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元帅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而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和中央另外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期间，他不断向两人重复一句话：“这事不能再拖了！”

邓小平说的究竟是什么事？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

1986年，是继1976年后的又一悲伤之年。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

会后不久，韩先楚上将、刘伯承元帅、叶剑英元帅就在10月里相继病逝。

将星陨落，举国同悲。

而在主持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中，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以及国家主席李先念，都已近耄耋之年，步入了人生的深秋。

数十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一个个悄然告别了这个舞台。

让这几位见证了风云变幻的老将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与追忆。

1986年10月30日的早晨，邓小平与李先念如约来到了陈云的家中，进行了一场秘密谈话。

三位领导人这样的私下会面是非常少见的，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准备相机，记录这珍贵的时刻。

邓小平和李先念刚一落座，陈云就挥了挥手，示意工作人员先离开办公室。

陈云的贴身警卫赵天元当时也被支了出去，然而他刚踏进值班室，就听到了电话铃声。

于是他迅速折返回办公室，刚一进去，就听到李先念主席吩咐他拿烟来。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会抽烟，因此赵天元立刻找到了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

张宝忠听了，匆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递给了他。

邓小平抽了一辈子烟，大概也习惯了在烟雾缭绕间思虑国家大事。

可当时的他已年逾八旬，医生一直劝他戒烟，为了身体，他不得不加以克制。

就在这天之前不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盛情款待。

长达数小时的宴会，竟未见他点燃一支烟。

女王在后续的信函中，还特意提及此事：“但愿未吸一支烟没有使你太难受！实际上我们都不会介意的。”

可见邓小平有着很强的自制力，而且那时虽然没有戒掉，却也已经在有意地控烟了。

然而在这场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谈后，赵天元重返办公室，却发现桌面的烟灰缸里，共有六枚烟蒂。

似乎无声地诉说着此次谈话的非比寻常。

六支烟，每一支或许都是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深思熟虑；

每一次吞吐，都可能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前程。

然而这场谈话的内容，对外界而言一直是个谜，甚至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情。

直到1987年10月19日，陈云才终于透露了与邓小平、李先念这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

当时，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而陈云已决意，在会后卸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为了使众人能理解他的深远考虑，陈云在会议期间开诚布公，说明了情况：“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的早春三月，一向深居简出的陈云，轻车简从，悄然南下。

从北京出发，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杭州。

当时外界的传言不断，尤其一些港台媒体，造谣说他健康状况堪忧，甚至是身患重病。

这些纷纷扰扰，陈云自然也是了然于胸的。

因此在这样敏感的时刻，他在公众视野里的每一次亮相，或是长时间不露面，都十分微妙，难免引人遐想。

晨光正好，约莫上午十点的光景，陈云从住所驱车启程，目的地是杭州西郊。

被誉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胜地，那里有等待着他一起植树的干部和群众。

不多时，一行人抵达了“云栖竹径”碑亭侧。

早春的凉意尚存，却丝毫未能减损陈云高涨的热情，他欣然褪去大衣，连帽子也一并摘下了。

彼时的陈云，已有82岁高龄了。

警卫员见状，赶忙凑上去提醒：“天气有些凉，您把帽子戴上吧。”

陈云听了却笑道：“帽子一戴，可就看不清照片里的我了。”

显然，陈云此行除了植树，还有意借此机会“现身说法”，打破外界的传言。

数日后，薄一波踏着春色来到杭州，专程拜访了陈云。

两位老友一见面，便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前几日的植树活动。

薄一波说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种树，劲还挺大哩，真是不减当年啊。”

陈云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台湾的报纸上说我‘半身不遂’，香港的报纸又说我‘重病在身，卧床不起’。看来，我这个老头子身体还可以，还能种树呢。”

薄一波闻言，顿时明白了陈云的用意，赞许道：“用植树来辟谣，真是高明。谣言这就不攻自破了。”

尽管陈云用一次植树打破了有关他健康状况的谣言，但外界的猜测并未因此而平息，甚至有外宾直接向邓小平询问此事。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与坦桑尼亚总统的会晤中，对外界的疑虑进行了一番清晰的解释：

“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坚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加顺利地得到实施……今年下半年，我们将召开党的十三大，届时大家就能看到结果。最近中央的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的前进步伐。”

当被问及个人计划时，邓小平坦率地回答：“我已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多。尽管如此，我仍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还会选择半退。我提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我可能不再参与，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继续追问：“您是否还会继续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邓小平回答道：“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目前我担任的职务有两个：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另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职务就足够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另外，半退的形式，我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节点上。

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看来，顺利实现新老干部交替，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是衡量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持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稳步迈进的重要前提。

随着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相继离世，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压在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心头。

传承与发展的火把必须稳稳交接，以确保改革薪火代代相传。

应该说，邓小平是党内提出“交班战略”的第一人。

1973年邓小平再次复出，重返领导岗位，深知解决好交班和接班这件大事的重要性。

他对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投入了大量精力，思考如何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够顺利传承。

他考虑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同志来接班，在老一辈同志还健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认为，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

这样可以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够平稳过渡，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气候的回暖，那些曾经被迫边缘化的老干部逐步重返岗位。

但岁月不饶人，许多人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已难以支撑长期繁重的工作，接班人的问题因此显得尤为紧迫。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邓小平对“交班”作为一项“战略问题”的深刻认识已具雏形。

他指出，当前老一辈革命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挑选和培养年轻一代，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够平稳过渡。

历经一年的深思熟虑，至1979年11月2日的正式报告中，他将“交班”定义为“战略问题”。

面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邓小平更是反复重申：老干部们最首要的职责，就是严谨而细致地挑选接班人。

在诸多责任之中，没有什么比确保权力的顺利交接更为关键。

1980年，邓小平在组织路线上的思考进一步深化。

2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当务之急，莫过于挑选合适的接班人。

这一观点，于8月18日的扩大会议上得到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促使年轻一代走上前台，而老一辈则扮演好顾问和支持者的角色，这是确保党和国家领导层稳定连续性的重大战略部署。”

可见，此时的邓小平已将“交班”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在实践中不断细化与强化这一理念。

因此可以说，邓小平不仅是党内最早洞悉“交班”战略意义的人物，更是这一理念的首位倡导者和实践者。

随着中共十三大召开的脚步日益临近，1987年5月17日，陈云结束了杭州之行，重返北京。

归京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两大要务之中：

一方面，积极参与十三大各项重大决策的制定，为党的未来规划蓝图；

另一方面，则是密集地与中央一线领导展开个别谈话，确保高层人事安排的平稳过渡。

时至七八月份，频繁的会晤与对十三大前后国家重大事务的深思熟虑，让陈云感到体力透支，略显疲惫。

陈云的身体状况，引起了众多老友的关注。

8月7日早晨，李先念特意前来陈云寓所探望。

两人交谈间，李先念开玩笑问道：“你觉得自己还能活多少年？”

陈云一向务实，早就给自己制订了“两年计划”，于是便笑道：“我想，再坚持两年应当不成问题。但是要小心别摔着，饮食上也要注意，尽量在家用餐。”

9月6日，陈云来到邓小平的宅邸，参与了中央决策层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尾声，杨尚昆同志关切地询问陈云的健康状况：“您身体可好？”

陈云语气轻松：“死不了，至少还能活两年。”

杨尚昆听罢，赶忙说道：“我看十年也不在话下。”

一旁的李先念也调侃他道：“你怎么不弄个‘五年规划’试试？”

陈云笑道：“我的‘两年规划’可是个滚动式的，这样更实际一些。”

10月9日，陈云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中，听取了薄一波对即将到来的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情况所作的详细说明。

在政治舞台上，人事安排总是一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尤其是涉及到最高领导层的变动。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三位党内的资深领导人，早已就十三大时的人事安排达成了共识。

他们计划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做出表率。

然而，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成员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

大家普遍认为，这三位领导人的经验和智慧，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他们的意见是，三位领导人应该采取"半退"的方式。

也就是仍然保留一定的职务，以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1987年10月25日，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邓小平、陈云与李先念这三位党的元老，主动从中央工作的前沿阵地退居二线，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崛起让出广阔舞台。

尽管如此，三位领导人也并未完全脱离党和国家的工作，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中贡献余热。

大会通过选举，确立了新的领导架构。

其中，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至此，权力平稳过渡，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顺利完成，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铺垫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杨明伟《邓小平交班》

杨明伟《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商议“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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