都是滔滔不绝。

陈伯达在延安时期，经常开办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相关的讲座，而毛主席也会经常过去听谈，两人的关系越发密切。

1938年，陈伯达在延安成立“新哲学会”，写了后来比较出名的《墨子的哲学思想》。他能够得毛主席赏识的其中一个优点，便是有什么问题提前问，及时问。

如他在刚刚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时，就经常请教毛主席，毛主席每次看的也是兴趣盎然，意犹未尽，经常非常认真的通过写信的方式给与陈伯达指导。

就在这一来一往互动中，毛主席更加看重陈伯达了。陈伯达的这篇文章也获得了毛主席很高的评价，戏称他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毛主席作为一名公认出色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与诗人，学识渊博，从来书籍不离手，他选用人才也特别注重学问。

毛主席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所以陈伯达的文采刚好符合毛主席选材的胃口，但他在工作中又是如何的呢？

1949年，陈伯达开会迟到，毛主席和与会人员等他一人，结局如何？

毛主席一共有过30多位秘书，陈伯达最受器重，升职最快。他就像毛主席的笔杆子，每日琢磨主席的想法，写各种宣传文章。

两人自从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上结识后，经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陈伯达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对古文的深刻研究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后来毛主席也就把他调到了北平，留在了自己身边。

毛主席对于政治秘书的要求向来很高，除了日常的整理文件、思想讨论外，还要具备政治理论的研究能力，而陈伯达恰好符合这些要求。

陈伯达随毛主席入职后，先后做过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名称有变化，实际工作一直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他的职务虽然不高，却是一份要职，平日的工作能够接触到中共上层的核心机密，这也是他后期能升至正国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正是被毛主席这般看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毛主席才会决定要带着他一起。

那不仅是我国的一次外交访问，也是毛主席的第一次主动走出去外交，带有重要使命，要与苏联签署新的友好互助条约。

然而在需要十分严谨、重要的助力时，却被陈伯达却犯了如此轻浮、不自律的错误。

不过，虽然他在跟随访苏团外访期间，因无视纪律多次被毛主席批评，但从苏联回国后，毛主席却依然重用于他。

无论陈伯达的官职如何变，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毛主席的秘书，笔杆子，周恩来说过一句话：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可陈伯达空有理论基础，思想能力也仅限于理论。随着时间推移，他投机思想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了叶子龙、胡乔木等人为中央主席秘书，陈伯达也在内，此时的陈伯达不过刚刚50岁，但毛主席私下戏称他为“老夫子”，可见毛主席能够包容陈伯达在工作中所犯下的错误，仍以他的可取之处为材。

1966年8月，陈伯达还被选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他在中央的职位几乎紧跟周恩来和陶铸等人之后。而在党中央工作的多年来，陈伯达也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和党的工作。

但从1957年开始，陈伯达的命运有了巨大的转折，他的偏激渐渐显露了出来。

他的投机心理，致使他不得不到处找靠山，并心甘情愿为了靠山而工作，写出了不少两级分化的文章，如“天才论”等。

陈伯达在错误的路上走的越走越远，毛主席将他的偏激与投机都看在了眼里，开会的时候还着重提醒了对方的偏激之处，可陈伯达仍不知悔改。

1970年8月31日，毛主席写出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个篇幅不长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对陈伯达的批评。

“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这篇文章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毛主席对陈伯达偏激思想的指证，而他也提到自己和陈伯达虽形貌相合，实际上却背驰而行。

看到这些文字的陈伯达，也许有心悔过，但他犯下的错误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1971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对于这个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助手，毛主席表示，陈伯达早期便有不认同共产主义的行为，所以他最终走向背离人民的道路，也不让人意外。

至此，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陈伯达彻底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外界再也没有他的信息，被判处了18年刑期后，陈伯达于1981年9月29日因心猝死于北京。

陈伯达总共跟随了毛泽东长达31年之久，他的功与过都沉淀在了岁月中，他的文采造诣不可否认，但他偏激的投机思想，是他终结自己政治生涯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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