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可王兆相这个＂倔脾气＂的将军，偏偏要在胜利的时候＂添堵＂。1948年，沈阳刚解放不久，各路大军摩拳擦掌准备入关，可上级偏偏把他留在沈阳当警备师师长。按理说，妻儿都在沈阳，待遇也不错，可这个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将军，却放不下心中那团火。为什么一个位高权重的警备师长，会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去找东北军区参谋长陈奇涵＂讨说法＂？他又为何如此执着地要追随大军南下？

说起王兆相的＂倔脾气＂，还得从三战四平说起。那是1947年的春天，东北野战军正在四平城下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当时王兆相正率领着6纵18师，在渤海军区一带进行休整。战事吃紧，上级一纸调令，要他火速赶赴四平前线。

这支从渤海军区走出来的部队，还带着海风的咸味儿就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当时，18师负责四平城南的进攻任务，一天之内就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防线。可谁知道，这样的战绩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而遭到了纵队首长的误解。

说来也怪，当时有个参谋在战报上写错了进攻时间，把＂下午三点＂写成了＂晚上八点＂。这一写不要紧，纵队首长一看，顿时火冒三丈：＂怎么进攻这么慢？其他部队早上就打进去了！＂

这误会可大了去了。王兆相带着部队拼死拼活，可上级却认为他指挥不力。更让他难受的是，战后的补充兵员分配中，18师竟然被排在了最后。

＂打仗打得好不好，兵员补充就知道。＂这句东北军区流传的老话，让王兆相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他找到上级，提出要调离6纵。上级考虑再三，把他调到了辽吉军区，担任军分区司令员。

可谁曾想，这一调反倒成就了他的另一番事业。1948年初，东北战局风云突变，各个军区纷纷组建二线兵团。辽吉军区接到任务，要组建独立13师。这个重担，自然落在了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王兆相肩上。

从军分区到独立师，王兆相带着部队一路向北，开赴到长春城下。这时的长春，已经被东北野战军团团围住。独立13师虽然是预备队，但也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就在这段时间，王兆相带领部队进行了一次次实战演练。他总是对部队说：＂咱们虽然是预备队，但随时都要准备打硬仗。＂果然，在后来的沈阳战役中，独立13师一战成名，创下了令人称道的战绩。

此时的王兆相，已经完全摆脱了在6纵时的阴影，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劲旅。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后来会在解放沈阳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

长春的战事刚刚落幕，独立13师就接到了南下解放沈阳的命令。1948年10月底，当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已经被歼灭时，沈阳城内的青年军207师却显得格外顽固。这支部队盘踞在沈阳城东北角，占据了军工厂等重要地段。

独立13师接到的任务是攻克青年军207师的防区。这个防区地形复杂，既有厂房林立的工业区，又有街巷纵横的居民区。更棘手的是，青年军207师的官兵大多是东北本地人，他们对这片地形了如指掌。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独立13师就遭遇了顽强抵抗。青年军207师利用工厂的高大建筑物构筑了多处火力点，还在街道上设置了大量路障。独立13师的突击部队在推进过程中，不得不逐个清理这些火力点。

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青年军207师突然派出代表，表示愿意投降。王兆相给了他们一个小时的考虑时间。然而，这个投降举动竟然是个假动作。敌军代表回去后，不仅没有带队投降，反而发起了更猛烈的反击。

原来，青年军207师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官兵主张投降，认为继续抵抗只是徒增伤亡；另一部分人则坚持抵抗到底，他们认为只要坚持到援军到来，就还有转机。这种分歧导致了敌军指挥系统的混乱。

独立13师抓住了这个战机。王兆相立即调整战术，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打法。先是派出小分队，切断了敌军各个据点之间的联系，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这种打法很快显现出效果，敌军的抵抗力度明显减弱。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独立13师还采用了一个特殊战术。他们派出了由东北籍官兵组成的劝降小组，专门对准敌军的东北籍官兵做工作。这些劝降人员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讲述家乡的变化，说明抵抗的无望。这一招特别奏效，不少敌军官兵开始动摇。

经过三天激战，青年军207师的防线终于被突破。最后的战斗在一座工厂内进行，当独立13师的战士冲进工厂大院时，发现许多敌军已经放下了武器。那些主张投降的官兵趁机控制住了顽固分子，整个部队随即投降。

这场战斗的胜利，为沈阳的全面解放扫清了最后的障碍。独立13师不仅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更展现出了过硬的战斗素质。他们既有勇猛果断的进攻作风，又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运用，更重要的是懂得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战法。

在这场战斗结束后不久，独立13师进行了短暂的休整。然而，对于王兆相来说，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948年11月初，当沈阳城内的硝烟刚刚散去，一份新的任命就送到了王兆相手中：担任沈阳警备师师长。这个任命来得突然，却又在情理之中。独立13师在攻克沈阳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而王兆相对东北地区的情况又十分熟悉，由他来担任这个职务可谓是最佳人选。

沈阳警备师的任务可不轻松。首先，要接管这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维持社会秩序。其次，要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再次，还要保护工业设施，协助恢复生产。这些任务，每一项都不简单。

刚接手时，沈阳城内还处于一片混乱状态。街道上到处是战争留下的痕迹，不少地方的电力和供水都还没有恢复。王兆相立即组织部队，分区域开展清理工作。他把原独立13师的干部骨干分散到各个区域，利用他们在战斗中积累的经验来处理各种复杂情况。

最棘手的问题是处理投降的国民党军队。这些人数量不少，分散在城市各处。如何安置他们，既要防止他们捣乱，又要争取教育改造，这是一个难题。王兆相采取了＂分类处理＂的办法：对基层官兵，安排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对中级军官，进行政治学习；对高级军官，则严加看管。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警备师还要应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当时，不少特务分子混在投降官兵中，伺机破坏。王兆相组建了专门的侦查队，在城区内进行细致排查。通过排查，先后发现了多个特务组织，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破坏行动。

沈阳是东北的工业中心，保护工业设施是警备师的重要任务。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军工厂，更是要严加防范。王兆相派出了精干力量，昼夜守卫这些工厂。在他们的保护下，沈阳的工业生产很快就恢复了运转。

除了这些军事任务，警备师还要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群众工作。当时，沈阳城内还有不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员和富商，他们对新政权抱着观望态度。警备师派出工作组，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明政策。这项工作做得细致入微，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就在警备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平津战役打响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向关内挺进，而王兆相却不得不留在沈阳。每当听到前线传来的捷报，他就坐不住了。他多次向上级请示，要求带队南下参加战斗。

对于一个老战士来说，守卫后方确实不如冲锋陷阵来得痛快。但是，沈阳的稳定对于整个解放战争来说同样重要。这座城市是东北的门户，是后勤补给的重要基地，如果后方出了问题，会直接影响前线战事。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进入最后阶段。王兆相在沈阳得知这一消息后，再次找到了东北军区参谋长陈奇涵。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份详细的工作交接计划，内容包括了警备师各项工作的具体安排和接任人选的建议。

陈奇涵收到这份计划时，正在处理平津战役的后勤补给问题。王兆相提出的交接方案确实考虑周全，但上级仍然没有立即同意他南下的请求。原因很简单：沈阳局势虽然稳定，但仍需要有经验的将领坐镇。

不过，王兆相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开始着手培养警备师的接班人。在日常工作中，他有意识地让副职干部独立处理各种事务。特别是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他总是让这些干部亲自指挥，自己则在旁边观察和指导。

这种培养方式很快见效。1949年2月初，沈阳城内发生了一起特务份子的破坏事件。当时王兆相正在外地开会，警备师的副职干部迅速组织力量，在短时间内就控制住了局势。这个事件让上级看到了警备师已经具备了独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王兆相还在为南下做着另一项准备工作。他让参谋人员收集整理了关内各地的地形资料，研究可能的作战方案。虽然还不知道能否南下，但这些准备工作一点都没有马虎。在他看来，一个军人随时都要准备打仗。

3月初，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的消息传来。这一次，王兆相没有再去找陈奇涵，而是直接给林彪司令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沈阳的警备工作情况，并再次表达了参加南下战役的请求。

这封信起到了作用。林彪在看过信后，考虑到王兆相的战斗经验和他为警备工作做出的贡献，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条件是必须等到新的警备师长到任后才能离开。

新任警备师长很快就到了沈阳。这是一位在地方工作多年的干部，对城市管理很有经验。王兆相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把警备师的各项工作都交接清楚。从军事部署到群众工作，从情报收集到后勤保障，每一项都详细说明。

终于，在1949年3月下旬，王兆相带着一支精干队伍踏上了南下的征程。此时，其他部队已经过了长江，开始向南方挺进。为了追赶大军，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军速度。

一路上，王兆相带领部队走过了华北平原，穿过了黄河渡口，终于在安徽境内追上了主力部队。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指挥部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这支＇掉队＇的部队，总算是赶上来了。＂

1949年4月，王兆相率部终于赶上了主力部队。此时，解放军正在进行渡江战役的最后阶段。上级立即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任务：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大别山区的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

这支国民党军队是胡宗南的残部，在大别山区盘踞已久。他们利用复杂的山地地形，采取游击战术，给解放军的进攻造成了不少麻烦。王兆相的部队虽然刚到，但因为在东北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剿匪经验，立即被派到前线。

战役开始前，王兆相带领侦察员深入大别山区，实地考察地形。这片山区沟壑纵横，林木茂密，与东北的山区很不相同。他们花了三天时间，绘制了一份详细的地形图，标注了敌军可能的藏身之处和活动路线。

根据侦察结果，王兆相制定了一个包围圈逐步缩小的作战计划。他把部队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搜索打击，第二梯队设置封锁线，第三梯队则机动支援。这种部署确保了敌军无法轻易突围。

战斗打响后，首先遇到困难的是第一梯队。敌军经常是在他们靠近时突然开火，打完就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兆相调整了战术，让部队改用小分队作战，每个小分队都配备了向导和通讯设备。这样一来，虽然兵力分散，但联系更加紧密。

随着战斗的深入，敌军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他们被迫退守到几个险要的山头。这些山头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王兆相没有急于强攻，而是先派出工作组，对敌军进行政治争取工作。

这项工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原来，敌军中有不少是被胁迫参军的当地百姓，他们对继续打下去已经失去了信心。工作组用当地方言跟他们交谈，说明政策，很快就有一批人员投诚。

敌军的主力虽然还在抵抗，但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在一次夜间行动中，解放军的突击队成功占领了一个制高点。这个高点是敌军防御体系的关键，失去它就意味着整个防线都不稳固了。

最后的总攻是在一个雨天发起的。雨水让山路变得更加难走，但也给了解放军战士接近敌军阵地的机会。当天拂晓，三个梯队同时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敌军的最后据点。

这场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大别山区的战事基本结束。王兆相带领部队完成了从东北到华中的远征，也完成了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当地百姓得知战斗结束的消息后，纷纷送来粮食和水，犒劳这支远道而来的部队。

在战后的总结会上，指挥部特别表扬了王兆相部队的表现。他们不仅展现出了过硬的战斗作风，更展示了政治争取工作的重要性。这场战役的经验，为后续解放其他山区提供了借鉴。