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三十万青州黄巾进入兖州，被新任兖州牧曹操率领精兵一通追杀；加之各县坚壁清野，黄巾野无所掠，又被曹军追击无暇攻城，只得一路带着随军家属饿着肚子转战狂奔，这不是打仗，简直就是数十万难民偕老扶幼跑马拉松，太惨了。好在黄巾之中也有些寒门精英，他们想起曹操也曾在青州担任过父母官，做的事情与他们也像是同道，于是发了一篇檄文送给曹操，言：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之力所能存也。”

原来，正如前文所述，曹操当年做济南相时曾禁断淫祠、大举毁坏神坛，这与黄巾军反对淫祠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黄巾信奉的太平道属于黄老道教，只敬轩辕黄帝和老子，“不奉他神”，甚至连五帝都成了“五方直符鬼”，而昊天上帝也成了“高天万丈鬼”，乃“百鬼中皇姓，系天六方鬼之主”（天师道典《女青鬼律》），因而必须对这“六天故鬼”大加挞伐，而对于其他的神鬼祠庙也要一律禁毁，更规定“不得向他鬼神礼拜”、“不得祠祀鬼神”（天师道典《老君说一百八十戒》）。而檄文中所谓“中黄太乙”，既是黄帝与老子的合称（注1），也是一种以脑神为中心的道教存思术，是曹操一直都在修炼的一种延命养生之法。所以黄巾认为曹操与自己宗教信仰相同，而且跟自己一样都反对贪官与奸商借这些淫祠盘剥百姓，是个可以信任与争取的好官与教友。这篇檄文与其说是战书，不如说是同道之间的交心劝告。

曹操对于黄巾的宗教信仰其实是认可的，但对他们的反汉思想却不能相容，所以他回书叱骂，坚决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又表明双方也可以求同存异，悠悠乱世，芸芸众生都在往活路上挣扎狂奔，互相践踏，谁又能怪得了谁？你们造反也是为了混条活路，但凡有口饭吃也不会在刀尖上过日子。这样吧，投降我曹操吧，我曹爸爸不能为你们反汉，但至少会尊重并保护你们的宗教信仰，并能给你们一口饱饭吃。

在当时，曹操能这样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这违背了他的阶级属性。比如袁绍公孙瓒皇甫嵩等其他豪强，他们对于黄巾就严重缺乏好感，表现出来就是心狠手辣的残酷屠杀。在这些双手沾满农民军鲜血的汉末群雄之中，曹操简直就是一个异类。究竟官宦世家出身的曹操与这些贼寇出身的黄巾之间有何暧昧不明的关系，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总之，经过几个月艰苦的谈判与交涉后，这年冬天，曹操亲自来到黄巾大营，安抚各头目，共论“黄老之道”，双方遂达成共识，一笑泯恩仇，欢宴三天三夜，终于放下心防，三十万黄巾接受了曹操的招降。

这个结果是双赢的。兖州历经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正好可让三十万黄巾屯田，政府提供土地、农具与耕牛，黄巾则提供人力，产出粮食双方平分。而其中万余战斗力尚可的精锐则被收编成为一支独立的曹军战斗部队，号为青州兵。

青州兵是一支很奇怪的部队，他们人数众多，却没有一位将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他们军纪败坏，战斗力又差，却极受曹操宽纵与信用，因而得以三十年始终保持独立编制于曹军军事体系中，成为世兵，两代效忠曹操。曹操在南征北战中，几度战败兵溃，他们虽然逃的最欢，但最终也没有离散，也没有乘机倒戈。三十年来，他们助成曹操霸业，曹操则给予他们生存的物质保障与精神力量，双方互相信任，不离不弃，而当曹操一死，青州兵就“擅击鼓相引去”，竟自行解甲归田回去做农民，将不做将，兵不做兵了。可见在青州兵眼中，他们只认曹操一人，不认别人任何人做领袖，就算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也不行。

当然，作为一支流民（史书叫“贼兵”）出身的军队，青州兵不仅战斗力差，军纪也实在不好，常常杀掠百姓，就算被招安了也改正有限，大大损坏了曹军的光辉形象，后来曹操征徐州屡屡放任青州兵杀掠，还因此颇受史家责难。

众所周知，曹操在天下兵家中一向是以军纪严明、执法酷峻著称的，大家去搜看看他所发布的《军令》，《船战令》，《步战令》，《严败军令》，《重功德令》，就会发现当一个曹兵有多难。而抢掠百姓，那是肯定要斩首的。这叫乱世用重典。

在古代君王之中，曹操算是个偏情绪化的异种，但他对青州兵的这种罕见的温情脉脉，简直是违反了自己的兵家原则与阶级属性。

为啥全天下的诸侯、豪族都在疯狂镇压黄巾、或者仇视黄巾，曹操却和这帮妖艳jian货不一样，反和黄巾贼打得如此火热？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这还是得从曹操与青州兵共同的宗教信仰上去寻缘由：事实上，曹氏家族百年来一直信奉黄老道，其祖父曹腾就曾推荐黄老文人边韶为汉桓帝撰《老子铭》，足见其与黄老道关系密切。曹操受家族影响，一生亦尊奉此道（注2）；在他晚年所居的洛阳宫殿里，也还有专祠黄老的‘濯龙祠’。而黄巾所信奉的太平道，乃至后来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都并非要打了天下建立一个农民政权，他们只是认为“汉行气尽”，末世即将来临，为避此终末之灾，故而想改变朝代及宇宙的循环，找出新的“受命者”去辅佐他，并成为他的精神导师，正如他们所想象的老子曾经在过去许多时代为皇帝们做天师一样。

事实上，黄老道与世界上其他早期宗教一样，都存在着“劫世”（世界末日）观念与救世主的教义。太平道的教典《太平经》甚至声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注3）秦汉时黄老学说中所谓“真人”即是天命的传达者，是受命于天而行革命的人，有很强的政治神性（注4）。而如此反动的末日预言，竟然从汉成帝到汉灵帝两百年间三次被献给皇帝，引发朝堂争议不断，甚至让有些汉帝也相信了这个对汉家具有颠覆性的政治神学逻辑。另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也让大量百姓对此思想深信不疑，每逢世道动乱，就会引发更大的动荡，大家都苦苦期待着真正的“黄家天子”终结这个腐朽世界，带领民众脱离苦海，走向新的太平世道。

于是，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注5），同样信奉黄老道并对道教人士非常优容的曹操，就逐渐成为了道教教众最终认定并想要辅佐的“黄家”救世天子。从晋代道经《真诰》所保存的资料“魏武帝为北君太傅”，也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曹操都被道教奉为真神，且神位崇高。

另外，与道教同源的五行学说认为：土行应该代替火行，黄色应该代替赤色，而汉朝即赤色火行，必被黄色土行所取代，所以黄巾军的口号是“黄天当立”，再早之前还有农民起义军自称“黄帝”与“黄帝子”（145年马勉起义与148年陈景起义）。所以曹丕即位后便以“黄初”为年号，将黄老道定为曹魏的主要意识形态。而在曹魏集团内部，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宣扬自己的黄老道属性，如王沈《魏书》上说曹操祖先“出于黄帝”，陈群桓阶等人在向曹操劝进时也表示“汉行气尽，黄家当兴”。建安年间曹操命有司造宝刀五枚，曹植作《宝刀赋》更称之“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足见在曹魏内部，曹操早以救世之“黄家真人”自居。另外，曹操还招致天下方士聚于邺下，给予极好的待遇，甚至在曹魏统治集团内部，也多有笃信黄老道者，如曹真字子丹，夏侯玄字太初，这都是偏好道教的名字。而曹丕也写过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仆有剑一枚，明珠标首，蓝玉饰把，用给左右，以除妖气。”（《全三国文》载曹丕《送剑书》）“以除妖气”云云，应受道教法剑信仰影响甚深（法剑信仰内涵之一，即斩妖除魔、辟邪制怪），曹丕对于道教神力之热望、盛赞亦由此可见一斑（注6）。

总之，曹魏集团带有浓厚的黄老道属性，此天下皆知，所以道教领袖张鲁才会表示“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率领数十万教民毅然投降“黄家天子”曹操。而曹操也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地为天下列侯之最；其五子亦皆被封侯，其女则嫁于曹操之子曹宇为妻，两家联姻。顺便说一下，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正是曹宇与张氏之子，也就是张鲁的外孙。曹操对黄老宗教人士之优容竟至于此，连史家裴松之都认为这过分了，大呼：“张鲁虽有善心，要为败而后降，今乃宠以万户，五子皆封侯，过矣。”

裴松之根本就不明白，曹操这才是深谋远虑啊！苍天已死（注7），黄天当立，末世危机，真人救世……这些暗流涌动的社会思潮与人民运动，正是一股隐藏在历史逻辑背后的宗教力量。比起二袁孙刘等其他诸侯（注8），曹魏更好的理解、掌握并整合利用了这股力量，所以才能顺势而进，而有本钱与豪强大族讨价还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注9）。

当然，在曹魏集团内部，曹操这些宽纵、优待黄巾流民与道教教众的政策，以及实施屯田，其实是遭到非常多反对的，特别是以司马家族、陈群家族、荀氏家族为首的豪门士族，他们一则在意识形态上与黄巾完全相悖（儒道之争），二则在阶级矛盾上也完全不可调和（豪强与流民），三则曹操招募这些流民与道众屯田，也就等同在与豪门士族抢夺耕地与人口。无论哪一点，都是豪门士族们坚决不肯接受的，只是由于曹操手段高超且多以高官厚禄笼络，又有青州兵这支庞大武装力量为制衡，所以豪门士族才忍气吞声、不敢造次。

可惜，曹操的寿命毕竟有限，士族们搞不定曹操，就纷纷围绕在魏世子曹丕身边，希望对其施加影响。特别是河内司马氏（司马懿）、太原郭氏（郭淮）、清河崔氏（崔琰崔林）、太原孙氏（孙资）、陈留高氏（高柔）、范阳卢氏（卢毓）等较晚加入曹操集团的河北士族，这些河北士族最早或许是亲袁绍的，后来却因为士族掌门人袁氏的惨败，而不得不屈居于“赘阉遗丑”的曹氏集团之下，他们自然要想办法翻本，而曹操在赤壁败后亟需河北士族的支持以稳定北方，对此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结果渐渐对他们失去了控制。

果然，等曹操一死，青州军这些原本来自黄巾的太平道信徒，既对曹丕是否会延续曹操政策不信任，更害怕曹丕身边的豪门士族将对他们展开清洗报复，又认为曹操这个“黄天真人”死后“”天下将乱”，故而“皆鸣鼓擅去”。豪门士族得知此事后，立刻鼓动曹丕“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只有少孤家贫的谏议大夫贾逵坚决反对，并建议曹丕以大丧在殡，嗣王未立，作长檄，告所在各地给其廪食，尽力平息此事，这才避免了一次大乱。

然而，青州军解散后，曹丕也就失去了整合宗教与民众力量以制衡士族的抓手，只能彻底倒向豪门士族来巩固政权，遂在察举制的同时采纳陈群的九品官人法（注10），渐渐使朝廷的选才权掌握在了世族门阀的手中。

这里还是花点功夫详细解释一下魏晋的九品官人法。汉代的选举制，本是一种由政府根据“乡举里选”登用人才的办法，其选拔的标准，是依据乡里宗党平日对这个人长期观察得出的社会舆论，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官民合作的官吏登用方式。然而经历了汉末的大乱与割据后，“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社会基层乡里制度亦遭到破坏，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大降，难以了解地方情况与民间舆论，亦难以阻遏地方势力的分裂趋向，所以只能放弃了民间乡里舆论，而由朝中现任官员兼任中正官，来对各自出身州郡的人才评定等级，拔擢选官。比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曾在西晋以京官著作郎（专掌著作、主修国史之官，其下还有“著作佐郎”多人）的身份担任本郡巴西郡的中正。

换言之，中原大乱之后，地方基层组织被破坏了，曹魏只能靠青州兵与屯田客来撑场面，现在青州兵也没了，曹丕的位子又不稳，所以只能将部分人事权下放给在朝中任官的“衣冠士族”地方代表，让权力的半公开世袭合法化、规范化，以换取他们的政治与经济支持。至魏帝曹芳时，当政的司马懿又增设了权力更大的州中正，让世族门阀进一步掌控了朝廷选官权；同时原先的察举考试制度（注11）、官员试用期制度与举荐连带责任也陆续被废除。而士族掌握政权后，又变本加厉，开始向屯田民加派徭役，驱使他们离开土地而让豪门士族得隙侵占，如此则曹魏的基层就越来越空，士族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在司马代曹的过程中，除了高平陵事变，遇到了唯一阻力就是“淮南三叛”，而淮南亲曹大军的主力，就是屯田兵，可惜此时的屯田兵，已被士族门阀侵占削弱甚多，力量不复从前，所以才被司马氏轻松扑灭。

如此，从西汉的豪强，到两汉之交的豪族，再到东汉的士族，最后到魏晋的门阀，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终于进化完毕，最终，司马氏篡去了曹魏的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第一个贵族帝国。当然，这与其说是帝国，不如说是一个或松或紧的豪门大族联盟罢了。

分析到这里，现在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了，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为何兵那么少，他至少不是还有青州兵吗？其实答案很简单，既然曹魏集团中很多士族都对青州兵意见很大，那曹操怎么还会让他们参与正面战场呢？多影响团结啊！不如就让他们待在许下、洛阳一带震慑豪门士族与反对力量，岂不更妙？

最后一点，青州兵作为豪门士族的大敌，即便其中出了一些寒门精英，估计也在曹丕任内被抹杀干净了，这大概也就是两代青州兵中竟没有一位将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原因吧！

注1：黄帝居中，故在道教中又被称为“中黄真人”；“太乙”则有广大无边、元始原初之意，故汉代国家祭典曾以其为最高天神，而道教徒也以其为最高智慧（唯一大道）老子的象征。

注2：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自己当年三十多岁辞去东郡太守的职务归乡隐居时，“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所谓“精舍”正是当时道教徒用于修行或涤罪之所。东汉末年道教领袖于吉与张鲁就都曾为教众建造过大量精舍。此外，太平道经典《太平经》中曾提出禁酒的问题，云“酒之害万端，不可胜纪”，“故当断酒也”，另外还批判了当时“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的厚葬弊俗。而这些思想都与曹操“禁酒”“薄葬”的言行不谋而合。

注3：西汉成帝时，齐地方士甘忠可宣称天帝派赤精子传授他《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共十二卷，后经其弟子、信徒秘密传布，日久年深，至东汉顺帝传到方士于吉手中时，该书篇幅已达170卷，内容涵盖儒墨道阴阳等各家内容，体系庞杂，包罗万象，称《太平清领书》，一名《太平经》，又经数十年，传到张角手中，成为他传教之教典。《太平经》中的劫数观念，应是中国五行轮替思想与当时西方传来天启宗教思想的结合。

注4：如秦始皇晚年便听从燕人卢生之说，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还有汉桓帝时南顿人管伯起兵造反亦称“真人”。

注5：如前所述，曹操微时，便被很多人认为是救世者，如南阳名士何颙第一次见他，便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老太尉桥玄也曾对年轻的曹操给予极大期望：“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注6：冯渝杰：《道教法剑信仰衰落原因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

注7：东汉末年曹操宗族墓中“仓天乃死”字砖，以及西汉末年尹湾汉简《神鸟赋》中“苍天苍天，视彼不仁。方生产之时，何与其【难】”的哀叹，都说明汉朝民众对天的信仰已经动摇，他们迫切需要新的神祇来拯救他们。黄巾军“苍天已死”的口号，恐怕在汉朝民间已经喊了很多年了。

注8：汝南袁氏也坚称自己是土德虞舜的后代，孙权称帝后也用过“黄武”和“黄龙”这两个年号，但袁绍与孙权浅尝辄止，并未如曹魏般跟黄老道进行深入结合，而袁术虽然多次与黄巾军联合，但那是他在与士族合作失败后的无奈选择，他这样做既无法得到道教人士的真诚认同，又得罪了士族，等于两边不讨好。

注9：以上关于曹操与道教的论述，可参阅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与顾浩华《曹丕的超越：汉末中国王朝建立的政治文化》。

注10：自魏晋至宋代文献皆称其“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的说法大约是北宋以后才出现的概念，其源自于苏轼的一篇概述历代选士制度的短文《游士失职之祸》。鉴于苏轼的盛名，元以后胡三省、顾炎武、赵翼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皆祖述其说，采用九品中正制的概念代替九品官人法。在他们的影响下，近代以来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多采用九品中正制概念。但其实，九品官人法的概念更准确。参阅陈长琦：《官品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18页。

注11：魏晋时期其实还有举孝廉、贤良、秀才的察举制度，但察举出仕的官职都是最低阶的，仕途发展极为受限，导致到西晋末年，通过察举出仕已经成为人生的污点，任何出身名门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比如名士夏侯湛在以门第入仕后又举贤良，结果却被降品，仕途难以再进，简直就是倒霉透顶。五胡乱华后东晋“往遭寇乱，学校久替”，最终朝廷干脆取消了察举考试，此后察举便成为招募寒门子弟来做不起眼小官的一种手段。参阅【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02》之《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