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她，就像是在读一首极有韵律的诗。”

1993年10月，一幢半弧形的建筑在东长安街北侧拔地而起，正中入口后退40余米，呈弧型环抱之势，圆润的曲线使整座建筑显得小巧、细腻。在《北京日报》1993年10月29日的报道中，曾用开篇这句话形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大楼。

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了44年之后，她的办公大楼搬上了“神州第一街”。柔和的建筑立面背后，是中国妇女事业前进道路上踩下的一个又一个坚实脚印。

位于东长安街北侧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大楼外景。摄/北京日报记者 丁文捷

政权、夫权、族权......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漫漫长河中，捆绑女性的腐朽绳索，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条条剥离。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男女平等”被正式写入其中。

女性力量正在苏醒，她们的故事开始有了更多的形状。她们是母亲，是妻子，但也是工程师、企业家、运动员，是能成为各个行业领军人物的“半边天”。

破枷锁

“中国妇女今天能开这样的盛会，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英明的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空前伟大的胜利，千百万人民和妇女坚持奋斗的结果。”

1949年3月24日下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蔡畅致开幕词。

也是在那一天，蔡畅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成为了公认的新中国妇女领袖。为了这一刻，彼时49岁的蔡畅已为此奔走了至少30年。

1919年，蔡畅等人发起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亲自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她又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下赴苏联学习考察。

1920年，勤工俭学学生在蒙尼达女校留影，左一为蔡畅。图源：北京日报

在苏联，蔡畅时常深入工厂、农村，同女工、农妇聊天，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回国后，她组织开设妇女运动讲习班，而其中的学员毕业后又回到原地区，领导当地的妇女运动。一颗火种由此播撒开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军上了前线，蔡畅带头下田，在苏区掀起妇女参与生产管理的高潮，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为妇女赢得了社会地位。

蔡畅的行动开始泛起涟漪，而涟漪又泛起了更大的涟漪，妇女组织的力量一点一点积攒起来，开始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

“半边天”

1950年4月，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废除包办婚姻、男女婚姻自由、坚持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

第一次，父权至上的时代从法律的层面被宣告终结。广大女性的自由还不止于此。

据统计，1957年，全国有70%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城市女职工达到328.6万人，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4.5倍，旧中国将妇女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的状况被彻底改变。

与此同时，女性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证”。

1954年，全国普选工作结束时，参加投票的女选民占全国女选民总数的84%，全国选出的560多万名基层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有98万余人，占代表总数17.3%，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女性代表包括蔡畅在内共有147人，占全体代表总数11.9%。

男女在全国普选中平等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1994年3月8日，一条标语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办公大楼飘然而下：“迎接95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95世妇会）在北京召开！”

时至今日，这仍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很多国际友人，也是通过这次大会形成了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而承办“95世妇会”，源自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脱口而出的一句“为什么不呢？”

陈慕华 资料图。图源：北京日报

1988年9月，陈慕华在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妇联主席。

“我这辈子没做过妇女工作，这回可是‘赶鸭子上架’。”在此之前，作为我国第二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女性，曾分管金融、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工作，而第四届世妇会事关改革开放大局，陈慕华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

据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后来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回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992年3月，中国争取到联合国同意，获得了大会举办权。大会的辅助性会议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也确定在北京同步召开。

当年8月，“95世妇会”组委会成立，陈慕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这自然是一件与世界接轨的好事，但一个摆在组委会面前的事实是，中国此前从未承办过此类盛会。在筹办之初，国内甚至连一家被广泛认可的“非政府组织”（NGO）都没有。

不了解怎么办？组委会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也派一些干部到国外参会，学习怎么组织一个国际NGO论坛。全国妇联第一书记黄启璪就专门到曾举办过世妇会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考察学习。

更为棘手的是场地。正式确定世妇会NGO论坛场地及住宿安排在怀柔时，距离世妇会开幕只有150天，而计划中的工程量约等于建造一座新城。

据《北京日报》1995年8月1日的报道，在150天中，要拆除破旧建筑物804处，共20万平方米；清除垃圾和渣土数百万吨；新建工程40万平方米，仅部分外宾所需的8个住宅小区共63栋楼房中新建筑就达27万平方米，所需的大小会议室要新建40余个。交通、通讯、供电、供水、排污，“从天上到地下”都要翻新扩建。此外，要植树230余万株，铺草坪18万平方米，栽花40万株；粉刷喷涂陈旧建筑物35万平方米……

但150天后，怀柔山环水绕、翠绿掩城，道路宽阔通畅，栋栋新楼拔地而起，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

1995年9月4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摄/北京日报记者 翟伟

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严宣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标志着男女平等由此从观念意识变为了国家意志。

那一天，颇具中国特色的“半边天”走出国门，成为了世妇会秘书长口中的“Wome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妇女撑起半边天），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

“北京+”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世界妇女大会只召开过四次。2015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赛尔曾联合提议再次召开，但终未获会员国授权。

虽然不再以世妇会的名义举行妇女大会，但是每隔五年，联合国仍会举行类似纪念活动，并从国家、区域、国际三个层面对北京“95世妇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促进世妇会制定的各项战略目标落到实处。

在联合国的语言中，这些每隔5年举行的纪念活动被称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当年的这场盛会，从未远去。

2022年10月3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同时完善生育保障，规定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

如今在中国，一个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被搭建起来。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内的红色旋转楼梯。摄/北京日报记者 李俊瑶

全国妇联大楼的另一边，一栋建筑里的红色旋转楼梯正成为时下的打卡胜地。螺旋向上，旋梯的另一头连接着中国女性崛起的全历程。

长安街畔，一座由两条曲线勾勒出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摄/北京日报记者 丁文捷

2010年，一座由两条曲线勾勒出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落成，在建筑林立的神州第一街边夺人眼球。

一条曲线柔和地蜷缩起来，好似襁褓中的婴儿，另一条则舒展地覆盖其上，让人联想到母亲的孕育。

从三寸金莲绣花鞋到识字证书，再到最早的妇女选民证，展馆中短短十几米的距离，落到泥沙俱下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女性走过了千年，她们的步伐仍在向前。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展出的绣花鞋。摄/北京日报记者 李俊瑶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女战士，我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始人，这些标签都属于如今已90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

2024年3月，她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这是一项由全国妇联组织的始于1960年的表彰活动，各个时期为国家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进妇女形象都从中涌现。

与黄会林一同获此殊荣的还有守护中国高铁的高级技师柯晓宾、合肥蓝天救援队队长苏琴、靠卖豆腐起家的民营企业家张荣华、奥运冠军张雨霏、长期从事古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付巧妹......

更为多元的女性力量，正在撑起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半边天”。

重要的是，在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中，她们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她们没有去往同一个地方，她们拥有不同的故事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