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基本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正当北宋统治阶层胸怀“天下”梦想踌躇满志之时，高粱河战疫与岐沟关战役的失利改变了北宋君臣希望实现的战略目标。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人意识中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变成了南北对峙的“天下”。这一变化极大地冲击了北宋君臣传统的夷夏观念。

他们面对辽朝的“中国”意识与正统思想，在思考“华夷”关系时普遍带有焦虑的情绪。

辽朝的“中国”意识刺激了宋人自诩“正统”心理的膨胀，而从客观来讲，这种心态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人对南北并立格局的无奈及认同。

即如钱钟书所言的“北宋对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

面对强大的辽朝，宋人始终在“天下”的窘迫与“中国”的尊严之间寻找着平衡。当武力夺取天下的理想破灭后，宋人开始以道德、文化、礼仪、价值观念等为核心构建夷夏之辨的话语体系，有意强化“大国”思想意识的多元化表达。

其中，北宋使臣创作的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就渗透出明显的“重中国，轻夷狄”思想，体现了北宋朝臣南北对立时局下普遍的自大心态。

这种自大的心态，是宋使传统夷夏观的流露，也是屈辱感、无力感、压迫感、怨愤感等政治焦虑情绪的变相表达，甚至存在一定的“主观故意”成分。

这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的波斯人认为自己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比其他人优秀的心理异曲同工，也是科林伍德提出的“以自我为中心产生的优越感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存在”观点的一个实证。

在宋人使辽语录中，随处可见宋使对辽的歧视性称呼和贬低性评价。《乘轺录》《虏中风俗》《熙宁使虏图抄》等，称辽为“虏”，韩德让为“虏相”，圣宗为“虏主”，辽境为“虏境”。有时也称辽为“狄”“夷”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使辽宋臣们将每一次出使活动均自我期许为一次宣扬大国威德的政治实践，但面对强大的辽朝，内心的沮丧和屈辱却是刻骨铭心的。

寄情于使辽诗中，就出现了道路艰险、偏远苦寒、腥膻难咽等情感意象。这种“愁苦落寞”的情感意象，宋使往往通过“大朝圣国”的文学书写来进行自我抚慰。

由于使辽者不乏欧阳修、苏辙、苏颂、王安石等当时的文坛领袖，因此使辽诗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传播，这种“大国”心态亦应有一定的扩散和影响。

使辽诗中宋使的大国心理一般通过两种形式来表达，其一是“贬得地位很低”，其二是“装得气量很大”。

其中，“贬低”与“标高”是相辅相成的。“装的气量很大”在使辽诗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和频繁。

使辽宋臣们面对宋辽边境及辽境内各民族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华夷思想支配下的心理归因，“汉家恩信”“圣朝远略”等成为最常使用的话语体系。这一点上，苏颂和彭汝砺可谓典型代表。

苏颂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曾两度使辽，其使辽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国情怀的凸显。彭汝砺认为：北宋不缺战胜辽朝的将领，但我们不崇尚用武力征服“夷狄”，而是要用先进的文化和道德来感召他们。

他把向辽输入岁币粉饰为恩赐和笼络辽朝的手段，是宋廷体恤天下黎民的恩德，呈现出一种自我陶醉的大国情怀。

当然，宋朝的君臣是要粉饰对辽朝的“恩赐”，以此来填补缺失了燕云十六州又无奈于辽朝的心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

总结而言，路振、苏颂、彭汝砺、苏辙、刘敞、沈括、郑獬等人的“大国情怀”应理解为一种传统华夷观念中的文化中心意识，是宋使“以德怀远”思想语境下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建构，也是一种外交使命驱动下宋辽和平关系的“自我麻醉”式诠释。

刺激了宋使固有的文化中心意识，并以“大国”心理进行慰藉。从现实面向看，辽朝通过“中国”意与宋使的“大国”思想相交织的是辽朝的“中国”意识，二者具有内部的关联性。

辽朝“尊孔崇儒”之风盛行，成为“中国”意识生成的沃土，从而极大地识的构建与渗透，尽力摆脱北宋朝野的歧视，并增强国内汉人的归属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加强。

（一）辽朝“中国”意识生成的土壤

“华夷之辨”是根植于儒学的政治文化观念。李玉君认为：“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

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或政权儒化后就会产生“华夷之辨”，就会觉醒“中国”意识，乃至引发“正统”之争，辽朝也不例外。儒学教育在辽朝社会的普及，科举取士制度的承续及儒学典籍的不断流入，逐渐生成了辽朝社会“中国”意识觉醒的沃土。

在儒学、佛学和契丹传统文化交织的社会思想土壤中，“汉契一家”的社会交融现象逐渐显现，辽朝统治者“辽宋同为中国”意识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

（二）辽朝“中国”意识构建的现实面向

辽朝建立伊始，如何安置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移民，如何处理多民族间的关系及与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增强各民族对辽政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都是摆在辽统治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辽朝统治者探索了农业开发、儒化教育、二元政体、澶渊缔盟等政治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实践，逐渐让治下普遍持“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汉人接受了辽朝统治，进而加强了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契丹建国后，移入的汉人，特别是燕云地区的汉人普遍存在“思归”心理。即使到了“澶渊之盟”以后，使辽宋臣仍然感知到辽境汉民“心向中原”。

这种认知虽然是宋廷“谋燕”的持续性政治论述，具有想当然的成分，但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辽朝社会存在的政治认同危机。

面对这种现实的危机，辽朝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最终构建了“北极之下为中国”的“大中国”概念。“澶渊之盟”约定，北宋向契丹输入岁币，甚至到兴宗时变成“‘纳’与契丹”，因此，在契丹统治集团意识中，北宋已成辽朝的“臣属国”。

作为汉人，将北宋视为“威德怀远”的对象，足以证明在当时辽人心目中，北宋仅是“臣属之邦”，辽朝才是“中央之国”。

但是，辽在东亚大陆的中心地位，虽然得到了高丽、铁骊等诸多部落、民族、政权等的承认，但唯独没有得到北宋的认同。

面对内部汉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危机，以及外部宋辽关系的调整，“澶渊之盟”后“南北对等”“南北一家”逐渐成为辽朝“中国”意识的主要表征。

关于辽朝与中原政权的南北互称，史料上看圣宗朝以前基本是北宋的话语体系。即，汉人称契丹为“北朝”，称中原政权为“南朝”，契丹自称“北朝”的并未见明确记载。

“澶渊之盟”后，宋辽互遣使者交聘成为宋辽外交关系的常态。此时“南朝”“北朝”的称呼开始正式进入官方语境，单纯的地理方位指代逐渐演变成“中国”意识的表达及正统地位的竞争。

使辽宋臣在语录和使辽诗中称呼辽朝，除用“虏、狄、夷”等歧视性称谓及直呼“契丹”外，“北朝”是最常用的称呼。

值得注意的是，辽朝在政治上取得与北宋对等往来的地位后，随着“正统”意识的增强，开始出现了有意凌驾于北宋之上意图。

辽朝在取得与北宋对等往来，乃至试图凌驾于北宋之上的过程中，“中国”意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特别是辽道宗以后，“契丹也是中国”的观念也为辽朝各民族的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的稳固提供了思想保障。

同时，辽朝君臣还产生了“中心之国”的自我意识。中京城被辽人奉为“四方之极”，辽朝自然就成了以“中心之国”为内涵的“中国”。

这与辽太祖、辽太宗时期将“中国”视为“中央之国”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辽为中国”“辽为中心之国”的“大中国”观念被树立起来。

通过对宋使的“大国”思想和辽朝的“中国”意识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相互促动的关系。

辽朝“中国”意识的觉醒，刺激着以使辽者为代表北宋君臣，他们的焦虑在失去武力征伐可能的背景下移情为唯我独尊式的“大国”心态；而这种“大国”心态反作用于辽朝的“中国”意识，使辽朝急于通过构建“中国”认同摆脱宋人的歧视及国内汉人归属感不强问题。

二者的交织，是“华夷之辨”在辽宋夏金元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呈现，既反映出唐末以来“华夷”格局的变化，也凸显了辽朝时期“大一统”“大中国”观念的形成。

辽朝由“中央之国”的“大蕃”思想，到“南朝”“北朝”平等地位的追求，再到“中心之国”的“大中国”意识，完整地展现了契丹政权的“中国”内聚过程。“大中国”观念被金、元、清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