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397 年（洪武三十年）5月，正是举子们金榜题名之时。然而，在洪武帝朱元璋看来，这并非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而是他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关键之战。

就在这时，他手中沉寂了多年的屠刀再次扬起，对多位考官进行了严厉惩罚。

白信蹈、严叔载以及张信等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更多的官员则受到了发配边疆或是开除公职的惩治，而这其中更是包括了备受敬仰的学界巨擘刘三吾。

这些被严惩的官员都是科举考试的考官。在当年的会试中 51 位当选的进士，全部来自南方，故称“南榜”。而重新举行的科举中，当选的 61 位考生，又全部来自北方，故称作“北榜”。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量的官员和考生都卷入了这场风暴之中，甚至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那么，那些被斩首或流放的人真的是无辜的吗？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丁丑科全国性选拔考试落下帷幕，此次共选录了51名进士，然而全部进士均来自南方地区。

自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缓慢转移以来，南方的经济实力以及文化素养日益壮大，到明朝初创阶段时已明显超越北方。

实际上，自从大明帝国于洪武四年（1371年）启动科举制度以来，截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共计进行了六次科举。总共筛选出816位进士。

其中来自南方地区的进士高达620人，其占比率超过了七成；而且连续六届科举的状元均出自南方，他们分别是：吴伯宗（江西籍）、朱善（江西籍）、丁显（福建籍）、任亨泰（湖广籍）、黄观（江苏南京籍）以及张信（浙江籍）。

然而，若要说浩渺广大的北方六省一个优秀的人才都无法诞生，那实在是荒诞无稽之谈。

尽管占国内总人数三分之一的北方进士数量较少，但每一届的科举都有他们的身影！

就在洪武二十七年的甲戌科科举中，榜眼景清便是货真价实的北方人士（祖籍陕西邠州，成长于甘肃正宁县）。

然而此次由翰林学士刘三吾、白信蹈两位主考官主持的会试，北方考生竟未能入围半数，这无疑激起了北方学子们满腔怒火，纷纷指责朝廷存在地域歧视，并集体抗议考官的行为。

这场看似简单的科举名单之争，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极其重大。自唐朝末期进入五代十国阶段以来，国家多数时间处在南北分立的局面之中。即便经历了北宋短暂的南北一体化进程，但面积辽阔的幽云十六州故地始终被辽国牢牢掌控。

特别是遭遇靖康之耻后，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地区陷入蛮族势力长达四百年的统治深渊。

到了南宋年间，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逐步疏远，成为两个难以融合的群体。生活在北方的汉族民众，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模糊与困境。

在蒙古铁骑之下，战场上涌现出众多的优秀将领，如史天泽、郭侃、张弘范、刘嶷、董文炳等，皆来自北方地区。同时，元军队伍的主体亦由这些北方的民族构成，其中尤以最为精锐的怯薛军最为出众。

然而在元世祖忽必烈完成南北统一的事业之后，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之间的裂痕非但没有得到弥平，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在当时，南方汉人被单独划分为“南人”，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让生活在南方的汉人感到深深的刺痛。

为何人们普遍认为元太祖朱元璋对我国汉族人民而言，其显著的历史贡献和巨大功绩无法估量？

朱元璋领导的北伐战争号召，令北方汉族人民结束长期的分离状态，在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岁月洗礼后，再次看见了象征着华夏荣耀的汉家旗帜的风采。

一句“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豪言壮志，即是最好的例证。

在创建大明朝之后，朱元璋最为急迫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便是消除南北之间的差异，提升国家内部的凝聚力。

他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多次减轻北方地区的税收压力，承诺北方各省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征收各类赋税，派太子朱标巡视陕西等地，意图将首都迁移至西安，更为深远的决策是深入进行南北盐业制度的改革，积极倡导北方民众摒弃异族风俗习惯，资助北方建设各类社学机构，编写《洪武正韵》以规范全国各地的语音标准。

所有这些艰难而复杂的工作，无不是为了让南、北汉族民众重归团结，形成强烈的祖国认同感。

然而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刘三吾等人竟然给出了一份“南榜”的名单。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未能通过科举考试便意味着无法担任官职，无法参与政治活动，更无法影响国家的运行机制。

同时，科举又是维护阶层流动性以及向上攀升的必由之路。

此次的会试试题中，北方六个省份竟然无人能够考上进士，这种恶性循环若不能及时被阻止，必然导致朝廷中完全充斥着南方人的身影，而且以后负责选拔人才的考官们则清一色来自南方地区，北方学子将完全丧失晋升的希望。

此情此景，当时的北方人又何来的祖国认同感可言？

“南榜”无疑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是以刘三吾、白信蹈等人为代表的南方势力，在公然发动地域攻击！

他们的动机无非是看到朱元璋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企图趁机操纵科举取士的途径，从而垄断整个国家的政治资源。

因此，当朱元璋看到那份“南榜”的名单时，心中必定燃烧起熊熊烈焰。

然而，年迈的朱元璋不想再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于是他下令在北方落选考生的试卷中重新审视一番，增补录取十二人为进士。

这实际上是给了刘三吾等人一个台阶下：你们的猫腻我都知道，增加些北方学子入榜，这件事情我就不再追究了。

本次参与补录工作的主考官共九位，他们分别是来自翰林院的张信、戴彝，以及詹事府的王俊华、张谦、严叔载、董贯；以及来自诸王府的黄章、周衡和萧揖。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南榜”上取得前三甲佳绩的陈䢿、尹昌隆及刘仕谔亦被纳入到了补录考官的阵容之中。

这些补录考官同样肩负着选拔人才的职责，并且他们所选拔的进士将与其建立起稳固而紧密的师生关系，这无疑有意地拉近了南方进士与北方进士之间的距离。此举可谓深思熟虑，用心良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考官们似乎并未领会到其中的深意，他们呈交给朱元璋的补录试卷不仅整体水平较低，甚至还包含了一些冒犯禁忌的话语。

显然，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考官们刻意挑选出北方举子试卷中的劣质作品，并将其呈献给朱元璋。

仿佛在说：

我早就说过，北方人根本不行，你们看，果然如此！

面对这一情况，忍无可忍的朱元璋只能再度举起屠刀，以示惩戒。此次事件导致众多考官人头落地，而“南榜”中参与补录的前三名也未能幸免于难。

唯有刘三吾因已至耄耋之年且声誉卓著，得以逃脱死罪，被流放到千里之外。

在此之前，“南榜”的争议主要源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因为南方举子的文化教育水平确实相对较高。然而，随着补录结果的公布，这一争议逐渐演变为一种蓄意行为。

随后，在明朝洪熙元年，由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主持制定了南北分区录取进士的制度。

具体而言，在会试环节，南、北两方的举子试卷将分别进行评审，而进士名额分配方面，南卷将占据总名额的60%，北卷则为40%。

到了正德年间，这一制度进一步细化，将南、北、中三类试卷的比例调整为55:35:10。

南卷涵盖地区包括当今的浙江、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省份以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地。

北卷则包括如今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北京、河北、天津等省市以及辽宁、河北万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宁等边境地区。

至于中卷，其覆盖当今的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份以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卷制度仅适用于会试阶段，而在最终的殿试环节，所有考生的试卷将不再区分南、北、中三类，而是依据考试成绩进行统一排名。

由于殿试环节无淘汰机制，因此对进士名额的分配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另外，南方地区的科举成绩确实较为优异，因此状元大部分依旧产自南方地区。

元朝末年，南方爆发了红巾军起义，随后北伐成功，建立了明朝政权。明朝政府吸取元朝的教训，采取了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民族政策，鼓励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明朝统治者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南北方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明太祖朱元璋深思熟虑后，提出了"南北平等"的选官原则，旨在消除南北之间的政治隔阂，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从而实现国家的大一统。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人，如刘三吾等人，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试图垄断取士途径，以达到控制朝廷话语权的目的。

这种做法无疑是背离历史发展潮流的，实际上是一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人，他们的脑袋被砍下来，显然不能叫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